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场的在场者：“鲁迅”与第一次文代会

第一次文代会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其相关表述和安排显示了当代文学的基本政策和方向。虽然鲁迅是一位“不在场者”，但第一次文代会存在着诸多与“鲁迅”相关的因素和表述。从第一次文代会的相关状况来看，如何解释“鲁迅”，颇具有值得分析的历史内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文学对鲁迅以及五四文学的态度，以及当代文学在确立其资源和传统时的矛盾和难题：在当代文学确定的“唯一方向”之下，如何定位作为“旗手”和“圣人”的鲁迅，如何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时代新潮流中确认鲁迅的合法性，同时更好地利用他作为“名人”的声名和威望。本文尝试以第一次文代会为论述起点，旁及第二次文代会以及相关纪念文章，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名人”的鲁迅，其“当代”内涵是如何被建构的，其与当代文学体制之间又呈现出怎样的复杂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探讨当代文学在确定传统和资源时所利用的“名人机制”。

一、 “鲁迅”的两种时间

鲁迅逝世后，其名声和威望并未因此而受到损伤，反而一直作为“不在场的在场者”出现在二十世纪中国，并在诸多历史时刻扮演着重要角色。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了第一次文代会，作为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间，其中自然会有较多的“鲁迅”元素，比如在参会代表提交的提案中就有五条和鲁迅有关：

筹建鲁迅博物馆将西山改为鲁迅山，改浙江绍兴县为鲁迅县（市），上海福州路为鲁迅路建立鲁迅广场（公园），树立铜像或纪念碑并请考虑以适当方式纪念大思想家文学家瞿秋白同志（冀东、华中、艾青、古元、蔡若虹等）

举办全国性的定期展览会，会后并将作品巡回各地展览案（时间定在鲁迅逝世日，今年间开始举行）

设立鲁迅美术奖金案

设立美术作家福利基金案

建议废止三月二十五日为定之美术节。以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日为美术节案a

但在这些和鲁迅相关的提案中，较少涉及鲁迅自身和鲁迅文学，而更为看重鲁迅的象征价值和纪念意义。就像茅盾说的：“有一些过去办不到的事情，现在有可能办到了；例如文代大会上就有不少提案谈到如何建立鲁迅纪念馆，鲁迅图书馆……以至提议将绍兴县改名为鲁迅县等等。当然这一些都是纪念的方法，都有意义，如果简便地追求形式，把一所现成的图书馆换上一块招牌，把一间屋子陈列起来，——或者就把鲁迅故居挂上一块‘纪念馆’的招牌，那不是轻而易举？”茅盾看到了文代会中的“鲁迅”偏重“形式”的问题，同时他也进行了委婉地辩护：“自然，我也明白，作那些提议的朋友们的用意是严肃的，他们绝对不会有追求形式的动机，或以形式主义为满足。纪念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人民的文学家，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系列的纪念方式；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大概要逐一办起来的。”b

除了提案之外，更为典型的形式是会议会徽的设计。会徽由鲁迅和毛泽东的头像构成，毛泽东在前，鲁迅在后，其象征性内涵不言而喻，这也和第一次文代会的“大团结”“大会师”的主题吻合。会徽被悬挂在会场内外，并制成可以佩戴的像章，也印在了大会的各种文件资料中，比如代表证、纪念文集。会徽究竟是何人设计，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但从整个会议的召开过程来看，会议的每一项活动都有中共的参与和指示，因此会徽设计也不会是随意的，它一定是得到了中共中央认可的。虽然有学者认为，这个会徽“十分明显地表达了号召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在鲁迅的旗帜下，开创文艺事业新局面这样一个意思。当然，也又一次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鲁迅先生的极力推崇”c，但是这一判断还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作进一步检验。

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推崇由来已久，延安时期举行过四次对鲁迅的纪念大会。d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做了讲话，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个，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e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f

