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气度与“三部曲”新模式

被誉为宁夏文坛“新三棵树”之一的作家张学东，其最新作品《西北往事三部曲》 （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让人瞩目。这是三部长篇小说的合称，凝聚了作者近20年的持续思考和探索。三部作品，表面看来风格各异，人物不同，彼此之间总体风貌的差别之大，让人有硬塞强加的感觉：“三部曲”之“三”字似乎只是数字的简单叠加。但若细细思之，便会发现三部小说之间，其实有着内在的关联和生气灌注的东西。三部小说，表现在整体上，彼此之间构成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和浓重的重复意味。这种关联，不能简单理解为三部之间表现出时间上和故事发生的空间背景上的切近——都是以1958年后的西北作为故事发生的时空坐标；这种关联，最主要的表征就是，三部小说都是在写成长，而且是父辈的具有创伤记忆的成长。因此，这里的问题就变成，成长的个人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成长中的个体，面对时代的错动与狂热，是被动地做出反应，还是主动适应迎合。而事实上，不论是主动迎合还是被动反应，个人的选择空间总是极其有限的，我们既深陷在自己所属时代的主导精神的束缚之下，也无力挣脱作为“人”的构成部分的欲望的控制，因而某种程度上，成长过程中的时间的流转所带来的，就常常可能是永劫轮回的沮丧和疲劳。张学东的小说显示出来的正是这种永劫轮回的沮丧和突围的艰辛的辩证关系——我们虽无法挣脱施加于我们身上的种种限制，但我们可以做到对自己的放逐或者表现出自我救赎的努力，虽然这其中的自由总是显得那样微不足道，但也足够让人唏嘘感叹，感动不已。

一

第一部（卷一）讲述的是关于狗的故事。故事主要围绕着两条狗和两个人之间展开，这里既有狗与狗之间的同气相求，也有狗与人之间可能产生的深厚友谊：它（他或她）们（狗与狗，狗与人）之间可能存在误解、敌意，甚至伤害，也有彼此间的同情和心心相印；小说所着力聚焦的就是这样的过程。而这些，又都与特定的历史年代，比如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密切关联。这就使得狗与狗或狗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了沉重的社会历史内涵，即是说，这看似是在写狗与狗或狗与人之间的关系，着力点却在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着特定语境的刺激而变得紧张、畸形而不可信时，反而不若狗与狗或狗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得纯粹和自然。某种程度上，这是借狗与狗或狗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小说中其他关于社会历史的表现，都是建基于此一关涉点上，我们不能脱离这一关键，而过度强调作者重写历史的野心，当然也不能把它看成是作者献给女儿的礼物（见张学东《写给女儿的一本书》）那么简单。

这也意味着，小说其实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表面上，狗与狗或狗与人的关系，是这部小说的主题，两条狗“大黄蜂”和“坦克”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内在结构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真正决定着小说中狗与狗或狗与人的关系的设置。即是说，我们应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去理解狗与狗的关系和狗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相反。这是我们进入这部小说的抓手。我们不应跟从或被作者的叙述节奏所左右。

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论，这部小说采取的是儿童的陌生化的视角。小说主人公刘火所在的镇上和镇中心学校，开始是一个祥和与秩序井然的世界。外地女孩谢亚军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宁静。她的名字的男性化和她的穿着的洋气，凸显出她的新奇异样，立刻引来了同学们的“多少有些粗鲁和怪诞”的“嬉笑”。刘火和谢亚军的关系由此生发，刘火、谢亚军和同学们的关系也从此刻埋下伏笔。这种关系里面，有着外来者和本地人的陌生化关系，也有着男性同学对女性同学的欲望化的窥视成分，同时也有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种种关系之下，围绕刘火和谢亚军之间，形成了镇上青少年之间的错综关系。

就该小说而言，儿童化视角的好处是，能撇开所有无关的枝蔓，而只需关注儿童的所见、所闻和他们所感兴趣的事情。这是介于主观和客观之间的视角，儿童的理解能力的限制，决定了他们眼中的事情，多少有着主观视角和限制叙事的倾向。这就需要读者自己的判断。小说其实是以狗与狗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所构成的鲜明反差来表现主题的。表面看来，狗与狗（“大黄蜂”和“坦克”）之间，从一认识似乎就显得剑拔弩张、针锋相对，但这种表面的紧张关系背后却是狗与狗的关系的纯粹：它们之间一旦熟识起来，彼此气息相通，就变得亲密无间。这正好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反。人与人之间看似彼此客气、友好和秩序井然，但其实横亘着秘不可宣的利益考量和权力竞逐。人与人之间文明关系的外表之下，是彼此间的赤裸裸的欲望，陷阱丛生。

