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地方性，超越中西之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八十年代文学思潮与美术思潮互动研究”（项目编号：18BZW157）阶段性成果。

2023年，莫言戏剧新作《鳄鱼》出版，引发诸多关注，莫言也戏称要由小说家转型为戏剧家。其实莫言早前《蛙》等诸多小说中即有戏剧元素，且已出版不少剧本并被搬上舞台，戏剧家的身份早已有了雏形。值得关注的是，与之前《我们的荆轲》 《姑奶奶披红绸》等偏历史或本土题材的作品不同，《鳄鱼》讲述了一个贪官携家带口跑到美国后的觉醒故事，更以“鳄鱼”作为欲望象征物，触及更多深层问题。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莫言为什么把贪官觉醒故事放到美国这个异域空间？欲望的自省与贪官身在美国是否有关？这个空间与其之前高密东北乡诸多“世界”书写与认知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莫言此前文学文本中的德国、日本侵略与抗争故事与世界结构的关联性何在？本文试图从长时段考量莫言文学的“世界”书写与相关指涉，借此或可辨析莫言超越地方性、超越中西之辩的世界文学新面向。

一、作为审美能指的“美国”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及改革开放至今，作为特定政治与文化符号，美国与当代中国产生了诸多耐人寻味的联系。不同文学文本中，有关美国的书写呈现出迥异的文化面向。例如1980年代早期，一些作家访美后写了不少游记，其中的“美国形象充满矛盾，既对美国社会金钱至上、欲望泛滥等问题深信不疑，又看到美国社会的确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 a。他们在承认美国物质丰富、科技发达的同时，对美国文化进行了诸多批判。如冯骥才《美国是个裸体》、蒋子龙《纽约的刺激性》 《“美国淫秽之都”——旧金山》等文，标题即已表明强烈批判性。随着时代变革，文学中的美国开始呈现多重意味，如张贤亮《灵与肉》 （及其改编电影《牧马人》）中，许灵均放弃了去美国生活的机会，美国俨然是时人理想之所在，于是放弃美国的许灵均便显出对中国的赤诚热爱。而高晓声的《陈奂生出国》则将中国农民置于美国情境中，以乡土错位展示文化歧异。1990年代，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热播，王起明这样闯荡美国的国人形象更为深入人心。不同文本中的美国，各自有其令人深思的世界意味，显示出从“文革”动乱中复苏的落后中国对联通世界的不同渴望，也是美国作为20世纪文化霸权或主导面向的多重投射。

莫言新作《鳄鱼》走出对乡土与历史的关注，走出“高密东北乡”，反而将书写空间放置于美国，而这个美国与前述文本中书写的美国形成了强烈反差。《鳄鱼》中的美国是贪官无惮逃匿栖居之所在，是妻儿、情人与下属等重新汇聚的地方，也是与国内荣华富贵疏离的地方。美国西海岸港湾别墅里，曾经显赫的市长与过往诸多人事再度勾连，妻子、情人、儿子、风水师、商人、掮客，这些在国内依附于权贵无惮的不同人物，在遥远的美国集合出耐人寻味的生活百态。当他们相聚时，鳄鱼、鱼缸、LV包、玻璃枷、圣经、手枪、绿卡、房权证（见表一），这些美国附属物象成为无惮身份转换与自我认知的重要参照物，也是我们辨识美国、观照世界的文化标志。携带着美国表征的诸多物象让无惮逐渐审视自我，映照着遥远中国曾经的权贵生活与个体身份。空间具有强烈的激唤塑造功能，所以，异域他乡的美国空间为无惮的观念重构、个体觉醒提供了可能。重构与觉醒的动力在于，戏中无惮和巧玲不断回闪的中国本土记忆，让他们激唤出新的个体认知，正是借由美国这个相对隔绝的世界空间，无惮的自我意识、族群身份与民族面向逐渐清晰。

几幕场景中，与美国相对应的中国地方生活不断出现，由此形成了世界性的空间张力与情节结构。对于儿子小涛而言，美国是其吸毒的重要诱因。小涛被父亲指派到美国读书，遭遇的是异国他乡的无聊空虚，其怀念的依然是国内实在的具体生活，而美国却让小涛走上歧路，这也是巧玲控诉无惮的原因。尤为重要的是，对于无惮而言，其欲望重审及解脱都来自于异域空间的驱动。在美国别墅里，巧玲和无惮倾诉过往生活，墨水河农场、猪肝、夜明砂、紫河车（见表一）等地方与传统之物寄寓着难以磨灭的时代记忆，他们潜在的国家民族意识、生动的个体生活记忆，在遥远的异域被重新激活。这也是无惮所指认的，自己虽是贪官，但没有卖国，而且“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爱国”。而重逢的风水师，相关的滨海市、水池、假山、青云大桥，一一勾起国内过往政治，不断激活无惮的主体认知。正是在美国，透过世界性的空间疏离与映照，无惮才体察到个体生命的意义，才开始爱国，才意识到国家民族的新面向，所以美国空间是无惮最终欲望解脱并将赃款汇回国的内在诱因，是其人性复苏的可能之所在。

