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底层社会众生相

2022年的河南中篇小说创作，是了解中国当下文学现状的一个窗口。

一

《沉默的传菜生》[选自《小说月报》（原创版）2022年第6期]是赵文辉的“餐饮人笔记系列”之一。说是笔记系列，但这个系列里的小说被注入现代小说的叙事理念，已经和传统笔记小说在语感上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没有丢，那就是对人物的塑造。

宋少华初来“韩家厨房”时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他干活不惜体力，干完传菜员的工作后还会帮前厅服务员扫地、替砧板工择菜，和洗碗阿姨一起洗小件餐具，一会儿都不消停，眼里啥时候都有活儿，就像被上足了发条的机器。和他相熟的有着驴脾气的艳红和老板闹了矛盾，艳红许诺他要是跟她一起走就做他的女朋友。可他不敢答应，结果惹恼了艳红，这个发起威来像一头母狮子的女孩儿，当场就删除了宋少华的微信。宋少华少年时，爹就离家出走，他想在老笨叔的肩膀上靠一靠，喊一声“爸”，这话把老笨叔的眼睛都说潮了。老笨叔是一个面对淀粉袋子的封口线都束手无策、被老婆奚落“这辈子没放过一个响屁”的人，店里的脏活、笨活、累活都由老笨叔干，可他就是不好意思给老板张口说涨工资，反过来总是替老板操心。宋少华为了挣钱去了南方，回来后就得了精神病。“韩家厨房”的老板辞掉宋少华，没承想回到“韩家厨房”做了大堂经理的艳红却和宋少华结了婚。刀子嘴豆腐心的艳红在外边被很多人说闲话，她之所以嫁给宋少华，是因为她怀了别人的孩子，却在宴席上逢人就说：“我怀孕了，是宋少华的。”在《沉默的传菜生》中，还有为了一包被扔掉的西兰花梗茎就把员工骂得狗血喷头、从来不做赔本生意的老板韩胜利；随时都会去老板那里给别人种蒺藜，老板却说他“是一条喂不熟的狗”的大厨徐小胖；那个长有一双大粗腿、双下巴、脖子上和手腕上戴得金光闪闪，说话大嗓门却有一个娇气名字的理发店老板娘金小妹……其中的人物个个出彩。

1969年出生的赵文辉，用了近20年的时间，为今天的写作做准备。2002年，赵文辉从河南省文学院研修班结业后辞去原来的工作，为了减少与外界联系甚至销了手机号，昏天暗地过了五年，这期间啥都不想，就是一门心思写小说，其间全靠微薄的稿酬养家糊口。到了2006年底，由于生活拮据，他不得不向生活妥协，创办了一家主题婚礼酒店，这一干就是八年，每年要做几十场婚宴，接触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每天一睁眼，就有处理不完的杂事。文辉虽然没有时间坐下来写作，可生活笔记从来没断，几年下来积累60多本，稠密的生活给他带来丰富的创作素材。到了2016年下半年，他痛下决心，把酒店的股份转让出去，然后又一头扎进家乡的深山里，换了手机号，过起隐居的读书与写作的生活。他用一年半时间读了上百本文学书籍，边读边回头审视他多年的酒店生活：“我想认真地写写他们——我的服务员和厨师，餐饮人的卑微和不易，生活的失败和挣扎，还有他们心底深藏的阳光。”在文辉这里，从来不存在深入生活的问题，因为他就在生活之中，生活就是他的命运；他也不需要别人告诫他到人民之中去，因为他就是其中一员，有着同样的喜怒哀乐。在进入创作后，他又清醒地把自己从繁杂的生活与情感之中剥离出来，就像卡尔维诺借《树上的男爵》里的主人公柯希莫之口说的：“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这就是赵文辉小说出彩的原因，文学的种子一旦被深埋进生活的土壤里，你没办法阻挡那种子在肥沃的土壤里发芽，长出旺盛的植物来。

与赵文辉相同，张运涛在《我爱赵老师》（选自《湖南文学》2022年第12期）中也写了自己熟悉的教师生活。康健酒店的老板康前进、药店老总厉天芳、县财政局被人们称为局长的马一鸣、某乡镇中心校的任校长，还有市图书馆馆长田冬春，这帮2019级27班的“家委会”成员在面对下一代接受高中教育的问题时，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态度。田冬春的儿子田夏本来已经被市里的一所高中录取，但因孩子曾经被班主任踢了一脚，才决定转到县里的一所中学，然而，因教育理念的不同，他受到儿子的班主任赵老师的冷遇，并被其他“家委会”成员孤立。在反映当下社会广泛关注的教育问题的同时，小说探寻了人们复杂而微妙的心态，运涛让他笔下的人物发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

