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子（外二篇）

中秋前，我去大方参加一个文学采风活动。大方县领导说：“先去看小屯梯田。”

我纳闷：大方有田吗？四十年前，我印哥来我家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印哥，大方人，父亲的干儿子。四十年前，每年来我家三四次，每次来，都是饿透了。印哥一年四季光着脚，穿个披披，半截裤子。皮子黄薄，糊在骨头上，呼吸时，看得见骨头动。

印哥来，瘪着肚子，肩上扛把锈火枪，手里提着带血的小猎物，麻雀、野鸡，最大不超过兔子。我的父母忌讳凶死的野物进屋，叫他挂在李子树上。印哥说：“孝敬！”父亲说：“不孝敬。”印哥的腰塌下来，最后的劲，只能支撑到这时候了。

父亲要先做些准备，将大黄煎汤等着，又要在大黄汤之后，用刺梨根熬水备用，在这一泄一收的汤药准备好了之后，才敢做饭。一个大甑子蒸满饭，炒了菜，再将油锅做油汤，煮上酸菜，看印哥吃饭。

印哥眼里无人物，只有饭。嫌饭勺舀饭太费事，直接用碗在甑子里撮，只一下就满碗，手将碗边的搂进去，舔唇咬牙吞口水，用油汤泡了，仰着脖子，倒进去五碗，当作垫底。底垫好了，然后才伸缩着脖子，夹着锅里的菜，夹着荤腥，慢慢地吃，再五碗。肚子鼓出来，鼓的肚子并不圆润，包包拱拱，那层黄皮，如洗净黄，就看得见肠子粗细。印哥汗流如出水，汇到低洼处，结队淌。

印哥的脖子长伸着，怕缩一下饭出来，直直地坐在高板凳上，靠着墙壁，半闭着眼睛不动，手放在肚子上，满脸的幸福。整个的人生，都在专注于享受和忍受吃进去的这十碗饭里。印哥的表情，从打定主意来我家开始，从绝望到期盼，从期盼到幸福，从幸福到痛苦，像一年的四季，衔接得天衣无缝。印哥面上的痛苦布满全身时，父亲将大黄汤递过去，印哥没有力了，父亲叫我帮忙，把印哥放平，仰躺着，捏开嘴，父亲揪着他的鼻子，将大黄汤倒进去，黄汤冲出紫泡来，声音会变，由空到满，是“嚯”这个音的由高到低，然后吞进去。我听见吞的路线并不长，只在脖子这一节，不像平时有咕咚声，吞完，再倒，一直到最后一口.只能含在口里了。印哥就横躺在大板凳上，像吹胀而刮不白的黄色年猪，一动不动。

我一直盯着印哥的肚子看，怕爆炸。过了半个小时，印哥的肚子剧烈地跳动起来，从肚子外看得分明，这里拱起来，那里塌下去，这里成一条山脉，那里成一条沟壑。印哥开始大叫，开始骂：“种泥那（苗族骂人的脏话）！”想从大板凳上翻起来，起不来，就滚下来，扯断草绳裤带，跑去厕所，不出来了。父亲估计了时间，又隔着破烂的半截厕所门，递刺梨根熬的汤药给印哥，排空了，收住了，满眼的泪，红着脸出来，肚子又瘪着，眼睛又看饭甑子。

这样反复三五天，印哥稳住了，可以正常地吃饭，开始教我捕画眉。用黏揪涂在树枝上，画眉飞上去，就黏住，急促地挣扎，提起左脚来，右脚就黏在上面，换脚，也黏住，印哥就去捉，画眉不停地啄他的手，也不怕，在燕窝埂上，将花篮倒过来，罩住画眉，一阵扑腾，咀咀地吵，印哥就用画眉语和它交流，居然分不清谁是鸟语，谁是人话。因为声音好听，不忍心吃，玩够了，才放出去。

印哥和我歇在没有壁且通透的像个亭子的楼上，眼睛看着簦箩里的谷子发红，晚上睡觉，他一边和我摆打山（捕猎）的事，一边抓把谷子，一颗一颗往嘴里丢，像耗子一样腾壳，噗噗地吐，每晚要嗑四五把，见我看他，红着脸说：“我们干山银（大方话：没有田的地方的人），敬（见）到谷子像敬（见）命。”

这些我当然知道，早些年父亲就告诉过我。印哥是个随娘儿，比我大七八岁，黄皮寡瘦，快要饿死，他的母亲不想让他死，将他拜寄给我父亲，是希望能得到一些田坝里的米，救活命。我们家也不富裕，这时候的天下人都不富裕。印哥拜寄父亲后，每年来三四次，命果然活过来了。