可以说，在剧本《鳄鱼》中，美国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所在，是情节展开的重要空间，也是人物心理延展、思想转化的核心动力，因此具有值得探究的审美文化能指性。作为审美与文化能指的美国书写，投射出世界结构视域中的中西文化关系，其背后集结了我们对于美国的诸多想象，绿卡、房权证、手枪等都与这一审美文化能指紧密呼应。尽管剧本涉及的具体的美国人物、事物并不突出，但在戏剧开始，作为空间的美国已显示出强大的审美意涵，这个审美意涵无时无刻不作用于人物的心理与行动，从而具有特定的文化意涵。作为审美能指的美国，在《鳄鱼》中，既有世界空间一体化的认知意义，内含着以外化内的文化思维，同时这里的美国空间也可以换为英国、法国、德国，乃至日本，但显然都没有美国更能凸显其文化能指性。在此意义上，《鳄鱼》隐含着莫言将国家空间作为思想驱动的文化意识，其以世界性的空间结构关系赋予故事以新内涵，由此具有值得关注的文学意义，这也是认识莫言作为世界性作家的必要面向。

作为审美能指的“美国”是解读《鳄鱼》的关键所在，正是“美国”这个带有强烈20世纪标志的关键词，成为莫言剖析权力、欲望与人心的密钥。透过“美国”这一世界空间及相关事物，莫言超越了中西、内外、族群与个体等二分思维，将中国本土镶嵌到世界结构中，实现了族群与个体、自我与国家在不同层面上的多元对话，发掘了欲望与人心的严正问题。这种超越二分视野的文学实践，既是21世纪前二十年中国融入世界的实在呈现，也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新思考。如果从剧本《鳄鱼》上溯莫言获得诺奖后出版的首部小说集《晚熟的人》，或可看到莫言在民族历史维度上，对地方性的超越，以及从世界看中国的立体视角。

二、“在世界中”的高密东北乡

小说集《晚熟的人》出版于2020年，收录了12篇中短篇小说，最早的《澡堂与红床》创作于2011年12月，最晚的《红唇绿嘴》创作于2020年6月。梳理这一时间线，可以发现，这十年既是莫言的文化身份转换期，他参与慈善活动，做书法展，以其文学影响力做了诸多社会公益与文化推广工作，实现了更大的社会担当。另一方面，这十年也是中国全球化加速、乡村巨变的关键期，作为念兹在兹、以乡土书写称道的作家，莫言具身切近感受到全球化之于中国社会特别是乡村的意义，于是，一个多元杂糅的“世界”不断涌入其小说中，嵌入到诸多人物形象上。通过《晚熟的人》的12篇故事，莫言“在揭示乡土中国冲突裂变时期的世道人心、世情人性之余，描绘了一个无限接近当下的高密东北乡”b，其中既有从《红高粱》起一直触及的日本侵华及抗日战争书写，也有苏联东欧等一代人的文化记忆，更是借取“城乡往返式结构”c，烙刻了不少与欧美世界同步（及其相关事物）的全球化印迹，高密东北乡由此被纳入世界结构中，一个“沧海桑田的老家，面目全非的老家”d，一个“在世界中”的高密东北乡，逐渐呈现出新时代的摇曳面影。

小说集《晚熟的人》中，高密东北乡这个曾经偏于一隅的中国乡野，此时已经瞬息联通全球。短篇小说《晚熟的人》中，法国作家、日本作家和高密东北乡民一起见证着抗战历史的荒诞演绎。《等待摩西》中，柳卫东发迹之后抽的是英国、美国香烟。《诗人金希普》中，在北京参加同乡聚会，金希普自称访美并与克林顿合过影，聚会中的山东大馒头曾受美国、俄罗斯总统青睐，此外，更是宣称录像师在好莱坞工作过，演出的鼓乐队则刚从欧洲演出归来。《天下太平》中，奥迪汽车不时现身乡野，小奥的同学袁晓杰拿的是可口可乐，张二昆更是要让爷爷编的筐卖到国外去。《斗士》中，丢掉的象牙棋子可以换一辆奔驰。《红唇绿嘴》中的女同学成为网络时代的宠儿，可以用两个公众号、五个手机影响人心与民意。即便是在游离于高密东北乡的故事《贼指花》中，胡东年自称中国的柯南道尔，外号“法拉利”、金发的范兰妮则据说有俄罗斯血统。美元、港币、BOSS钱包等物象，不时将中国小地方勾连起遥远的异国，结尾“我”则遇到了美国回来的尤金（详见表二）。全球视域中世界之物与人被莫言嵌入有关高密东北乡的新叙事中，异质化的西方人与物由此切近于中国小地方，小说集《晚熟的人》中的高密东北乡，已被裹挟进宏大的全球化时代，成为“世界中”的地方所在。

