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的思想情怀与家国情怀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要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1]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通向民族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来到了新的历史起点。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增强文化自信，就是要深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这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命题，是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和目标。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2024年5月5日至10日，习近平主席应邀对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其间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中国的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一点从未改变，那就是我们和平良善的本性、博大包容的胸襟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它根植于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生长于中国人民的灵魂深处。这一重要论述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道德智慧和伦理精神的核心意蕴。根植于中原土壤的中原文化道德观是中华民族伦理文明的重要源头，崇尚中正中和、仁爱良善、道义正义。在新时代，我们要坚持‘两个结合’，推动中原文化道德观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原智慧。”[2]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守正，文化建设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要守好传统文化正气，更要保持创新锐气，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多次引用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以八大家中的“三苏”之一的苏辙为例，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苏辙的“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以他们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人生感悟，告诫今人不要迷失方向。

弘扬和宣传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生平事迹和家国情怀，对于展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有着积极意义。文化自信包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但根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八位散文大家的合称。唐宋文坛以他们的文学成就最高，流传最广，故称唐宋八大家，尤其苏轼更是现代人认可的文学上的巨匠。给予后人深远的影响。

唐宋八大家，他们个个饱经沧桑，几度沉浮，但各自都活出了真实的自己。让我们一起重温他们的文学精湛造诣，感受他们无与伦比的艺术境界，品味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百味，崇仰他们伟岸高洁的人格力量。同时，也希望通过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和他们的事迹，将他们的思想情怀、家国情怀传递给世人。

“唐宋八大家之间弥漫着同僚情、父子心与师生谊。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尽相同，虽然都饱经沧桑几度沉浮，但在从容与自信中，都活出了真实的自己。他们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主张，高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胸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终于抵达道德与人格的辉煌境界，把中华文化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他们始终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至今仍滋润着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家园。”[3]

——题记

一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多次引用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以八大家中的“三苏”之一的苏辙为例，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苏辙的“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以他们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人生感悟，告诫今人不要迷失方向。

弘扬和宣传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生平事迹和家国情怀，对于展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有着积极意义。文化自信包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但根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八位散文大家的合称。唐宋文坛以他们的文学成就最高，流传最广，故称唐宋八大家，尤其苏轼更是现代人认可的文学上的巨匠，给予后人深远的影响。

文脉绵长，弥久芬芳。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八大家之名，始于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八先生文集》。明代中叶，唐顺之所编《文编》中，唐、宋文也仅取此八家。明末茅坤承两个人之说，选辑《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4]

茅坤生于明代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湖州府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中进士。历任青阳、丹徒两县知县，因政绩卓著，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擢升为礼部和吏部官员，后受牵连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被降职。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茅坤辞官，隐居40余年，以授徒讲学为业。他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也在这一时期完成。后来，结束官宦生涯，专务家业，《明史》载：“用心计治生，家大起。”

茅坤是浙江湖州人，这让笔者对湖州又生出更多好奇心。湖州，山水清远，人文荟萃，素称富庶之地，悠久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藏书文化就是湖州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湖州，可以感受到“宋韵文化”。宋韵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

“一部书画史，半部在湖州。”湖州了不起。数年前，为了更多地了解湖州文化，笔者从上海赶到南浔古镇小住，非常喜欢坐在赏玉阁的木窗边，静观楼下静静的河水木船、人来人往。或者，一个人靠在温泉中，看绿树如荫的天井，那种幽静别致至今都回味无穷。

南浔古镇位于浙江湖州南浔区，枕河而居，理水为镇，这里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地处杭嘉湖平原北部，太湖之南，东与江苏苏州（吴江）接壤，这里也是湖州市接轨上海的东大门。

南浔是一个有着浓郁水乡气息的江南古镇，梦里水乡、汤汤运河、幽幽园林，让笔者魂牵梦萦。那临河而建的水乡民居、那古老的石拱桥、那青石板的路上静谧的美、那河岸的垂柳，无不篆刻着岁月流芳。

