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逆行中寻找多种可能性

2021年4月，孙频的小说集《以鸟兽之名》a结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她2020-2021年间创作的三部中篇（《骑白马者》 《以鸟兽之名》 《天物墟》）。在新书发布会上，孙频谈到她的创作缘起，是因为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快速，人们也都在追求时代风潮之下的东西。她认为在这样的社会趋势下，也一定会有人背道而驰选择去探索那些古老的、荒蛮的、寂静的所在，“我这本书选择的就是这样一个方向，我是逆行的，是往回走的。我这么做的原因是，我试图与那些最古老的东西，比如五千年前的村庄，新石器时代留下的那些文物，商周时代的古玉等等，与最古老的时间痕迹发生一些连接，在这个过程中，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人的新的发现”。三部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都从城市场域中抽身而出，返回到城郊移民社区或是更遥远的偏僻山林，也逐渐摆脱以竞争与消费为主导的功利价值观，对自然山川、人文人事予以复魅，在多重镜像的映照下发现那些被现代秩序遮蔽的“无用之人”“无用之物”的存在，并对其进行审美观照，在一个视野无比辽阔的文学世界里探索了城市化大规模迁徙中年轻一代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及其可贵的多重建构方式。在向自然、传统回归的复魅叙述中，孙频不仅敞开了多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也为全球化背景下年轻一代怎样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别样的思考。

一、“寻找”模式下的身份认同叙事

“寻找”是中外文学作品中一种古老的原型模式。在西方文学传统中，从神话故事中主人公寻找金羊毛或圣杯等具有魔力的圣物，到中世纪对于上帝的寻求、启蒙时代对于必然性的寻求，再到现代人对于个性的寻求，这些特殊的带有英雄气质的主人公的寻求无不与那个特定时代的命题有关。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寻找”更多地体现为对人生理想形式的追求，从《诗经》到《楚辞》，从游仙志怪到现代的成长小说，尽管寻找的主题因时因地而异，一以贯之的是寻求的对象之于故事主人公的重要性，以及这一问题凸显出的时代症候与时代精神。《以鸟兽之名》集中的三部作品在叙事结构上都有一个“寻找”的故事外壳，或是模拟悬疑小说寻找凶手的情节（《以鸟兽之名》），或是寻找一个看似与己无关的失踪者（《骑白马者》），或是为父亲寻找一处墓地而在大山里漫游寻根（《天物墟》）。作为具有相同地理空间背景“阳关山”的系列作品，三部小说的深层结构都是在城市中遭遇现实挫败或精神挫败的青年回到故乡，重新探寻其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修复创伤，获得精神救赎的心路历程。

《以鸟兽之名》中的“我”是一个来自偏远小城的“京漂”，以写作为生却并不成功，“稿费连在北京租房都不够”，在严重的焦虑状态下选择回老家休息一段时间。这个曾经以写悬疑小说赚取稿费的青年作家一回老家就被一桩杀人案所吸引，在寻找凶手的想象中，与自己过去的文化馆同事游小龙不期而遇。山民出身的游小龙一直以城市文明为标准，努力把自己锻造为一个具有“理想人格”的新人，但他的出身、他的语言、他摆脱不掉的大足底村庄、母亲和弟弟以及过去的一切，都使他的努力付之东流。最终，他接纳了自己“山民”的身份，转而以一种书写家乡地方志的方式，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建构，也实现了自我的成全。小说表层的寻找凶手故事在叙事中实则转换为主人公游小龙寻找自我身份认同的历险。吉登斯曾经指出，自我身份认同是人的存在性问题的基本内容之一，它不是给定的，也并非个体所拥有的不变特质，而是每个人对其个人经历进行反身性理解而形成的自我概念。b斯图亚特·霍尔也认为：“身份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透明或毫无问题。也许，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做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c小说借助于悬疑的叙事动力，一步步深入游小龙的内在精神世界，一窥其自我身份认同过程中的那些动人心魄的险滩与暗礁。

