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问题中的个体核心
作者: 何言宏这几年来,地方性问题成了我们文学中的热点问题。继“新东北文学”“新东北作家群”的命名和成为现象之后,“新南方写作”又异军突起,引发热议。紧随其后,“新北京”“新浙派”的提法又迅速跟进……可以想见,一定还会有其他什么地方正在酝酿着提出类似的命名,以加入目前方兴未艾的地方性热潮。不过在同时,我们也都能注意到,这些命名都很刻意地强调一个“新”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和以往的地方性写作有所区分。我们都很清楚,文学中的地方性,一直是中外文学史上的常见现象。在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沈从文的创作、“东北作家群”、“京派”和“海派”、“荷花淀派”与“山药蛋派”,还有后来的“寻根文学”“西部文学”等,都是突出的地方性书写。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目前的地方性热潮,就有对以往的地方性写作有所承续、有所创新的意思。
实际上,在文学现场之外,目前的地方性热潮还涌动在我们的学术领域。这几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出现了一种叫作“地方路径”的学术动向,倡导从“地方”入手重新发掘和呈现“文学中国”、重新书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倡导者的主张与立意来看,“地方路径”与以往的区域文学、地方文学研究相比,也有着新的追求,有论者认为:“如果说过去区域文学、地方文学的研究是为了‘补缺’中国文学史遗落的局部,归根到底是用各个地方的文学现象来完善中国文学的总体景观,地方始终是作为‘文学中国’的补充被我们解读和认知,区域的意义存在于‘文学中国’的总体经验之中,那么,所谓的‘地方路径’的发现和彰显则是充分意识到另外一重事实。在这里,人的文学行为与包裹着他的生存环境具有更加清晰的对话关系,也就是说,文学人首先具有切实的地方体验,他的文学表达是当时当地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的存在首先是一种个人路径,然后形成特定的地方路径,许许多多的‘地方路径’,不断充实和调整着作为民族生存共同体的‘中国经验’。”a我以为在这段文字中,最为关键的还是其中对“个人”的强调,贯穿其中的,是以“个人路径”为起点,“然后形成特定的地方路径”,以及“许许多多的‘地方路径’”,而最终达至“中国经验”的学术思路。
看来,不管是谈论“地方”,还是谈论什么意义上的“共同体”,我们都难以回避作为文学的核心与起点的“个人”。这不禁使我又一次想起诗人雷平阳的一首著名短诗《亲人》。二十一世纪以来,人们在谈到中国诗歌的地方性写作时,经常会谈起《亲人》这一代表性作品。我自己便曾以《亲人》为例,讨论过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诗歌中的地方性写作和情感文化等问题。但是在这里,在“地方”与“个人”新的问题视野中,我们仍然能从这首诗中读出新的内涵、新的启示——在《亲人》一诗对“地方性”的思考中,不仅有我们以往所曾揭示过的地方性的内部差异和相对性本质b,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基本主题,即“个人”对“地方”的穿透与超越。“这逐渐缩小的过程/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实际上所喻指的便是诗人的个体生命从作为“地方”的“云南”,渐次到“土城乡”,甚至再到“亲人”所意味着的“家宅”这一“地方”或场所的逐渐“耗尽”的过程,这是地方与空间“逐渐缩小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体生命在时间维度上的逐渐耗尽。这里的“个人”,显然穿透与超越了套娃一般层叠于诗中的地方空间和相应的共同体。诗里的地方、诗里的空间,全都是诗人个体的地方、个体的空间。
所以,我们讨论文学中的地方性问题,一个最基本的前提,还应该是“个人”。文学中形形色色的“地方”,一旦不是个人的“地方”,不具有个体性,这些所谓的地方性书写,便也不再是“文学”,失去了将其作为文学来讨论的意义。无论是文学史上经典的地方性书写,还是“新东北”“新南方”中的班宇、双雪涛和林棹们的写作,抑或是“地方路径”的学术倡导中所同时强调的,最为坚实和可靠的核心与基础,其实还是“个人”,是作家与诗人们的个体性。
只有开拓地方性写作中的个体性,才能确保和形成地方的多样性,否则,文学中的每一个地方,都将会高度同质化地流于表面,造成刻板印象。西方地理批评的创始人、法国学者韦斯特法尔在谈到其所主张的地理批评四要素时,特别强调建立于个体的“多聚焦、多感官性、时空分层和互文性”c,实际上便是要我们重视每一个作家对于地方的再现的个体性,从而与他们各自具有异质性的地方性书写深刻互文,充分展现出多样性的地方。而英国学者彼得·戴维森在谈到北方的观念时,也曾一再指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北方”,“每一个个体心中都有专属于他自己的极北之地,真正的、纯净的北方”。d很显然,不仅是对不同的地方,即便是对同一个地方,我们的书写都应具有建立在个体多样性基础上的地方多样性,只有如此,我们目前唯“新”是尚的地方性写作,也才会不失其本地性,才会有未来。而我们关于地方性写作的批评与研究工作,也只有深入地去发掘和辨识其中的个体多样性和地方多样性,才有意义。
文学中的个体多样性的意义毋庸置疑,而地方多样性的意义,一方面当然是个体多样性在地方性写作中的自然体现和顺理成章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会反过来增进和强化个体的独特性、丰富性和个体的深度,有助于个体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塑造和形成更加深厚与开阔的自我。韦斯特法尔的《地理批评宣言》和其代表作《地理批评:真实、虚构、空间》一书在论及文学写作对于地理空间的再现时,一再反对那种占据支配地位的独断性的单一视点,认为“必须抛弃单一性”e,要以“尽可能多样化的个人书写”而将地理空间“从单一目光审视下的独白中挣脱出来”。f他说,“地理批评式的空间再现,它脱胎于个体化再现的光谱,这个光谱具有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正是通过这些丰富多样和具有差异性的“不同视角的交锋,这些不同的视角会相互校正、相互滋养并互相丰富”g,从而以对话性的方式更加准确地界定个体、深化和丰富个体。
韦斯特法尔主张通过“一地各表”的方式来深入对话和相互激荡,以增进个体的地方性思想,这同样体现在格尔茨那里。格尔茨曾说过:“以他人看待我们的眼光那样看我们自己,可能会令我们大开眼界。视他人与我们拥有同样的天性,只是最基本的礼貌。然而,置身于他人之中来看我们自己,把自己视作人类因地制宜而创造的生活形式之中的一则地方性案例,只不过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案例、诸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却是困难得多的一种境界。此种境界,正是心灵宽宏博大之所本。”h非常明显,格尔茨同样反对出于“最基本的礼貌”而在他人与我们之间寻求单一的同质性,而主张谦逊地把自己只视作“一则地方性案例”,尊重和理解他人的眼光,正视、激活和容纳差异,从而达到个体自我宽宏博大的心灵境界——我想这一境界,正是我们的地方性写作和我们的地方性思考最应努力、最应追求的。
【注释】
a李怡:《“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代主持人语》,《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b何言宏:《坚持一种批判的地方性》,《文艺争鸣》2011年第12期。
cg[法]贝尔唐·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真实、虚构、空间》,高方、路斯琪、张倩格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版,第245页、229页。
d[英]彼得·戴维森: 《北方的观念: 地形、历史和文学想象》,陈薇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 7 页。
ef[法]贝尔唐·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拼图》,乔溪等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12页、26页。
h[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