二

《守望者》[选自《小说月报》（原创版）2022年第9期]写一个名叫张成的矿工因轻伤被派去守墓，为室友黄二中占了他们共有的宿舍而耿耿于怀。最初的日子，他是在孤独和怨恨中度过的，无论白天与夜晚，与他相伴的都是动物和鸟类，是植物和昆虫，是风声和雨声。在矿难中牺牲长眠于地下的65位工友中，有他的师傅和两位兄弟，他想办法确认墓地里每一个人的身份。在最初的时光里，他喃喃自语，在孤独中渐渐地学会和躺在地下的师傅和工友们对话，在他的感觉里师傅并没有死，他的工友李刚、二明也没有死，他们的鬼魂每天都陪伴着他，无论春夏秋冬。1957年，孙希彬出生于河南襄城，是一位有成就的老作家。笔者最早拜读希彬的作品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的中篇小说《麦郞子》曾获河南省作家协会“首届文学新人新作奖”。在《麦郞子》中，希彬表达了自己的思考：乡村风景大多都是外人看到的，而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感受到的却是生活的苦涩和心中的怨恨。在《守望者》里，我们能感受到他在方言运用中扎实深厚的乡土气息，就像大江健三郞所说：“语言本来是别人的东西——如果这样说过于偏激，那么至少可以说是与别人共有的东西。如果不考虑语言的共有性，也就无法认识索绪尔所讲的意义的语言，更不存在每个人具体语言的得体性。所有的诗和小说都是用与他人共有的语言即引用创作出来的。”[1]希彬深谙叙事语言的奥秘。同时，希彬也懂得尊重他的小说人物，虽然是第三人物叙事，可他的目光自始至终都是贴着张成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走。你看看他写张成和山下村子里两个相好的女人，写和“大金牙”打赌“验一验”的惊心动魄，写到了晚上才来给他送热腾腾菜包子的槐花的柔情似水，充满人间的烟火气息，特别鲜活。张成听懂草木鸟兽与天籁融为一体的自然，也看透人兽与鬼魂组成的社会，他把自己和坟墓合二为一了。

和《守望者》一样，刘西北的《凤凰》（选自《莽原》2022年第1期）也写生与死，写像野草一样丛生的人性。《凤凰》以一个童年女孩的亡灵为叙事视角，讲述一个家庭的生存现状。因父亲患了老年痴呆症，刘家父母召集儿子和女儿，一起商谈父亲身后的遗产分配问题。即便是亲兄妹，他们也各有各的理由和委屈，各有各的隐私和秘密。二哥刘建中觉得父母把心思全花在大哥刘建东和妹妹刘凤凰身上，唯独忽视他的存在。而妹妹刘凤凰认为：自己是被抱养的，父母连最贵重的古董青花瓷瓶都不愿意告诉她。其实，那件花了三元五角钱买来的仿品古董里装的是当年被淹死的凤凰的骨灰，就是这个故事的叙述者。当然，刘西北的亡灵叙事不同于A.S.拜厄特的《占有》《天使与昆虫》等小说中的幽灵故事，也不同于大卫·米切尔的《幽灵代笔》中的幽灵故事，他讲的是中国底层社会一个家庭生存的艰辛。凤凰的父亲为了养女刘凤凰，在黑社会老大那儿用铁棍砸断了自己的腿。《凤凰》不但写了这个家庭，还写了和这个家庭相关的洗心革面的黑老大明哥，写了拿着一根鸡毛掸子挨个儿给汽车前挡风玻璃弹浮灰伸手要钱的残疾人，那个让丈夫马卫国耿耿于怀的刘凤凰的初恋小军。“这世上，恨，太容易，不过是记忆的延续。宽恕，最难，它需要你洗肠涤胃，换一颗心。”这是刘凤凰对生活的感悟，《凤凰》也因此呈现出人生的凄美与悲壮。

三

一个名叫陶乐的女孩坐在20多层楼高的阳台上要寻短见，接警赶来的警察忙着营救，她的母亲焦急万分……李清源的《无事烦恼》（选自《青年文学》2022年第11期）以惯有的故事悬念设置开篇，然后使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一层一层地剥离事情的原委，以城中村为背景，写了一个家族三代人的精神成长故事。