《以鸟兽之名》中的“我”作为他者见证了游小龙十年来的变与不变。叙事者“我”以城里人的身份坦言“游小龙就是个山民”，“在我们这里，平原对山地的歧视由来已久”。十年前的游小龙是通过完成高等教育而留在县城文化馆的“山民”，在“我”和“他”共有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意识结构中，“山民”是一个提示差异与等级的身份符号，也是游小龙特别忌讳、急于摆脱的身份标识。“他”沉默寡言，开口则讲普通话，衣着特别整洁，和“我”一样保持着写作的习惯。不仅在这些外在行为上他努力与“山民”划清界限，更令“我”刮目相看的是，他还以近乎苛刻的“慎独”与道德自律来锻造自己。“对于社会心理学来说，身份认同是一个工具，可借以思考个体身上心理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衔接。它能表达出个体与其或远或近的社会环境之间多样互动的合力。”d换言之，应该在诸多社会群体间、在不同个体间的关系秩序中去把握身份认同的现象。正是强烈意识到现实社会结构中城乡文化的不平等，才有了“我”记忆中游小龙异乎寻常的身份建构努力，他不仅把城市文明当成外在的行为规范，还把传统的道德文化作为内在的精神标杆，成了单位里一个孤独的另类。然而，十年后的这次重逢，和整体搬迁到大足底社区的故乡乡亲们居住在一起的游小龙，在“我”眼中最大的变化是由忌讳“山民”身份到坦然地以“山民”自居。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他的故乡大足底村因为兴修水库集体搬迁到城郊，游小龙无论从外在空间还是内心世界都再次和他所属的大足底成了一个整体。吉登斯认为，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既不体现于其行为，也不体现于他者对其行为的反应，而是体现为一种能够联结过去之经验并能投射未来的连贯叙事。通过自我认同叙事，个体获得一种内在真实性，并为有限的生命历程提供一个基本信任框架。如果说过去在追求“理想人格”的过度自律中，游小龙不得不在理智上强行割断他与家庭、与村庄的根本联系，因此无法建立起能够统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于自我的连贯叙事的话，那么如今借助城市化发展的外力，游小龙在对故乡、亲人的接纳中，不仅达成了与自己的和解，也在内心建立起了关于自我的连贯叙事。他主动与“我”分享了他的家庭的秘密、他的村庄的过去，并把他为故乡阳关山上的鸟兽草木写的书托付给“我”，这些行为无不证实了这一转变，而十年间乡村向城镇的巨大历史变迁正是理解游小龙身份认同的基础。

在城乡二元对立格局已经得到极大改善的条件下，游小龙的乡亲们进城后虽然不会遭遇他那样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但是他们依然面临着生活方式和情感心理上的种种调整。“我”在大足底社区耳闻目睹的正是这一群被“连根拔起”迁徙到城郊的乡民们的种种不适应：从饮食起居、行为方式，到涉及生老病死的各种人生大事，他们都还没有做好准备，甚至不知道如何着手进行准备。这些未能像游小龙一样接受高等教育的山民不具备他那样自觉的反思能力，只能凭借历史、社会、文化的惯性力量而生活，包括游小龙的弟弟游小虎。在这种语境中，作为山民代表的游小龙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仅以大足底社区中的一分子，也即山民群体的一分子，重新确认了自己的身份，而且开始有意识地着手建构山民们的集体记忆。他意识到：“对我们这些山民来说，尽管羡慕着城市文明和城里人的身份，但大山给我们的安全感其实更重要。对山民来说，大山是一种宗教般的存在，山上所有的鸟兽草木，所有的风俗习惯都是我们的避难所。”为此，他由执拗地建构一己的“理想人格”转而自觉地为阳关山人建构他们的集体历史叙事，因为，身份认同总是由记忆、幻想、叙事和神话建构的。他写阳关山的方言、动物、植物、禽类，他相信“星辰之下，众生平等”，这些都昭示出游小龙及其代表的山民群体自我身份认同中的新质。而叙事者“我”也在对游小龙和大足底山民群体的理解中领悟到了时代转换的必然和生命存在的多种形式。

二、多重镜像中的自我透视

无论是弗洛伊德建立在现实原则基础上的人格理论，还是拉康以超现实幻象为基础的主体解构理论，都认为自我的建构离不开自身也离不开自我的对应物，即镜像的存在。心理学揭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没有作为差异结果之显示的镜像，人对自我与现实的认知都是无法完成的。设置多重镜像的人物关系，多角度、多层次地对主要人物进行心理和精神层面的扫描、透视，是孙频小说惯用的叙事策略，《以鸟兽之名》集中的三篇小说也不例外。

《天物墟》中的“我”、“父亲”和老元三个人物构成多重镜像关系。“我”在与“父亲”的镜像关系中看到的是两代人各自的失败史，并深陷自暴自弃的泥淖不能自拔。直到“父亲”死后，“我”按照他的遗嘱回阳关山寻找墓地，遇到大山深处的民间文物专家老元，在这个完全不同于“父亲”的另一重镜像关系中，发现了之前被失败感遮掩起来的另一个新的自我。跟随老元整理文物的工作，“虽不免枯燥，但我发现我竟越来越喜欢这件工作了，就好像，它把我早已埋葬掉的某种尊严感又唤醒了，我居然有机会变成了我曾经假想中的那个人”。如果说下岗的“父亲”是无形中带给“我”心理阴影的那个人，那么老元则像一个深谙镜像疗法的心理疗愈师。他讲述自己由年轻时的自卑，到如何在文物研究中找到存在的价值“开始高看自己”。他虚构鲜卑贵族出身的历史镜像来激励阳关山最穷的岭底村村民，使岭底村奇迹般地一跃成为大学生最多的村子。《以鸟兽之名》中的城里人“我”与山民游小龙、游小龙与双胞胎弟弟游小虎之间的镜像关系也是不可忽略的。小说也特别暗示读者在阅读时不要忽视后一对镜像关系的喻指，在游小虎初次出场和小说结尾都提到了“我”的感觉——游小虎就像是游小龙的倒影。受过高等教育、不断自我反思的游小龙只有与善良但嗜赌的游小虎合二为一，才能作为大足底山民群体的代表，前者是差异和断裂的向量，后者是相似性和连续性的向量，它们在相互构成的矛盾和张力中共存，也分别构成了山民群体城市化的动力与阻力。小说最后，“我已经无法确认眼前的人到底是游小龙还是游小虎了。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我其实并不想确认”，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却以看上去如此相反的形象出现。

