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文迹

最初的新文学作家，许多是有些前卫性的特点的，因了对于旧道德的偏离、表现手法的大胆，也颇受了讥讽。新式作家被目为不道德者甚多，因为雅正的面孔消失到里巷的箫声中去了。比如郁达夫背上了黄色、颓废作家的骂名，属于绅士与士大夫的逆子，不仅为旧文人所不容，一些新作家也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与宋代柳永这类文人的吟哦相比，似乎更等而下之，因为他把域外私小说的灰暗照搬了过来。

熟悉郁达夫的人都知道，他在日本生活了多年，并不喜欢那里。但又是日本这个岛国，影响了他的思想、情调，所以谈及他，总和东瀛这块土地，多有联系。他在日本时写下过许多文章，都很凄苦，有点压抑。他说自己恨这个岛国，又感激在那里学到的东西，所以情感方面，比周作人、钱稻孙诸人，复杂得很。看他写下的《沉沦》，真真是悲楚之作，现在的留学生读到它，恐怕也有同感的。

民国的许多青年赞美过他的著作，印象是真切、实在，又富有文采。他的文章总像被一层乌云罩住，冷冷的，没有明朗的时候。就像晚秋时节，叶子落下了，劲风缕缕，吹得人周身寒彻。他的文字有一种抓人的力量，一下子将你拽到深深的河谷里，心就那么坦然地对着上苍。没有什么掩饰的，率真地自语着，像一个知心的朋友，精神之河无拦地流着，古中国士大夫的含蓄、委婉之态被域外感伤的现代性表达的句式代替了。

他身上有一点颓废的东西，灰蒙蒙的让你难受。可那难受之余，并不讨厌，倒觉出了一种真与美。他一生热爱鲁迅，但我以为他欣赏的不仅是鲁迅的金刚怒目的一面，倒是先生身上的黑暗面，那黑暗，和他是相近的吧。鲁迅之吸引郁氏，大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自饰，像一头受伤的狼，在暗暗的旷野里吼叫。鲁迅曾写过小知识分子的绝望，内心有无边的苦楚。郁达夫呢，则把那苦楚，变成肉身的痛楚，完全自我化了。所以，我们看鲁迅那么欣赏他，那是心灵相通的缘故。野气与真人气，在读书人那里向难保住，可二人却深含此气，后人常常念及于他们，不是没有道理的。

郁达夫有几篇文章，我很喜欢，比如离别日本的那篇《归航》，写得百转千回，是中国学子感伤的独语。《雪夜》描述日本清冷的日子，如诗如画，令人过目难忘。我尤其感动于他的坦率和真挚，从不向读者撒谎，原原本本写出自己的灰色经历，让人一唱三叹，感到了一种真的人的生活。郁达夫是个很感性的人，他的小说也好，散文也好，都没受各种理性的暗示，完全是心灵的闪光，精神是自由放荡的。读他的文字时，心常常可以松弛下来，不必有任何紧张。那真是一种精神的漫步，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读起来是有趣的。他不擅长写热闹的场面，孤独感与清幽，倒是文章中的底色，可见出他真的性情。文章乃生命本质的外化，郁达夫也许天生就是一个忧郁的诗人，他的感人之处，或许也正在于此。《归航》的开首写道：

微寒刺骨的初冬晚上，若在清冷同中世似的故乡小市镇中，吃了晚饭，于未敲二更之先，便与家中的老幼上了楼，将你的身体躺入温暖的被里，呆呆的隔着帐子，注视着你的低小的木桌上的灯光，你必要因听了窗外冷清的街上过路人的歌音和足声而泪落。你因了这灰暗的街上的行人，必要追想到你孩提时候的景象上去。这微寒静寂的晚间的空气，这幽闲落寞的夜行者的哀歌，与你儿童时代所经历的一样，但是睡在楼上薄棉被里，听这哀歌的人的变化却如何了？一想到这里谁能不生起伤感的情来呢……a

这样的文字很美，很性感，是可以使读者兴奋起来的写作。有朋友就说过，在沉闷时候偶与他的书相遇，就会有一种冲动，心里想，如果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是一定要结识一下的。当下的文坛上，这一类人的，也是殊难遇到的。

不妨说，达夫先生是一面镜子，照着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世间的人自己的写作，常有种虚伪的东西，不敢像他那样如实招来，坦荡得惊人。第二呢，是觉得他心底极其友善，很少伤害别人，总是以美好的爱意，去衡量他人，不恶言恶语。我觉得他的悲悯心很强，因为看到了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是社会的动物，所以就能宽容地对待一些非常态的现象，私以为和自己一样，不得不在社会里挣扎。他一生写了许多书，都挺凄凉，把自己与时代，就那么感伤地记录了下来。有时候，我们要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与事，读读他的书，是会有大的收益的。

