说话中的众生之相

摘要：《暂坐》是贾平凹以西京城为背景，以暂坐茶庄为中心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关注了一群新女性的生活史和生命史，揭示了都市与女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一部以“说话”为主要文本形式的小说，借女性之口、男性之口乃至其他事物之口，展现了暂坐茶庄内外的人情与世情，见证了女性乌托邦的建构和崩塌，勾勒出了世态人生的众生相。

关键词：贾平凹；《暂坐》；女性解放；说话；众生相

《暂坐》是贾平凹继《废都》之后创作的又一部都市题材的长篇小说，可以看作是对《废都》的一种延续和改写。但是与《废都》以男性人物“庄之蝶”为叙述焦点的写法不同的是，《暂坐》转换了男性人物与女性人物的主次关系，以暂坐茶庄为中心刻画了红楼群芳般的女性人物形象。小说既描绘了她们的日常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揭示了都市与女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最终呈现了都市背景下女性的痛苦、忏悔和宿命感、悲剧感。“众生说话即俗世”“众生之相即文学”[1]。“说话”作为文本在小说中大量出现，这“说话”主体不仅仅指的是具有语言功能的人物，还包括无声胜有声的其他事物。借人物之口真实地还原生活的本真形态、揭示社会背后的残酷真相，借其他事物之口又暗示了以海若为首的女性群体的最终宿命。小说以众生“说话”的叙述方法清明上河图式地展示了西京城下、暂坐茶庄内的众生之相。

一、女性之口——还原生活本相

《暂坐》并未跳出“传统”的贾平凹语境，依然是在人际关系这一社会性的伦理空间内，从人情和世情的角度出发来关照生活和现实。小说更多的是关注个人生活际遇和命运过程，通过人物对话来展现“西京十二玉”的生活史和生命史。“《暂坐》将‘外在’的生活、现实、社会和人物‘内在化’，作家把主体的体验和感受、思考和情致渗透在小说所表现的人物和世界中，主观因素融合、化解了历史与现实，将之纳入主体的想象形塑。”[2]小说通过女性之口，还原了女性解放和女性生存困境的生活本相。

受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影响深远，女性解放一直是中国现当代作家文学创作的讨论中心，但娜拉最后的出路真的只有堕落或者回来两种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暂坐》中也可见一斑。小说中人物的故事基本是通过人物之口讲述的，贯穿小说的主要线索有三条：第一条：文章标题首尾呼应，形成一个伊娃重返西京和再次离开西京的闭环；第二条：“以一个生病住院直至离世的夏自花为线索，铺设了十多个女子的关系，她们各自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在关系的脉络里寻找着自己身体和位置”[3]；第三条：暂坐茶庄作为主空间的繁盛和消逝。

茶庄作为最重要的线索和人物交谈的主要中心，其间的女性对话展现了女性解放意识在新时代的发展。首先，这些女性敢于突破传统的婚姻束缚，例如在《海若·茶庄》一节中的对话，“伊娃说：‘这就是你么，妻子，母亲，茶老板，居士，众姐妹的大姐大。’海若说：‘我没丈夫么，给谁当妻子？’”[4]海若已经下意识地摆脱了女性的自然属性，并不认为自己的身份被束缚在了婚姻关系之内，并不以离婚为耻。伊娃给了海若除了传统家庭观念内的妻子、母亲外的其他三个身份：茶老板、居士、众姐妹的大姐大。这是新时期女性对于自我身份的重新选择和认识。其次，女性对于经济独立、精神独立的追求，在茶庄姐妹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这十来个女性中不乏企业家，例如应丽后、司一楠等。在竞争激烈的经济领域中拥有了和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这是女性从自然属性向社会属性的过渡，女性冲出了家庭束缚，独立走向了社会。在争取经济独立后，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同时要争取精神独立，无论是对于佛教的虔诚，还是对于学习知识的渴望，这都表现了她们对于精神富足的追求。再次，性意识的解放，在《希立水·西明医院》一节中，希立水和羿光有这样一段对话：“希立水说：海姐她们已说好，将来一块儿去老年公寓，相互在一起，直到死去。至于性吗，嘻嘻，谁也不缺个男人。羿光大笑，说：那也是，过去性是传宗接代的，现在是人的艺术了。”“性也如此，不为生孩子了，仅仅是一种欲望宣泄和身体的娱乐呀。”[5]从希立水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她们已经不局限于传统封建的性意识，实现了把性当作传宗接代的手段向把性当作自我娱乐的手段的转变，这是性意识的一大进步。此外，贾平凹也在小说中塑造了司一楠和徐栖这一对“隐晦”的同性爱人，这也体现了书中女性对于性的包容度的提升，对于同性之爱的接纳。