更为复杂的镜像关系出现在《骑白马者》这部小说中。小说结尾处，“我”在四处探访“听泉山庄”老板田利生而无果的一个深夜，闯进了山庄的宾馆，在恍惚中遇到了三个人：发小周龙、老井的儿子和一个“我”怀疑是田利生的陌生人。这是极具象征意味的一幕，叙述者让小说中互为镜像的人物会合在一起：作为主线的“我”与田利生，作为副线的“我”与周龙、与老井的儿子。甚至，白天在城市拾垃圾，晚上躺在马路边阅读白天捡拾而来的文字的“骑白马者”（作为作者的喻指）在小说中也亮了一回相。

“我”与田利生素昧平生，但在小说中，“我”却锲而不舍地翻山越岭，几乎走遍了阳关山的大小村庄，寻访了各个与田利生有过交集的山民，其目的就是找到他。“我想和这个人聊一聊，就只是想聊一聊，我有很多话想和他说，我知道他想干什么，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建听泉山庄。”甚至“在那么一两个瞬间里，他从人群中猛地回过头来，我却忽然看到了一张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我惊骇地发现，我已经变成了他，或者，是他变成了我”，“他像我的一个梦境，我觉得我必须得找到他”。小说中的田利生与其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不如说是“我”的“欲望自我”更贴切。在寻访者口中拼合起来的田利生是穷苦出身，出外打工从底层干起，偶然的机会赚了大钱回到阳关山建造“听泉山庄”，欠下无数债务，工程尚未完成之际从阳关山消失。对“我”而言，田利生是出身阳关山，在城里赤手空拳打拼成功又返回故乡的同类，“我”与他有着极其相似的前半生，所不同的是，“我”对这种生活有了反思和否定：“对于我来说，前半生是跟着欲望走的，后半生，我只想跟着心走。”作为废墟存在的“听泉山庄”时刻向“我”警示着田利生投资失败的教训，这个被时代的漩涡卷起又落下的同乡，映照出资本扩张时代成功与失败的虚妄。而“我”，也曾经那样地渴望成功，“舍得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一张成功学讲座的门票”，寻找田利生的过程，毋宁说也是“我”一步步摆脱成功神话与欲望追求的束缚，从心灵出发再度确定自己存在意义的精神旅程。

“我”一路上遇到的几乎全都是不愿意到城里打工挣钱而选择主动留在乡村的山民：葫芦村打鼓自娱自乐的村民、办农民报的刘天龙、默许老婆“拉偏套”的田忠柱。他们回答“我”的理由无不是留在山里“舒坦”“心里舒服”“自由快活”“自在散澹”。这些主动放弃了进城务工而选择在山里居住的农民，某种意义上也成了“我”的镜像，最终促成“我”坚定地放弃了以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经济理性，选择了和田利生背道而驰、和村民一样的以满意原则为核心的价值理性。小说也从侧面揭示出近年来农民群体在情感价值上对于乡村的回归和肯定。小说结尾，“我”拿出二十年来积攒下来的巨款，有意地违背资本的增值本性，完成了“听泉山庄”的烂尾工程，实现了当地村民的梦想，补偿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租金和工程薪酬，使金钱成为替村民圆梦造福的工具。做完这一切，“我”写信告慰妻子的在天之灵。妻子与发小周龙一样，都是“我”的心灵镜像，她在“我”最落魄的时候爱上“我”，无论“我”成功还是失败，她对“我”的感情始终如一地朴素而恒久，而“我”在追逐成功的道路上却时时想离她而去。小说结尾，“我”回归到妻子代表的那个情义世界，告别了田利生代表的功利世界，“目送着他的背影一点一点地消失在了夜晚的森林里”。这也表明“我”在价值领域彻底告别了为经济理性支配的渴望成功、恐惧失败的欲望自我，回归到忠实于自己情感与内心的真实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