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地方性、普遍性与个性

讨论“地方性”问题，使我想起100年前（1923年）新文化运动健将周作人发表在浙江的《之江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地方与文艺》。这个联想，也说明新的问题与旧的观念可以互通，旧观念在新问题的刺激下，有可能发出新意，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继续保持生命力。

《地方与文艺》一文，提到地方性的重要性，也涉及普遍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普遍性固然是文学的要求之一，但是普遍性容易成为“最大公倍数”（按：其实应该是最大公约数），导致抽象化，只能写“预定的概念”，而失去人与文学的个性。

关于文学的普遍性与个性（具体性），鲁迅也有类似的看法，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篇文章中，鲁迅说，“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于是最普遍的文学就是表现人类生物本能（比如，吃喝拉撒）的文学。

所以，好的文学表现的普遍性，一定不能只是“最大公约数”式的提纯，所谓“除尽枝叶，单留花朵”，也不能是被庸俗化理解的“典型性”——这样的文学，只能是社会学研究的材料，而不是文学自身，文学的普遍性中一定带有具体的个性。

当然，周作人谈论的普遍性和地方性，并非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有着具体的现实指向。普遍性在此等同于道学、古文，是压抑个性、违反艺术民主的。“地方性”的背景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前，传统的道学、古文作为旧道德与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压抑了活生生的个性；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新思想与新文艺虽然批判道学和古文，慢慢地也有了追求普遍性、走向一统的趋势，将要成为对个性造成压抑的“新道学”“新古文”。周作人提倡“地方性”，正是以此抵抗这新的与旧的“普遍性”趋向，赋予文学以活泼的个性，避免思想和文艺的停滞。可见，周作人的“地方性”可以被视为一种带有解放意义的方法。

今天我们谈论的“地方性”，粗略地就学科层面分类，可以说有两种：一是李怡老师他们提倡的“地方性路径”，这是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需求；二是当下文学现场的命名，也可以说是以“地方性”或者说像周作人说的“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对当下文学现状或文学史研究中的同质性、普遍性的反拨，是试图从抽象的普遍性中，解放出地方性，而又以这些更具有差异性和在地性的地方性来丰富、调整我们的普遍性认知。这既是普遍性和地方性的关系，抽象和具象的关系，也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这个部分要在整体的视域下认知，但部分中又包含了整体所没有的东西，所以部分的发现与重释，也会丰富、调整我们对整体的理解。

说到地方性，自然会说到方言和方言写作。当然，实际上现在很少有真正的方言写作，我们看到的都是被普通话改造过的方言，是方言与普通话形成互动，互相改造，其实这也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互相激发。方言写作可以带来强烈的地方性特征，比如对地方性风俗风物的描写，都与普通话代表的普遍性特征不同，不过更为重要的，还是方言会自然带来小叙事的特点，比如描述更为日常、更为凡俗，却也更为恒久的事物，天然具有平衡乃至消解大叙事的特质。

以四川作家颜歌为例，她在《我们家》之前的小说，都是普通话叙事，作品里考虑的问题也是相对“普遍”而宏大的，比如历史的真实性是否可能、如何面对人类的原罪等。但是到了《我们家》，方言较多，作品的整体气质也随之变化了，更接地气，更多凡俗的视角，不再关注人类，而对家长里短、“爸爸”的偷情大业充满兴趣。在这部小说里，普通话与方言也对应着不同层面的权威。在“我们家”，讲普通话的人显然更具有权威，讲“方言”的则低人一等，但是很多问题，“普通话”代表的大道理落实不下去，要用“方言”代表的小道理才可以行得通。普通话与方言以及各自代表的道理、权力各行其是。在这个过程中，“普通话”代表的宏大而普遍的道理其实部分地被制衡，也被充实了。

当然，方言代表的地方性也并非与普遍性毫无关系，比如现代文学研究者经常举例的吴虞、吴芳吉、李劼人等人的写作，虽然具有浓烈的地方性色彩，但这种地方性其实也是在接受了普遍的“现代性”之后形成的。首先是受到了现代性的影响，其次才是现代性影响下的那些顽固的、无法被普遍性收服的地方性内容，正是这些无法屈服的部分，构成了对“现代性”的制衡与补充。

关于当下文学现场的“地方性”命名，粗略来看，大约可有三种：一是理论家对文学创作与文学现场的概括；二是理论家主动提出概念性命名，引导作家的创作；三是最为普遍的，即地方作协或文化机构部门的提倡。我们仍然借用周作人的“地方性”含义来看，一个地方性命名是否有效，最低标准当然取决于是否确实有创作实绩的支撑，命名是否能妥帖地予以概括或导引，但从较高的标准来看，还是需要能够具有解放的力量，能够将某一地方的文学创作的可能性从更广大、抽象的普遍性中超拔出来，激发出平素被压抑的个性，充实普遍性的内涵，而非使“地方性”与新的“普遍性”结合，甚至自身成为一种地方的“普遍性”，反而忽视了同一地域文学创作的多元性与特殊性——这样恰恰走向了“地方性”提倡的反面。

作者简介※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何言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黄 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金 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方 岩，渤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

张定浩，《上海文化》副主编；

王晴飞，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