看尽小桥流水人家，依旧是流连忘返的地方。南浔，难寻！这座原生态古镇，没有人山人海，却美得独一无二。诗人、散文家徐迟曾在自传体长篇小说《江南小镇》中，用了66个“水晶晶”来描述南浔的美。从此，“水晶晶”也便成了南浔的代名词。

南浔，明清时期为江南蚕丝名镇，用这里的河水缫的丝，白、匀、细、圆、韧，品质绝佳。靠着位于京杭运河口的便利，早在南宋时期，南浔一带已是“耕桑之富，甲于浙右”，至明清时期，更是富甲一方。富则富矣，富而藏书，这就令人钦佩了，想起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话：“虽系钟鼎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相比乌镇和西塘，我感觉南浔更具有底蕴和书香。

嘉庆年间，湖州的状元郎姚文田在他的书房里写了一副对联：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

中国人对书籍有着与生俱来的敬畏和珍视。千年的文脉不断，无非藏书与读书。纸质书的脆弱在兵燹（xiǎn）面前暴露无遗，但读书人的信仰就是书籍。书籍是文化的城堡，尽管电子屏前碎片化阅读成为趋势、坐进书房读书开始变得奢侈，但是笔墨中的文化仪式感，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是电子信息化时代依然不可替代的文化根基。因此，总有一些人默默地关注着书页图册，默默地守护着一种对书籍文字的信仰。

江南自古为藏书之乡。藏书的风气可以上溯到六朝世家贵族的家学传统。尤其是在明代，藩王崇尚著书、藏书、刻书，后来，此风气衰弱以后，旧时王府藏书流入民间，“湖州书船”往来其间，伴随着民间刻书业蓬勃发展，经济富庶的江南地区便形成了浓厚的藏书风气。“家藏而与天府埒（liè），而通经之士崛起白屋，抱残守缺者后先相望。”

其实，书的形式如同肉身，哪怕形式毁掉了，其承载的思想、内容、记录也是强壮的。当孔子周游列国身心疲惫地回到鲁国，他做的事情就和老聃一样，整理国家档案，编《春秋》，删改《诗经》。所谓“孔子著春秋，则乱臣贼子惧”。

当秦始皇的焚书之祸坑灰未冷之际，汉儒们凭着记忆顽强地默写先秦典籍，从墙砖里掏出一部部经典，编织出他们对先贤圣者的各种理解。诸葛亮舌战群儒，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孔明先生，治何经典？

当司马迁身陷囹圄，身受极刑之后，维系他生存意志的还是编写《史记》。并且自我鼓励：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湖州藏书甲天下”，湖州自古便是藏书、刻书的文化重镇。明代则以茅坤的白华楼藏书称于海内。茅坤家业富庶，热衷收藏。茅坤的藏书楼名“白桦楼”“玉芝山房”，有藏书楼数十间，仍然装不下。

此外，茅坤还投入大量时间教育家族中的子弟，《文钞》便是在这个过程中选辑完成的。

“研究表明，‘唐宋八大家’称谓的正式出现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事，始自茅坤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明代万历七年（1579年），这部书的初刻本由他的侄子茅一桂校勘，并刊刻于杭州，这部古籍承载着‘唐宋八大家’之名确立的重要记忆。研究‘唐宋八大家’称谓的由来，明代刻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以下简称《文钞》）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存在，这部书珍藏在辽宁省博物馆。

“这部古籍前面有《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总序》的题款为‘万历己卯仲春归安鹿门茅坤撰’和‘侄茅一桂校刊’。

“万历己卯为明万历七年（1579年），比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记可知，《文钞》初刻本共144卷。辽博藏本是残卷，仅是其第一部分《唐大家韩文公文钞》共16卷12册。幸运的是，全书的总序保存完整，书中的《韩文公文钞引》也保存完好。

“史料记载，明代刻茅坤编《文钞》刊刻于杭州，当时便受到追捧，一书难求，以至于民间多次再版，甚至出现了借用茅坤的影响力印制‘唐宋八大家’文集的相近版本。

“目前人们知道的影响比较大的第一次再版发生在明代崇祯元年（1628年），此时距初刻本发行已经50年，在时任山东学政的方应祥主持下，茅坤《文钞》得以再版，后人称其为‘方应祥刻本’，全书共16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