另一重对照还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都由狗与狗之间的关系所引起。小说情节的推动力，总在狗身上。狗充当了小说情节联结的纽带。“大黄蜂”与“坦克”的撕咬，带出了刘火与谢亚军姐弟的关系；“大黄蜂”咬伤了工作队，招致了刘火和谢亚军弟弟谢亚洲的被羁押；“坦克”的缺席导致谢亚军被骡子强奸，又是“坦克”最后报复了骡子，如此等等。这使得另一重对立，即偶然与必然的对立凸显。表面看来，小说的情节之间，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这一方面是因为狗的行为总具有情境的随意性，以狗的行为所推动的情节之间因而不免缺乏必然的逻辑关联。比如说谢亚洲被刘火误伤就是一例。这里面有太多的偶然，如果不是偶然遇到“坦克”，就不会出现“大黄蜂”和“坦克”的第二次撕咬；如果不是“大黄蜂”在首战中失利，落得伤痕累累，刘火不会架起弹弓助阵；如果谢亚洲不做出奔跑的动作，弹弓就不会打到谢亚洲的眼睛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由偶然性引发，却具有极大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是彼此间的不理解和信任感的缺失，钩心斗角和相互算计，以及人性中的恶的面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程度，当然与特定年代有关。特定年代的社会关系，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畸形关系的推动器，但却不是根源。比如说花嫂，她的丈夫在矿难中牺牲，她也是“被损害的”，但她同样也是一个施害者，她间接导致了自己唯一的女儿绝食而死。这里面，是人性的阴暗面在起作用，而与时代社会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其关乎更多的是人的自私自利以及与私有财产观念息息相关的冷漠。对此，我们能予以道义的批判，却很难苛责。这可能就是现实的残酷吧。小说通过狗与狗之间的纯粹，写出的就是这种现实的残酷性。

这种现实的残酷，是被包裹在青少年主人公的成长主题中展开的。这一成长主题，涉及友谊、背叛和伤害，同时也指涉忠诚和心灵相通。换言之，成长是在伤害和理解中逐渐完成的。这可以说是第一部的主题。残酷，但也让人感动，这是在互相伤害的前提下的成长。但作者又让人看到，互相伤害之下，仍旧有着深深的心心相印和彼此的互信互助。这一互信超越了算计，超越了权力。这毋宁说是世界上最为美好的感情。而且，这一感情，作者是以狗与狗之间和狗对人的感情表现出来。因此，某种程度上，作者在这里提出来的其实是“感觉的逻辑”命题：这是感觉对理性的克服，是感觉的胜利。因为，在狗与狗之间，在狗与人之间（这里的主体是狗），狗评判人和同类的标准是感觉或感官：它们靠嗅觉，或者说直觉行事，而且它们始终以这种直觉作为自己行事的依据，一刻没有改变。那么人类呢？他们评判对方的依据又是什么呢？由此不难看出，张学东其实是借狗的“感觉逻辑”展开对人类理性智识的批判。

当然，作者采取的是欲擒故纵的手法。小说伊始，先从镇上的本地狗“大黄蜂”写起，才写到“大黄蜂”的主人刘火。小镇上出现一条陌生的绰号“坦克”的大狼狗，狼狗构成了本地狗们的挑战，于是乎就有了“大黄蜂”同狼狗之间的殊死较量。第一个回合以“大黄蜂”的失败告终。这是狗与狗之间的关系，纯粹而自然，它们的关系，是从剑拔弩张开始的。但随着彼此的接近和熟识，它们的关系开始变得亲密起来。“大黄蜂”和“坦克”之间的友谊，在它们同野狼之间的战斗中发展起来。通读小说不难发现，狗与狗之间的关系中，起着维系作用的是那种脾性的适合与否，而不是利害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算计。它们通过全部的感觉，而得出朴素的真理：值得交往，生死相托。

二

三部曲中，第二部（卷二）最是奇特。小说以一种充满诡异的隐喻和寓言（或预言）的形式开篇，颇有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流风余韵：

秀明老师怎么也忘不掉，那年冬天的早晨，有个男社员怒气冲冲地闯进她的课堂，硬把一个学生从她的眼皮底下提溜走了。

那是我们羊角村有史以来，腊月里最寒冷的一天。那天的空气里仿佛暗藏着无数看不见影儿的针尖和麦芒，冰冷坚硬地戳刺人脸……

无须继续援引大段的描述，便可明白一点：小说其实是告诉我们，羊角村此后发生的所有一切，都可以从这一刻中找到蛛丝马迹，羊角村的历史将从这一天起发生逆转。而这也意味着，这一刻的主人公——秀明的学生——将作为整部小说的主人公出现。红亮就是这样一个学生，有趣的是，他甫一出场就在随后小说叙述中消失了。小说讲述的羊角村的大部分故事，其实都与红亮无关。