夏自花从生病住院到离世作为另外一条重要的线索，她的死亡也揭开了暂坐茶庄“娜拉们”的现实困境。第一重困境是道德感的丧失。在《小苏·茶庄》一节中，小苏告诉海若，夏自花与曾老板发生婚外情，且夏自花并未表现出丝毫关于这种越轨行为的悔意和自责。这是在知道曾老板有家庭的情况下的故意为之，违背了当今社会的道德伦理。除了夏自花外，严念初和辛起都有类似的违背道德伦理的行为。第二重困境是利益支配下姐妹感情的瓦解。严念初在书中的女性人物中是十分精明的，她劝说朋友应丽后通过王院长的中介，将一千万元高利贷给胡老板。当胡老板跑路，收回本息无望时，她迅速与王总勾结，将自己从直接担保人转变为连带担保人，试图摆脱这种关系。应丽后愤愤地说：“她把我引到崖上了，看着我掉了沟，她拧身就走，还用树枝扫没了她的脚印？！”[6]貌似亲密无间的姐妹情谊，在经济利益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也使表面热热闹闹的“西京十玉”们瑕斑点点。第三重困境是在法律的边缘游走。海若作为暂坐茶庄的核心人物，从表面上看，人脉颇广、社会地位颇高，背后却为了自我利益在法律的边缘徘徊，最后落得被市纪委带走审查的结局。

女性“说话”作为《暂坐》中的主体内容，展示了女性解放意识在新时代得到增强，同时也揭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难题仍然未能得到解决的现实困境。

二、男性之口——暗示残酷真相

小说借人物之口来真实地还原生活的本来形态，而女性和男性在不同视角下的对话，也从不同角度对生活进行了展示。无论是借女性之口直接展现了新时期女性的独立解放思想和当下的生存困境，还是借男性之口侧面揭示了难以超脱原始的男女二元结构的残酷事实，人物话语的背后蕴含的生活真相，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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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页码：贾平凹，《暂坐》，女性解放，说话，众生原版全文

《暂坐》《废都》在男性女性关系上的设置、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对道德和情感的描述，显然都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但是《废都》是以庄之蝶这一男性人物为中心，主要是为了揭示男性心理在欲望支配下的变异，而《暂坐》中的“庄之蝶”——羿光则是作为一个次要人物，借以他为代表的男性之口来暗示社会原始男女结构的顽固性和茶庄女性最终的悲剧和宿命。

