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与地方

现有的有关“地方性”的文学讨论，其理论源头大概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引进出版的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今译为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 （王海龙、张家瑄译）。这本论文集在中国学界影响很大，对于文学界也有波及，但或许是因为翻译的缘故（格尔茨的文笔华丽强劲，又广征博引，不容易把握），最终给国人留下的印记只是“地方性”这个新造词语以及由这个词语望文生义出的种种臆测。直至20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台湾译者杨德睿的新译本《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其译笔精湛飞扬，对格尔茨所涉及的诸多学科亦有深入体会，可以纠正很多过往的认知。比如说，那些对于文学自轻自贱并对人类学顶礼膜拜的文学从业者会惊讶地发现，作为人类学家的格尔茨一直对诗学和文学批评遥相致敬，认为在理解一方土著和读懂一首诗之间，存在最深层次的相似。可惜的是，旧译导致的谬种流传，已非一朝一夕可以纠正回来。

“地方性知识”和“地方知识”，看起来只有一字之差，实则大相径庭，而其中反映出来的，恰恰是我们理解上的误区。在现代中文里，“……性”是一种常见的为某种性质命名的欧化表述，但格尔茨原文里所说的“local”，恰恰不是指向一种可以被迅速命名并作为标签传播的性质，而是一种需要随时随地在变动中加以辨别剖判的在地境遇。而另一方面，“知识”也非一种固化的客观之物，用格尔茨的话说，与其追问“什么是知识”，不如先追问“我们究竟想知道什么”。

而在中文语境中，“地方性知识”时常被等同于或近似于地方志记录或民风民俗考察，乃至某些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和地域特质展现。但这其实只是语言的魔术，借助一个“性”字的后缀词根，属于某地的特殊性便顺滑地跃迁到了可被他者知晓的普遍性。格尔茨恰恰反对这种顺滑的跃迁：“一个学术领域的历史、社会学与哲学是否充分了解实地的状况，以至于能够把实际操作它的人赋予它的意义吸纳成自身的意义，并像那些实际操作者一样深深沉浸在技艺的直接必要性之中，这是颇为值得怀疑的。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地方知识，我们更需要一种方式来把各式各样的地方知识转变为它们彼此间的相互评注：以来自一种地方知识的启明，照亮另一种地方知识隐翳掉的部分。”

格尔茨强调的，是“在不缩减（通常的情况其实是更加深化）对它们之间分殊性的认识这个前提下，把不可通约的世事观点以及记录经验、表述生活的不同方法，融汇成为相近的概念”，这整个文化阐释学的过程类似于翻译，它涉及“如何领悟到他人经验的弧线，并至少将它局部地传达给与其经验相去甚远的人”。格尔茨认为现有的人类学在这个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还不能为“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精神病学家与律师，或者（原谅我揭这个疮疤）昆虫学家与人类学家创造出主体间的联结”。他因此时时瞩目于文学乃至文学批评，因为文学要做的工作正是联结一切，文学要扎根于具体而特殊的地方，但杰出的文学作品却可以打动和联结遥远的面目各异的心灵，文学尝试通过理解具体的人来理解一切的人，而文学批评又正是对这种理解的理解，以及，对于不可比较之物的比较。

人类学这几年炙手可热，很多文学批评写作者都是人类学的拥趸，“把……当作方法” “田野”一度成为最流行的学界话术。但或许反讽之处在于，这些文学批评写作者对于文学批评和人类学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当他们企图望文生义地在“地方性”这个词中找寻某种他们在文学批评中难以获得的确定感（正如他们曾经在通俗历史学和通俗社会学中找寻过的那样），就只能是以己昏昏使人昏昏。进而，当“地方性”变成这些文学批评家心目中有关普遍化的隐秘要求，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奇异的歧视链，正如奥威尔所讽刺过的，“凡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在有关“地方性”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有些地方会比其他地方更加具有“地方性”，比如西藏，比如湘西，比如东北，比如广州或上海。

格尔茨致力用“民族志”的方式来理解思维，他谈到“被不同专业塑造的心灵之间深刻的歧异性”，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专业几乎也就是一个“地方”，因此，他所谈论的“地方知识”，不仅是一个受困于具体地方的心灵所拥有的知识，也指向受困于具体某个专业领域的心灵所拥有的知识。当代文学批评，大概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奇异的地方。在当下有关“地方性”的文学讨论中，来自这个奇异地方的鼓吹者自身所拥有的形形色色的心灵结构，恐怕是比他们热衷于谈论的那些“地方性”，更值得被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