尽管高密东北乡依然还葆有一定的地方性，诸如山东大馒头、茂腔戏剧，但这个地方性其实早已不再纯粹。当《晚熟的人》写到《列宁在1918》中的芭蕾舞剧、写到去看阿尔巴尼亚电影《地下游击队》时；当《火把与口哨》中杨结巴讲印度电影《流浪者》，三叔吹奏印度电影《拉兹之歌》插曲时，这个小地方早已处于结构性的世界之中，不再封闭。作为敏锐的时代中人、高密东北乡的塑造者，莫言比我们更深刻地认知到宏大的全球世界与高密东北乡之间的内在关联，他经历并看到欧美、日本、前苏联与印度等遥远世界嵌入小地方的直观现实，这种现实不是简单的东方与西方、历史与当下的区隔，而是站在世界看中国，对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族群与个体之间张力关系的新认知。在《晚熟的人》的12个故事中，我们看到，小地方高密东北乡产生了沟通世界、连接全球的独特意义，这些具有不同情感与形态的人，凸显了小地方与世界的彼此嵌入，凸显了高密东北乡“在世界中”的世界文学面向。

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作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首部小说集，《晚熟的人》虽然以回乡视角书写了“在世界中”的高密东北乡，显示出对前期相对单一的乡土叙事的某种超越，但是，面对西方世界、外来事物，《晚熟的人》相关叙事也暗含着相对审慎的文化姿态。诗人金希普携洋吹嘘，时时宣称与美国总统合影，摄影师都刚从国外回来，还自称诗歌被收进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材，无不显示出这一人物背后的某种虚妄“世界”。《贼指花》中以美元、港币、BOSS钱包等事物映照人物形象，《等待摩西》中柳卫东抽外国烟等，这些都表征出“在世界中”的国人莫名崇拜国外、境外的时代病症，也由此寄寓着莫言走向世界过程中对“在世界中”的文化冷静与思想批判。全球化局势已成为当下世界共识，我们需要也应该以不同方式与世界互动，但不可盲目携洋自大而吹嘘炫耀。如果说莫言获得诺奖代表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而作为后发现代国家与民族，是否能重拾文化自信和尊严，从而在走向世界过程中保持冷静，小说集《晚熟的人》中的不同“世界书写”已然显示出莫言思考的深入与宽广。

三、民族历史与世界的张力建构

如果从世界看莫言、看高密东北乡，可以发现，莫言以及高密东北乡一直“在世界中”，无论是广受赞誉的莫言“幻觉现实主义”叙事所接轨的世界文学，还是其《红高粱》 《檀香刑》 《丰乳肥臀》等获得诺奖前的诸多小说，都闪烁着一个处于世界结构中的不断变动的乡土中国，特别是其获得诺奖前的诸多小说，其实早已有着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世界”书写。这个“世界”书写潜隐于乡土民间叙事中，映照出莫言以民族历史视角审视世界结构的某种可能。其前期长篇或中短篇小说，大多以日本侵华、德国占领胶州半岛两个重要历史事件作为推进叙事、认知世界的核心动力。这两个事件承担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尤为重要的“刺激-反应”机制，即19世纪末德国侵占胶东半岛与1930年代日本侵华，强行修路烧杀抢掠等行为，刺激乡土民间从原来常规稳定的老中国状态中觉醒，高密东北乡人由此被以殖民统治的方式卷入宏大的世界结构中。在与抗日、抗德相关的诸多故事中，莫言还让欧美、苏东等相关人与事不时闪现出来，成为高密东北乡叙事建构、人物行动的隐在动力。因此，从19世纪末即被动卷入世界结构中的高密东北乡，莫言对其进行的诸多叙事都隐含着民族历史与世界之间的张力关系。

例如，在面对日军侵华这一带有极强民族意涵的问题时，莫言早期和近年作品中的处理方式其实是有区别的。他早期作品大多带有一种天然的民族主义倾向，1980年代反响甚烈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即是代表。小说中“我”奶奶往往是文本阐释的重点，但“我”爷爷余占鳌之所以能够以民间方式释放雄强能量，正是源于其面对异族侵略时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成为高密东北乡民间激情被点燃的起点，于是这片土地上的人开始转身思考并面对自身的国族认同问题，一个汇入世界结构之中的现代民族国家才可能被逐渐呈现并完型。与之相似，《丰乳肥臀》写到日本侵华中的军医与战地记者，以及日商三船饭郎的美棉引种株式会社等外商贸易；《檀香刑》中，孙丙扒铁路、杀洋人，仇教灭洋，引发国际争端，胶澳总督克罗德等纷纷出场；剧本《英雄浪漫曲》中，苏社爷爷苏金榜带头抗击德国人修铁路；剧本《哥哥们的青春往事》中的日本侵华；剧本《姑奶奶披红绸》中，教会医院洋医生为兰风听诊，拒绝为其堕胎。还穿插洋人（英驻天津副领事、俄罗斯商人、日本法国外交人员等）被绑票，各国公使抗议等事件（详见表三）。这些不同区域、不同时间和不同情节的“世界”书写被嵌入与高密东北乡有关的民族主义叙事中，投射出莫言鲜明的民族认知面向。这些带有世界面向的民族历史叙事，其背后正是1840年后，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全球结构问题，莫言早年小说所描写的地方抗争、民族主义凸显，正是其面对结构性宏大世界的张力性思考，由此将自我建构成他者，以此隐含着一种世界主义的叙事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