这是在新民主主义政策下对鲁迅的高度肯定，鲁迅的名声和威望也达到了顶点，众多作家也视鲁迅为偶像。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新民主主义政策进一步明确指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政策的背景下，鲁迅的“时代性”已经减弱了。虽然鲁迅和毛泽东同时出现在会徽上，但会徽作为“名人机制”的重要传播手段，本身体现了两种时间，“一种可称之为‘纪念章上显示的时间’，一种是事件发生的时间”，g和毛泽东不同，鲁迅的两种时间——“现代”和“当代”之间的关系要更为复杂。在第一次文代会中，以往对鲁迅的高度推崇和评价并没有表现出来，和“鲁迅”相关的表述大多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在诸多报告中，“鲁迅”要么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要么是与解放区文艺进行对比的对象，凸显的反而是其缺点或者尚未“成功”的地方。这当然不难理解，第一次文代会是要确立解放区的正统地位和方向性意义，不可能允许存在另外的方向，就像周扬讲的，“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h。所以在对鲁迅的态度上必然也是这样，不可能再树立另外一个方向。

当代文学的唯一方向预示着鲁迅与五四文学的关系在进入当代之后是需要重新认定的，因为二者之间并不完全统一。据牛汉回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跟冯雪峰一起住牛棚。我是一躺下就睡着，他睡不着，老推我，说：‘醒醒，我要喝咖啡。不加糖。’他很寂寞。他说：‘讲话的基本精神与五四精神和鲁迅的基本精神恰恰是相反的。’这是冯雪峰一辈子憋在心里的话，到晚年说出来了”i。

二、“被跨过去”的“鲁迅”

在胡风看来，1949年以后一直试图削弱鲁迅的影响，他在1984年2月13日给贾植芳的信中说，“多年来，或者说，三四十年来，就要树郭、茅两位为偶像。一则，即使压不倒也要削弱鲁迅的影响。二则使作者和青年们崇拜这两位尊神，因而崇拜树立这两位尊神的威信的权威者们”j。胡风认为有很多人视鲁迅为“过时”的人物，他在1965年9月9日至11日写给梅志的信中说，“对于大多数党员文化战士和进步文化人，鲁迅是过时了，应该被跨过去，或已被或正被跨过去，这是不用说的。但像我这样的人，还绝无资格把鲁迅埋掉的”k。

对鲁迅的“贬低”在第一次文代会的报告中确实有所体现。周扬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有几处提到鲁迅，其中指出了在解放区文艺的参照下，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的缺陷，比如：

“五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文艺与现实结合，与广大群众结合，曾作了不少苦心的探索和努力。在解放区，由于得到毛泽东同志正确的直接的指导，由于人民军队与人民政权的扶植，以及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改革的配合，革命文艺己开始真正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先驱者们的理想开始实现了。自然现在还仅仅是开始，但却是一个伟大的开始。l

在周扬看来，大众化、与群众结合的问题是在解放区得到真正解决的，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虽有尝试，但并未成功。五四文学和解放区文学被处理为一种等级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超越，这种关系构成了此次文代会的基本结构，也构成了当代文学在建立之初的基本结论。另外，周扬也指出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已经“过时”，新的“国民性”已经诞生并成长，人民身上显示出了“新的光明”，因此“人民文艺”在对人民的态度上也要进行相应调整：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曾经痛切地鞭挞了我们民族的所谓“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长期统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一种落后精神状态。他批判地描写了中国人民性格的这个消极的、阴暗的、悲惨的方面，期望一种新的国民性的诞生。现在中国人民经过了三十年的斗争，已经开始挣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发展了中国民族固有的勤劳勇敢及其他一切的优良品性，新的国民性正在形成之中。我们的作品就反映着与推进着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对人民的缺点，我们是有批评的，但我们是抱着如毛主席所指示的“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热情态度去批评的。我们不应当夸大人民的缺点，比起他们在战争与生产中的伟大贡献来，他们的缺点甚至是不算什么的，我们应当更多地在人民身上看到新的光明。这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新的群众的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点，也是新的人民的文艺不同于过去一切文艺的特点。m