印哥还会用竹片做捕鸟工具，里边用马尾结一个套，插在金黄的田里，捕秧鸡，人坐在远处，听见秧鸡急促地叫，看见谷子乱动，跑过去，秧鸡已经被套住脖子，没有放空过。秧鸡因为叫得不好，肉又多，每次都拔了毛，抠了五脏六腑，撒了盐，串在火钎上，放在火上烤，被吃了。我的父母对印哥捕来的秧鸡，不像对印哥打死的野物，允许在家里烤。

大概十来天，印哥不好意思再坐了，快回家时，害羞地说：“干之（爹）干那（妈），不好开口。”

父亲说：“不用开口，晓得。”就将预先装在白布口袋里的两升谷子和半油纸口袋苞谷递给他。印哥将装谷子的白布口袋斜拴在背上，苞谷吊在锈火枪上扛上肩。母亲又将半碗猪油用一张瓜叶罩在上面，他另外一只手抓着，母亲怕他拿滑了，倒了可惜，那可是我们都舍不得吃的东西！用被耗子咬了一个洞，篾片做的茶叶篼给他装着，周围填苞谷米固定。印哥一路小跑，爬青山梁子，回大方的家去了。

那时候，在我眼里，印哥就是大方。

一路胡思乱想，不觉间，到小屯梯田了。

小屯的田是梯田，不是田坝。梯田的视野比田坝活跃，站在硬化的马路上看，一坡一弯，在一片金黄里，是很重的一笔，周围有村寨，一片洋气的小平房。平房里的人，从开春起，犁、耙、泡种、施肥、撒谷种、插秧、薅秧子、裁茅稗、出穗、扬花，到现在的成熟，家家当孩子来养，每天要看十次八次，这不，你看田里：

一个老者在一坡梯田的金黄里，带着老伴，穿着蓝色夹克，站在稻草人旁，拍着手吼麻雀。麻雀总有上百只，从他的眼前成群地飞去，到另外一块田。

另外一块田的老者很悠闲，咬着一卡长的竹鞭烟杆，啪啪地咂着，看麻雀吊在谷穗上，谷穗一闪一闪地摇，唧唧地，一阵啄，啄不下来，开始吵。他的田里没有稻草人。

我们远时，他们为看谷子而看鸟；我们近了，他们不看谷子不看鸟，看我们。入梯田的路，已经是水泥路，路边是沟，田里正在撤水，满坡满弯的梯田，淌着自己的小瀑布，聚过来，吼叫着往山下冲。农民已经在为收割做准备了。

“斗（走）哪点来？”带着老伴的老者，门牙缺了，说话不关风，舌头卷起来，堵着缺处，每一个字都是翘舌音，见一大群人，有点高兴。从插秧开始，这里每天都有人来看，他对着不同的人脸分享自己的快乐。

“斗毕节来。”我肩上骑着个孩子，不敢一边走，一边说，我站下来，看他面善，学他发音，缺牙的老者更高兴了。

“大老远的，来看谷子。我家军犯儿（昵称，宝贝儿的意思）在外面打工，要打谷子才回来。”缺牙老者的老伴，见自己老头子缺牙说话招人笑，接过话去，在后边的手，偷偷扯他的衣服。

“一年种来够不够一年吃？”我问。这个老人年纪和我母亲差不多，这一代人只要不病，闲不下来。

“吃不完！陈谷子都还有两簦箩。”缺牙老者的老伴，怕我们不知道簦箩，用手做抱的模样。

这是一坡不做作的梯田，是为谷子而建的梯田，不是为旅游参观而造的梯田。旅游参观的梯田，是为美观而建。田的样子，像粗俗的女子描的眉，要与宽皮大脸配，只能夸张地大。种的谷，不是为了收成，是为好看，样子要高俊，花期要长，成熟时间要晚。为旅游而种的谷子，不是粮食，是形态和颜色。

小屯梯田不是为旅游种的形态和颜色，是为谷子种的，是为大方人有粮食吃建的，我转脸看大方县领导，他正在弯腰去看谷子，神情专注，像在数：“最后一颗，在青黄之间，还有十天才打得。”照了张相，直起腰来，顺便摘一颗谷子放在嘴里。我一只手抓紧肩上孩子的脚，折下腰去，摘最下面一颗谷，放到嘴里，一嗑，虽然已经收浆，还有嫩气，香气已经出来了。

感觉得出这个领导是个内行，心里放心许多。

我对于香，泥土的香排第一，粮食的香第二，药香排第三，书香排第四，其余的香，即便名贵，没有位次。现在是泥土的香，混合着谷香，平淡而悠长，让人心里有底气，不发慌。

吃烟的老者从田埂上走近我们，说：“有茅人的田里，是老品种，容易落，招麻雀，饭要香些，是老固执缺牙巴家的；没有茅人的田里，是新品种，麻雀也啄不下来，香味淡些，但是多。”他指着缺牙的老者。