陶寨的村民因城中村改造而发迹，富了之后的老陶在村里出头续写家谱，按照宗谱上的字辈顺序往下传承。他要继承传统文化，却与村里人和后代们之间因文化观念的差异生出了矛盾。老陶的女儿陶然是一位中学老师，早年因和一个名叫费强自称俄罗斯混血的年青人恋爱受骗，生下女儿陶乐一个人抚养。这个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女孩在小学时就开始叛逆，母亲找男友，女儿想方设法给她搞黄。女儿上大学后和一个来自利比里亚的黑人校友布莱克处朋友，遭到母亲反对，并由此在这对母女之间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精神对抗。在现实生活里，她们各自有理，长辈觉得自己是为孩子好，可从来都不考虑孩子愿不愿意接受。当对方不愿意接受时，矛盾就随之而来。精神的焦虑在无休止的争吵中不断地产生，每个人仿佛都处在道德优势之中，可等女儿成为母亲之后，最终还是成了自己当年所憎恨的长辈模样。

在城市的扩张进程中，从前的城市郊区现在成了城中村，村民户口被改成了城市户口。身份发生变化，可文化基因没有变，虽然他们在努力地改变着和适应着，但因焦躁不安，在他们的精神蜕变过程中带有几分歇斯底里的成分。《无事烦恼》承接李清源在《此事无关风与月》中的艺术风格与思想：“我们需要用文学这样一种形式，来表达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境遇、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得失成败和欢喜悲伤。”[2]

在《远大前程》（选自《山花》2022年第8期）里，王苏辛探寻的也是蜕变与成长的人生故事。看到《远大前程》的篇名时，我脑海里就跳出了查尔斯·狄更斯。当然，王苏辛不是狄更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里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伦敦，讲述的是一位名叫皮普的青年孤儿和他人生旅途中的故事，而王苏辛小说中的主人公则生活在当下：“2021年秋到2022年春，我完成了一篇较为满意的中篇小说《远大前程》。小说以一名法律工作者和一位油气勘探员各自长达十多年的职场生活与情感交汇，试图还原两个青年人从大学毕业到疫情开始这期间的成长变化。”[3]

孙尧和刘源原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却走向了不同人生道路，孙尧成了一名海上油气勘探员，后来被派到安哥拉；而刘源毕业后则去了北京一家以出版法律读物为主的出版社，有一次她去贺兰山看岩画时突然决定辞去出版社的工作，随后考入中部某县城的法院并被派往下级司法所工作。在这篇小说里，主人公生活中的时间具体到某年某月某日，而且叙述上也由远及近，严格地按照小说中不同人物的视角在两个主人公之间来回切换。他们使用邮件、短信、微信交流不同的生活信息：对一个法律案件的讨论、对一本法律小说的看法、与美院老师的对话，与那些开船持枪的偷油者的对视等，不同的话题与事件交织在一起，试图运用生活环境与语境的差别来保持叙事的张力：“也许所有事都本来就是一件事。只是有时候，生活需要停顿，从一处场景走向另一处场景。”与其说这是小说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倒不如说这就是小说所要表达的主题。在王苏辛的小说里，人物的生存状态完全不同于赵文辉、孙希彬与李清源呈现的，用刘源的话说，虽然“一个人看到自己的方向是很难得的”，但仿佛他们对生活的选择“从来没有任何形式的返回，她只是在启航”。

从《白夜照相馆》到《在平原》，从《冰河》到《远大前程》，王苏辛的每次写作都是对自己以往小说叙事主题与叙事方法的变换：“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次非常独特的写作经历。把一些较为迫近的认知也带入小说中进行了一番思辨性质的探索。”

四

1967年，奚同发出生于陕西白水，1989年毕业于长春师院中文系，这和小说《后来》（选自《啄木鸟》2022年第12期）中主人公的身份相符，虽然他在现实中所从事的新闻工作与小说中的“我”的工作出现了差异，但《后来》中的故事是“我”记忆中的初中生活，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小说的创作素材来自他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后来》的核心事件是我的中学同桌邬冬梅突然从“我”的生活里消失，成为“我”童年记忆里难解的心结。听说邬冬梅被她的亲生父母带回了家，“我”的父亲是亲历这个案件的警察，了解邬冬梅的身世，但父亲却一直缄口不言。多年后，“我”在继承了父亲警号后，企图解开自己的心结。“我”查阅档案，寻问所有能见到的知情人，但最终，有关邬冬梅身世的故事却十分平淡。

《后来》是一部关于普通人平淡人生的小说：“我们鲜活的人生，后来常常都被档案里那些干枯死板的文字和发黄的照片所代替。”或许，在邬冬梅的人生里也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但只是“我”对此所知甚少，无法了解和获得深藏其后的秘密，这才是我们所处世界的生活常态。尽管我对邬冬梅的人生故事所知甚少，但她的人生命运里仍然充满了偶然性。在黑格尔看来，偶然性与必然性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生活中无数的偶然性，最终决定了人生命运的必然性，在这个过程中，也折射出人类中众多同类的命运。幼年的邬冬梅被拐卖和后来回到亲生父母的身边，以及后来她又重新出现在养父的面前，她的人生轨迹里充满了哲学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