羿光是小说中最具“庄之蝶”和“贾宝玉”色彩的男性人物，即使他“大腹便便，脖颈上的皮肉已经开始松弛”[7]。他是茶庄女性最忠实的聆听者，是她们的精神支柱，并让她们得到了心理上的安慰。这也表现了《暂坐》中的女性人物实际上并未在精神上真正脱离对男性的依附。羿光文人身份的加持以及儒雅风流的性格，让书中的女性渴望通过他寻求一些哲理性知识。例如《希立水·西明医院》一节中，“羿光说一定一定，挂电话前却说了一句：唉，寻对象呀，寻来寻去，其实是寻自己。”[8]《虞本温·火锅店》一节中，“羿光说：‘比如佛教讲缘生，说由于各种关系结合而产生各种现象，写小说也是如此，写出这种关系的现象，那就是日常生活，我现在的小说就是写日常生活的。比如佛教中认为宇宙是由众生的活动而形成的，凡夫众生的存在便是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的周而复始的苦恼，随着对时间过程的善恶行为，感受种种环境和生命的果报，升降不已，浮沉无定。小说要写的也就是这样呀，小说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活得多好，多有意义，最后如何摆脱痛苦，而关注这些痛苦。’”[9]一方面，羿光作为一个颇有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从小说中他的语言可以看出他对于人情世情很有自己的思考，这也直接促使了女性人物愿意找他解决精神困惑，在他这里寻求一种形而上的安慰；另一方面，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时常是主动去找羿光，每每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借用他的书法来解决现实中的棘手问题，无论是需要财富还是需要利益关系，她们总会无意识地想要寻求羿光艺术光环的庇护，这无疑是女性无意识地对于男性力量的物质依附。所以，在这些异性对话中，可以看出书中的女性们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未曾真正实现性别的独立，仍然需要依靠男性力量。小说通过以羿光为代表的男性角色，从侧面传达了原始的男女二元结构仍然未能突破的残酷事实。

贯穿《暂坐》的事件除了众人等待夏自花康复以外，还有一件事那就是等待活佛的到来。从小说人物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小说中也涉及对于佛教思想的思考。在《虞本温·火锅店》一节中，“陆以可说：‘小说作法我不懂，你说到升降不已，浮沉无定，周而复始的苦恼？你能再说说吗？’羿光说：‘苦恼就是有了自我，有了分别，引起了不自在，不满足，不完整，欲望之下造出的恶为，必然将接受未来的果报。’”[10]这直接体现了对于佛教因果报应论的肯定，也为后文埋下了伏笔，暗示了茶庄女性人物最后的悲剧命运。后文逐渐揭示了海若等人对于法律底线的试探，夏自花等人对于道德伦理的违背，严念初等人对于利益的盲目追求，而这一切在欲望支配下造成的恶为，也终究在小说的结尾得了果报。借羿光之口所传达的佛教理论，也终究在书中女性人物的悲剧结局中得到验证。

贾平凹在后记中也借自己的男性之口说：“明白了凡是生活，便是生死离别的周而复始地受苦。在随着时空流转过程的善恶行为来感受种种环境和生命的果报。也明白了有众生始有宇宙，众生之相即文学。”[11]暂坐茶庄一路走来，也未能逃过这周而复始地受苦的宿命。

三、他物之口——女性乌托邦的崩塌

《暂坐》中有大量的人物对话，有女性与女性的，女性与男性的，也有男性与男性的，这些“说话”都是由具有语言功能的人来进行。与此同时，小说中也有一些无声胜有声的事物在“说话”，例如一些动物、始终不散的雾霾等，贾平凹借这些他物之口来暗喻昏暗现实下女性乌托邦的最终崩塌。