一时间，我不知道怎么答，是香一些好，或是多一些好，只能笑。我也细看了，老品种的穗，弯得小些，谷粒好像少点，颗粒长；新品种的穗，弯成一个“9”字，谷粒多而饱满。

能说哪个不好？

原来，大方已经有田。印哥也老了。

四十年一遇

我的故乡大吉场，有个古树茶基地。

我的印象里，从新中国成立后到建并撤，这里先是大吉场公社。1980年，我在这里读初中时，这里挂着的牌子，改成大吉场乡政府，当时，只是改了牌子，其余没有变，就一栋楼，两层，楼上住工作人员，楼下办公。

那时候，我一直仰视这里，这里代表人民的正义、正气和主心骨。当时的人不复杂，办公也就不复杂，一年会在这里开几次三干会，这里的三干会，是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开春，开春耕生产会；夏季，开抗旱减灾会；秋天，开粮食抢收会；冬天闲时，如有政治任务，会在这里开群众大会，群众大会有演出，各生产队出节目，演员就是老百姓，运气好，会放电影，电影之前要打快板，放电影的人，在我们的心里，神一般的存在，一个叫车贵阳，一个叫小杨，快板一响，全场肃静，这时候的点点滴滴，都会让人肃然起敬。有时候，会开阶级斗争会，我们公社的坏分子，以地主为主，差不多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以上地主，有单独斗的，也有全部斗的，根据需要。

无论开什么会，大家都兴高采烈，我们学生更兴高采烈。不兴高采烈都不行！你看：每次会议，都吃饭，都吃肉，做饭的是我们生产队的妇女代表张大娘。放学了，我们生产队几个学生向大灶走去，站在大灶边，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大灶上是大天锅，锅里煮肉，张大娘看见我们来，装烟子熏了眼，用手去揉，我们在滚水里拿了肉，去杉树边吃，吃了肉，等着晚上的电影。

公社办公楼前，一个炉沙配石灰打的操场，在上面走，脚底沙沙响，起着灰，像烟子，让人有变成神仙的感觉，操场上有篮球架，公社干部常常喊老师或者学生来较量，老师和学生都是输，不输不行。

有大坝子的，还有大吉粮站，我们把这里的坝子叫晒坝。全公社上粮的粮食，无论干还是不干，都要在这个晒坝上晒太阳，这里是全公社唯一的水泥坝，平不说，宽敞。晒粮的人，脱了鞋，用脚在粮食里面，来来回回靸出沟，叫翻粮。这时候，粮晒干了，得向收粮的粮管员递一支烟。粮管员盯着你手里的烟盒，接过烟去，好的烟，一角二分钱一包，就叼在嘴上；差的烟，六分钱一包，夹在耳朵上，回到过秤处，扔在书桌箱里，上粮收完了，无人敬烟时，再拿出来抽。无论递好烟或者歹烟，粮管员都要捡一颗谷子，甩进嘴里，“嗒”地一咬，对给好烟的人说：干了，过秤。对给歹烟的人说：还要晒一个太阳。可以过秤的上粮人，便用搪耙将粮食收拢来，背到机器秤上去称，要评一级，再敬一支烟。

当时，大吉学校的学生约架分两种，一种为正义和志气而战，就在公社和粮站这两个地方的坝子里打，眼不用看脚下，注意力集中，进退输赢，全凭经验和实力，目的是让人看见，一场架后，赢了的，会被人记住，当然，输了一样会被记住。另外一种是私人的架，所谓私人的架，就是为爱情，喜欢的姑娘，被端了飞碗，两个学生约好了，待放了学，去吕家坟山打。吕家坟山在大吉学校后边，那里是一片松林，十几冢坟，蕨类有腰深。这种私人的架，是打牵牛坨。牵牛坨这个玩意儿，吉场以外的人不清楚，就是打架的人，面对面，左手拿着对方的手，空出来的一只手，握紧拳头，往对方脸上打，不许躲闪，以直拳和摆拳为主，直拳主要打面门，摆拳主要打耳门，因为直拳快，像农村十月初一打糍粑，直来直往，咚咚咚咚，受待见，双方的脸很快出血，出血的，主要是鼻子和嘴，认输是在力气用尽之后，总有一个先躺平，躺平的，脖子上的筋喯喯跳着，胸腹部快速起伏，脸色苍白，退出爱情竞争。

1990年，我调到大吉学校教书时，乡政府已经撤了，学校却扩建，空出房子来，公社的楼变成教师宿舍，我住的宿舍在新修的教室楼梯间，从窗户里可以看见原来公社这栋楼，楼外面拴了许多铁丝，挂满花花绿绿的衣服，里面住的是成家立业的老师。

现在，变成古树茶基地，叫大吉古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