在毛泽东、周扬等人看来，鲁迅在对待农民的态度上存在一些问题。早在1939年11月7日毛泽东给周扬的信中就说过：“我同你说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n

相比于周扬的报告，茅盾代表国统区的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是从1937年谈起的，并没有涉及鲁迅。这个报告的总体基调是对国统区文学的检讨，引起了很多作家的不满。绿原说：“原国统区作家们议论纷纷：就用这份报告来‘欢迎’我们么？”o凤子认为：“当年，我们这些来自国统区的代表，虽然一直在斗争着，可那时总觉得我们矮人三分。我们觉得自己是过时的人物，需要重新学习。”“重庆的雾，上海的阁楼，南京的城垣和延安的窑洞相比，显得多么卑微，多么渺小。”p这无疑显示了解放区和国统区文学之间的关系，“虽说关系十分复杂，其实也不怎么复杂，主要是从解放区来的为一方，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为一方，甲方自命代表工农兵方向，轻视后者；乙方认为国统区也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与解放区来的作家并无轩轾”q。

第一次文代会表现出的这种矛盾意味着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文学被视作五四文学发展的不同方向。虽然没有提及鲁迅，但茅盾所批评的国统区文学的不良倾向，又隐现着鲁迅的影子。茅盾在报告中的批评虽然没有指名，但多处指向胡风，比如“主观”问题等。有学者指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的创伤’等，其思想资源就是来自鲁迅的启蒙思想，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r。但茅盾自然不能把矛头指向鲁迅，只能归结于胡风等人机械地学习鲁迅，而没有真正地、全面地学习鲁迅。在文代会结束不久，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的时候，茅盾多次提出这个观点。他在《学习鲁迅与自我改造》一文中写道： “近十年来，有过一些青年从鲁迅的前期思想中得到了启蒙，却可惜能入而不能出，终于在思想上犯了重大的时代错误。更有人则在鲁迅的前期思想中拈取二三论点，便自诩为独得其秘，以自误误人。”s他在《认真研究 认真学习》一文中指出，“何况事实上也有不善于学习而成为鲁迅的不肖弟子的人？”t很显然，这些“不肖弟子”中是包含胡风的。

这种论断在此后的历次文学运动中得到延续，在对萧军、胡风、冯雪峰等人批评中，许广平等人极力撇清鲁迅与他们的关系，基本观点是这些人误读、欺骗了鲁迅。在1949年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的时候，许广平就批评萧军滥用鲁迅思想，“鲁迅活着时的‘现在’，‘有害’的事物太多，须要他‘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倘若所攻击的时弊已经消灭了，那就不需要仍然漫无目标地乱骂。例如萧军在东北人民政府之下，昧于这政府和社会已不是反动的，不是可诅咒的地方和时代了，却还故意歪曲事实，滥引鲁迅的话作为他自己的护身符。但是他却没有看到鲁迅另外的几句话：‘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他的生命存留中，也就证明着病菌尚在。’这不是很明显地说出，没有了时弊的地方，白血轮也无须使用了吗！为此，所以我们研究鲁迅著作，是不能忽略了那时间与空间的情况，用客观的，辩证的眼光去辨别的”u。胡风遭受批判时，许广平认为胡风“丝毫没有学到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是“背离了鲁迅道路的叛徒”。她认为，“如果胡风真的愿意向鲁迅学习，学习鲁迅的随时代发展而发展、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地做，今天就绝不会在思想上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划清界限，胡风绝无丝毫似鲁迅。胡风只不过是鲁迅的叛徒。胡风梦想歪曲鲁迅以抗拒改造，已达到拖转历史巨轮后退的目的，这是万万做不到的”。v但是，划清鲁迅与萧军、胡风、冯雪峰之间的界限并不容易。对于这种状况，有学者就发出这样的疑问：“毛泽东、周扬等主将以及茅盾等参与人对师父鲁迅恭敬有加，将其捧上神坛，却反过来将屠刀对准弟子胡风等，让人真是有些莫名其妙。”w可见，鲁迅与当代文学之间的错位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