通读全书，不难发现贾平凹引用了多种动物形象，借用这些无声的生命体，或明喻或暗喻生命的脆弱、命运的果报和现实的无可奈何。例如在《小唐·曲湖》一节中，小唐组织众姐妹一同放生乌龟，并且认为放生非常奇妙，以后看到卖龟的还要放生。但在这一节的末尾：“陆以可说：‘我怎么突然有了一种预感，会不会是那些人在夜里捞钓了鱼和鳖，白天卖给游人放生，又在夜里捞钓了白天再卖？’一句话说得大家都面面相觑。这时候湖面上有了泼刺声，远远的另一个小岛前，好像影影绰绰地有着船和人。真的是管理处的人开始捞钓吗？”[12]放生的最后，居然乌龟还是回到了卖龟人那里，乌龟终究逃不过被捞捕的命运。借对乌龟的描写，贾平凹也暗喻了茶庄女性的命运，无论她们经济上多么富足，意识上多么想追求解放，最终也逃不过失败的结局，不免让人感到虚无、苍凉。再如第32节《冯迎·拾云堂》一开头描述了海若的一个梦境，她“终于悟出这是一只屎壳郎正把一颗粪球往上推动要运回高处的洞穴去。她好像在关注着这一场艰难的劳动：屎壳郎倒转身子，用后脚好不容易把粪球推到很高了，粪球却滚下来。一次次推上去，一次次滚下来。她觉得可笑又悲哀”[13]。屎壳郎在这里具有存在主义色彩，海若的这个梦也具有隐喻性，屎壳郎无论把粪球推上去多少次总是会滚下来，这体现了生命体的弱小力量和现实的无奈，具有悲剧色彩。而这屎壳郎的梦境，在这一节先是与冯迎之死给众姐妹带来的悲戚相呼应，也暗示了海若和其他女性在小说的最后终究还是被现实的浪潮裹挟的结局。

《暂坐》从头到尾都笼罩在令人压抑的雾霾之中，西京城似乎要被雾霾淹没了，这雾霾也见证了书中女性乌托邦最后的分崩离析。小说开头从伊娃的视角看：“空气里多是烟色，还有些乳色和褐色，初若溟蒙，渐而充塞，远近不知了深浅，好像有妖魅藏着，路面难以分辨斑马线，车辆似乎沉沦，所有的建筑一下子全失去重量，漂浮着，恍惚不定。”[14]而小说的结尾仍然是雾霾，辛起说伊娃来的时候正好遇到了雾霾大的时候，再过一段时间来，风多了，雾霾就少了。贯穿始终的雾霾，在我们日常认知中它并不是一个好的天气，这种生态气候也给这部作品笼罩了一层悲剧气氛，凸显了女性解放的最终失败。这里的雾霾也象征了阻碍女性成长的力量，这些力量也最终决定了茶庄的繁荣和女性的消逝。第一道雾霾便是官场力量，例如市委戚书记、宁秘书长和王院长等人。他们在官场上身居高位，有很大的权力，例如宁秘书长利用自己的权力给海若的房租减免了很多，王院长在医院的医疗器材采购方面有很大的决定权等等。以海若、严念初为代表的事业女性也不得不依附在他们的官场力量之下，以至于跨越了道德和法律的警戒线。第二道雾霾是商业力量，书中的众多女性都拥有自己的事业，渴望经济独立。但是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之下，她们必须借助一些商业老板的力量。她们对这些商业权贵既看不惯，又不得不在利益驱使下委身于他们进而与他们周旋。第三道雾霾就是凶狠的地痞之流，例如章怀想通过非法暴力来帮应丽后追债的时候，应丽后害怕闹出人命官司，想让他停止。章怀却耍无赖，最终应丽后损失了30万元也没能把债要回来。这些雾霾层层包裹着茶庄女性，似乎快将西京城淹没了。

小说借动物、雾霾之意象，向大家展现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难题始终无解，暂坐茶庄构建的女性乌托邦也在那场爆炸中悄然瓦解，这体现了生命与历史、时代的宿命性关联。

贾平凹说：“我虽然关注、又热切地观察这个身处的社会，但我不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我开不了药方，难以成为英雄，也写不出史诗，仅能做到的是尽力地以史的笔法去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使他们在庸常而烦恼的生活中生出些梦想的翅膀。”[15]《暂坐》写的就是暂坐茶庄中一群普通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无论是借人物“说话”还是借事物“说话”，这背后的众生之相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3][11]贾平凹.暂坐·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275，274，275.

[2]王金胜.空间、历史与人——由《暂坐》看贾平凹小说与现实主义之关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3）.

[4][5][6][7][8][9][10][12][13][14]贾平凹.暂坐[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13，41， 117，186，41，54，54，168-169，250-251，1.

[15]贾平凹.责任与风度[J].东吴学术，2014（1）.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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