谈及郁达夫，不能不提及创造社，他是这个团体的干将，出力甚多，不过后来脱离了这个团体。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6月的日本，主要成员是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等。他们提倡浪漫主义，精神颇为激进，大有横扫一切的气概。在1922年《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郁达夫有篇《艺文私见》的文章说：

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不可以规矩来测量的；所以严沧浪的诗话，是第二义的文艺……目下中国，青黄未发，新旧文艺闹作了一团，鬼怪横行，无奇不有。在这混沌的苦闷时代，若有一个批评大家出来叱咤叱咤，那些恶鬼，怕同见了太阳的毒雾一般，都要抱头逃命去呢！b

看得出，郁达夫很看重批评，希望有伟大的思想者诞生。而创造社那时候的确也看重批评的力量。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冯乃超、彭康等都写过有影响力的批评文字。他们的主要核心点是注重天才，倾于浪漫，好发奇思，又能于主我的冥思里造出审美的幻影。那时候中国的文学受写实主义影响很大，郭沫若、郁达夫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他们觉得国内的文学还是太沉闷了，希望吹出一股新风来。郭沫若翻译过《少年维特之烦恼》，穆木天推出《王尔德童话集》，郁达夫则译介过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作家的文字。这些青年都有才子气，文字也不拘一格。郭沫若天马行空，穆木天内倾而有韵致，张资平多性感的表达，成仿吾则果决而明快，一时间形成很大的阵势。郭沫若后来回忆那时候的文艺时说：

创造社这个团体一般是称为异军特起的。因为这个团体的初期的主要分子如郭，郁，成，张对于《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运动都不曾直接参加，和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如陈，胡，刘，钱，周，都没有师生或朋友的关系。他们在当时都还在日本留学，团体的从事于文学运动的开始应该以一九二○年的五月一号《创造》季刊的出版为纪元（在其一两年前个人的活动虽然是早已有的）。他们的运动在文学革命爆发期中又算到了第二个阶段。前一期的陈，胡，刘，钱，周主要在向旧文学的进攻，这一期的郭，郁，成，张却主要在新文学的建设，他们以“创造”为标语，便可以知道他们的运动的精神。c

关于这个团体，世间的评论一直存在分歧。我最初注意这个团体，是因为1980年代对于“左倾”文化的思考，寻根寻到了创造社诸人。我觉得文化上的激进主义与政党文化的结合，是改变了中国文化生态的，除了《新青年》某些同人对此推力不小外，创造社的存在也与此关系甚深。当我编辑《被亵渎的鲁迅》时，就较系统地将创造社、太阳社诸君批判鲁迅的文字汇聚起来，阅读材料时，众人的形影也渐渐清晰起来。

比较一下创造社诸人的文与人，我自己一直偏爱郁达夫的文字，觉得他的写作是切入我们的肌体的。他了解“五四”前后知识青年的内心情况，他笔下的人物系列与意象，都是不可多得的。那批青年都有才华，理论上已有一定新意，但因为多为舶来品，落到笔上，与现实不免隔膜。倒是郁达夫在小说世界刻画了一个时代的行迹，且与人性的隐秘连在一起，阅之每每有感伤浮来。

与许多同代人比，郁达夫的视野要开阔得多。只要看他所写的《诗论》 《小说论》 《卢骚传》 《德国以后的德国文学举目》 《萧伯纳与高尔斯华绥》 《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 《英文文艺批评书目举要》 《纪念柴霍夫》 《左拉诞生百年纪念》等，便感到其知识的来源之丰富，而他对唐宋以来的诗文，亦多熟悉，烂熟于心的古文是丰厚的。他从众多审美文本中，看到了各种流派的限度和自身不可忽视的价值，故对于古今文人能有理解之同情，但又知道，好的作品一定是自我的表现，绝无符合外在世界虚妄之尺的必要，只要直逼内心和大胆反映现实就是。他在《文学概说》中谈到了近代文学的经验，一方面肯定了浪漫主义，一方面描述了理想主义：

第一，当人心稍觉衰落，感着一种倦怠的时候，这时候会发生很和浪漫主义近似的理想主义。第二，当一时代的生活全体极端的压迫个性的时候，这时候个性因为不能与现实妥协，所以非要把现状打破，全力倾注在未来的理想上不可。现代欧洲的凡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文学，都系从这个状态里发生出来的。d