但实实在在，羊角村此后发生的一切又都有着红亮的影子。他是以“缺席的在场”的方式影响着羊角村，他就是羊角村的每一个人，当然他又与羊角村的每一个人都不同。而说他是羊角村的每一个人是因为，红亮身上背负着宗教意义的原罪，他之所以被父亲“提溜”出教室，是因为他小小年纪就用刀捅伤了屠夫三炮。他的消失，因而也就具有了逃避和自我救赎的双重意味。与他相反，羊角村的每一个人则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以他们的行动演绎着欲望、罪恶、暴力倾向和杀戮的人性之恶的本相。他们是自己的奴隶，他们得不到解脱。从这个意义上讲，红亮的消失，则显示出逃避自我和解脱自我的可能，而事实上，小说就是这样刻画红亮的：他的出生就具有这样的意味，母亲生下他难产而死掉，他的出生就是原罪的表现；同时，他的出生又被小说叙述者做了神秘的解释——“据说正是这一天，我们羊角村的所有屋顶、树杈、草垛、墙头，乃至整个村子的上空，到处都是鸟雀成群地飞来飞去”“这叫百鸟朝贺，羊角村该有贵人降生了！”祥瑞与灾难共存，这就是红亮出生这一刻的情况。理解不了这点，便可能失去对小说的有效把握。

祥瑞与灾难共存的隐喻，其实是给小说设置了一个总的基调：这是即将毁灭的村庄，也是一个即将浴火重生的所在。红亮作为小说主人公，正是这种毁灭和重生之间转化的可能性的显现。这样来看，小说中的人与事就处于一系列二元对立之间：恶/善、原欲/禁欲、狂热/冷静、感性/理性、毁坏/建设、黑夜/白天、无眠/睡眠、暴力/温顺、血腥/洁白、阴/阳、失序/秩序，等等。如果说红亮是构成这一小说的主题和核心主人公的话，那么身处这一系列二元对立中的芸芸众生们，他们中的大多数，则很难说属于上面的二元性中的明确的哪一极。他们属于浑浑噩噩的一群，没有自己的意识，一方面被意向性和欲望所推动，一方面又具有从众性，他们大都属于被动型的人物，有着二元对立之间相互转化着的可能。某些时候，他们会变得极其暴力和血腥，但另一些时候则会变得很温顺，甚至很纯良；他们中的某些人，比如寡妇牛香，即使看似荒淫无度，但其实仍具有不被泯灭的人性之美，比如说广种，看似残暴，但其实是色厉内荏。只有那些有清醒意识的人，他们才会显得具有二元性的鲜明对立性，比如说秀明、三炮、虎大，只不过，前者（秀明）是小说中善的代表，而后面那些（三炮、虎大等人）则是恶的代表。他们之间泾渭分明，是不能互相转化的。

二元对立性，也正表明了循环的存在。这里的循环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芸芸众生的左右摇摆，忽恶忽善，亦恶亦善；一种是三炮与虎大之间构成的重复关系——三炮是对虎大的重复，朱队长是对三炮的重复，他们之间关系的设置，颇类似于新历史小说中所惯用的历史翻烙饼的写法：后一种循环关系，决定着前一种循环关系，以至于羊角村始终处于一种永劫轮回的循环往复的重复之中，其最为显明的表征就是黑夜和白天彼此颠倒，羊角村人突然就颠倒过来了——白天睡觉，晚上干活。走不出这种循环，就无法把颠倒的重新倒转过来。但显然，张学东无意遵循新历史的惯例，他并没有让历史深陷循环往复的永劫轮回之中。同样，张学东也没有重复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的做法，即在历史翻到了新的一页，“四人帮”被打倒，“文革”结束之时，让羊角村所有发生的颠倒重现倒转：倒转的秩序得到恢复，昼与夜的颠倒又被颠倒过来。

张学东的思考显然有了进一步的表现。秀明是绝对的善，但这样的善只是凤毛麟角。绝对的恶，虽也有自我的意识，但却难有自我反思：小说中，虎大是不会反思的，三炮也不可能，他们的结局只能是历史的审判。张学东所聚焦的是作为芸芸众生的民众的救赎与自我救赎的可能性。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人们深陷在这种浑浑噩噩的对立中，很少能有自我的意识，而实际上，对于大多数芸芸众生而言，他们是不可能做到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的。在如此认识下，他转而求助于具有神秘气息的宗教。宗教具有救赎普通芸芸众生的可能性，其神秘的力量，能促使人们幡然醒悟并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深自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