阅读郁达夫，其实也有类似的特征，始之于感伤，终之于抗争。而他早期文字中飘动的哀苦，低沉的曲调，散着无边的寂寞之感，尤让人久久不忘。

《沉沦》作于1921年9月，小说描写的是一位留学生来到日本，显得格外孤独，渐渐染上了忧郁症。那主人公正在青春期，性的苦闷伴随着寂寞浓烈起来。他在一家旅馆偷看了异性，自责、恐慌接踵而来，后来搬进了山上梅园之后，又遇见了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愈加不能自已了。他便跑到一个酒家见到一个侍女，本有爱的冲动，却发现被当成下等人而待之，内心受到大的冲击。沮丧、痛苦、不安伴随其间。“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如此表达人在异域的陌生环境里的情欲冲突，虽然过于单薄，然而现代人的感受，还是生动得很。文字间的脉息跳动着，也可说是创造社式的浪漫理念的外化。按照佛洛伊德的理论，这作品是对于人的内部世界的赤裸的呈现，有着一种阳光下的幽暗。文学就是表达日常性里被压抑的东西，内面世界的本原得以流露，刺激人们去反顾自身的隐秘之所。许子东认为郁达夫的性欲描写，背后另有拓展之意：“之所以读者作家的感觉是紧张郁闷而非兴奋快乐，是因为‘性’在这里，总是伴随着道德的张力。虽然异域场面、伤感语气都有点夸张做作，带几分激动，有几分麻醉，但郁达夫笔下的‘性’苦闷，从来是和‘生’的苦闷紧密相连的，生命现象同时更是生活现象，有时还是社会现象。在这个地方，郁达夫显示了他与‘狭邪小说’家的质的不同，也显示了他与张资平等人的明显差异。”e这确是知人明性之论。

郁达夫在1927年脱离了创造社，这是被研究者常常追忆的一幕。创造社诸人对于他的选择，是有微词的。郑伯奇就批评他精神暧昧，给社团带来了困难。而他与鲁迅这样的“落伍者”为伍，在一些“左”转的青年人眼里也都是有问题的。郁达夫的出走，一方面说明创造社内部出现了危机；另一方面，乃其自身思想与创造社诸君的隔膜所致。他的矛盾体的辞章表达， 使其脱离了相对单色调的团体，与更多的知识群落有了对话的可能性。

初期白话文作者的知识谱系色调各异，作品的审美都是与他们各自所钟情的域外思潮有关。上文说到郁达夫的知识趣味广泛，所涉猎的域外小说风格多样，文学上的造诣高于创造社的许多人。周氏兄弟欣赏他，可能是他内面世界的丰富性冲击了旧有的文学韵致，精神是开阔的。他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在表达人性的方面突破了旧文学的框架，而且在审美中保持了一种不确定性的张力，冒犯了庸常思维，但又处在无所依傍的迟疑里。这消解了正襟危坐气和道学气，使诗文在自然、坦诚的节奏里获得酣畅的书写。

因了个人的和主我的诗学趣味的浓烈，他在初期白话文中展现了一般人少见的内觉。这些是与矛盾和带有内在紧张的精神一起渗透在文本里的。郁达夫自我经验的诗人性特点，使其对于世俗社会的理解带有布尔乔亚气，看人的和生活的视角多是单一的。这自然导致审美观内在的冲突，我们从文本的内在结构里，能够感受到其单纯里的波动和波动里的单纯。在自虐和自讽的篇什里，爱意也深藏着呢。

显然，郁达夫的个体经验与国家意识间的对接存在缝隙，浪漫主义的否定意识覆盖了审美对象，精神飘动在空中，对于现实的透视流于感官化的层面。他在《艺术与国家》中说道：“现代的国家是和艺术势不能两立的。”f但《沉沦》结尾的爱国之思，则祈求于国家之于个人的护佑。这里看出他面对弱者时的国家意识，而在强调审美时，则有点波特莱尔式的痉挛和屠格涅夫式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是有很强的叛逆意识的。他的作品专注于生命体验，但涉及国内战争与动乱生活时，不能立体处理内面世界与外面世界的差异，韵致上流于私小说的传奇意味。这也让人想起日本小说对于他的影响，都市里畸形的、灰暗的、角落里的颤音，原也夹杂在纯然抒情的词语里。

小说《南迁》也写了一个留学青年伊人的不快的经历， 伊人大正八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因为早期在国内没有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父亲早逝，母亲又不爱他，致使他有了一点忧郁的性格。他在日本的日子，深感国家的孱弱，在许多地方还不及东瀛的环境，但岛国的一切也没有给他带来精神的慰藉，反而陷入更深的迷惘里了。“你要救日本的劳动者，你何不去救救自己的同胞呢？在军人和官僚的政治的底下，你的同胞所受的苦楚，难道比日本的劳动者更轻么？”伊人南行到海边一个小岛中，遇见了基督徒C夫人，她身边有几个日本男女青年，每日朗读《圣经》并定时祷告。他很快加入了这个团体，但不久就感到与这个团体间的差异，内心的病态又复发了。在受了M的骗后，他内心五味杂陈，后来爱上了O，但一切并不如意。“名誉、金钱，妇女，我如今有一点什么？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我…… 我只有我这一个将死的身体。”弱国的青年的自卑，就这样浓郁地闪现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