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幻术与生命寓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茅盾文学奖与‘国家文学’构建”（项目编号：23BZW148）阶段性成果。

或许与现代化条件下包括城乡在内的地域差异性的日渐缩小，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日渐趋同紧密相关，当下中国小说创作似乎出现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弊端——某种同质化倾向的日趋明显。但长期生活在新疆的刘亮程，却毫无疑问是带有鲜明异质性的一位作家。刘亮程的异质性，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小说文体的选择上。虽然说文无定法，但依照常规，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一般的作家在小说创作道路上，大概总是要尝试性地创作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并以这些中短篇小说而接受来自文学期刊的严格规训，在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经验之后，才可能进一步从事体量更为庞大、思想艺术内涵更为丰富驳杂的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创作。然而，刘亮程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他所走过的，不仅是一条从散文家而成功转型为小说家的道路，而且他更是一触及小说这一文体，便径自直奔长篇小说而去。我们都知道，刘亮程之所以能够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边地普通写作者而在中国文坛暴得大名，与位居海南一隅的《天涯》杂志脱不开联系。时值20世纪末叶的1999年，《天涯》杂志在头条醒目位置隆重推出刘亮程散文小辑的同时，约请李锐、李陀、南帆、蒋子丹等文学名家撰文予以专门的推荐评价。大约也就在那个时候，刘亮程获得“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美誉，一夜成名，一时名满天下。然而，就在大家以为刘亮程肯定会顺着此前的创作轨迹，继续在散文领域有所建树的时候，他却在不期然间悄然转型，由一位已然是大获成功的散文家变身为同样是出手不凡的小说家。从最早的《虚土》，到《凿空》 《捎话》，再到本文所主要关注的《本巴》 （译林出版社2022年1月版），数量虽然谈不上多，但从思想艺术品质的角度考量，却绝对称得上是一步一个沉实的脚印。《捎话》入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本巴》紧接着便荣膺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由如此骄人的成绩所得出的一个必然结论，恐怕正是刘亮程天生具备长篇小说作家的艺术气质。与此同时，刘亮程的异质性，也还突出地表现在他长篇小说创作那真正可谓是日益明显的现代主义特点上。从《虚土》中那位五岁时即停止成长的叙述者眼中那个建在茫茫虚土梁上的村庄，到《凿空》中张旺才和玉素甫这两位挖洞人简直无休无止的挖掘声音，再到《捎话》中围绕古老的宗教信仰所发生的文化与人性冲突，以及作家借助于寓言的方式对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问题所作出的深度思考，所有这些，都有着难以被忽视的现代主义色彩。如果说《捎话》已经足够抽象和形而上，那么，到了这部从蒙古族史诗《江格尔》脱胎而出的《本巴》中，刘亮程在抽象和形而上的路径上就无疑走得更远。

正如同其他古老民族以口述方式流传的那些史诗作品一样，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也是一部以赞颂江格尔等一众英雄为主要内容的英雄史诗。但其实，按照刘亮程的自述，《本巴》带有明显的旁逸斜出色彩，属于典型的一种“计划外”写作。在原来的计划中，刘亮程所试图完成的，是一部事关二百多年前土尔扈特部落东迁的长篇小说：“《捎话》写完后，我的另一部小说也已经准备充分，故事发生在二百多年前，土尔扈特东迁，回归祖国。我为那场近十万人和数百万牲畜牺牲在路上的大迁徙所震撼，读了许多相关文字，也去过东归回来时经过的辽阔的哈萨克草原，并在土尔扈特东归地之一和布克赛尔县做过田野调查。故事路线都构思好了，也已经写了好几万字，主人公之一是一位五岁的江格尔齐。写到他时，《本巴》的故事出现了。那场太过沉重的‘东归’，被我在《本巴》中轻处理了。我舍弃了大量的故事，只保留十二个青年去救赫兰齐这一段，并让它以史诗的方式讲述出来。我没有淹没在现实故事中。”a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来考量，能够让一个作家在某部作品的写作中途突然改变方向，转而写作另外一部作品，肯定是受到了某种外在因素触动的缘故。要想完成土尔扈特东迁题材的作品，深度阅读《江格尔》，就毫无疑问是必做的功课之一。但也很可能正是在深度阅读《江格尔》的过程中，刘亮程特别注意到了其中一句话的存在：“我被《江格尔》触动，是‘人人活在二十五岁青春’这句诗。”b唯其如此，《本巴》的扉页和封底才会特别凸显《江格尔》中那些相关的诗句：“江格尔的本巴地方，/是幸福的人间天堂。/那里人都二十五岁，/没有衰老没有死亡。”在强调“人人活在二十五岁青春”这句诗事实上已然构成了刘亮程《本巴》全部艺术想象力的出发点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作家之所以能够从《江格尔》出发，最终相当成功地把一部带有突出说唱性质的古老英雄史诗彻底转型为一部带有突出寓言性质的现代长篇小说，端赖于刘亮程关于时间就是生命的存在本质这一思想的发现与顿悟。也因此，如果从关键词的角度出发，倘若理解《江格尔》的关键词是“战争”与“英雄”，那么理解《本巴》的关键词就只能是“时间”“童年”与“寓言”。更进一步说，如果着眼于“时间”的发现与顿悟，那整部《本巴》甚至可以被看作是某种“时间幻术”的展示过程。

虽然脱胎于《江格尔》，而且身为本巴汗的江格尔和他的父亲乌仲汗也即那位本巴的缔造者，也都在《本巴》中先后粉墨登场，但他们却已经很明显地失去了在史诗中的中心地位，只能被看作是边缘化的龙套式人物。取而代之真正占据着文本中心地位的，其实是洪古尔、赫兰以及阿盖夫人他们三位。阿盖夫人且不必说，另外的两位毫无疑问来自刘亮程在第五章所专门节录的“吃奶的娃娃洪古尔大战格楞赞布拉汗”与“两岁的贺顺乌兰出征打仗”这两个部分。前者出自《江格尔》的第三十九章，主要讲述面对来自格楞赞布拉汗的悍然挑衅，年迈的江格尔却被擅长相面的查干姑娘断定：“你的硬骨早已变薄，/你的鲜血也已变稠，/你再也不能出去远征。”值此关键时刻，被誉为“雄狮”的吃奶的娃娃洪古尔主动请缨出征，最终战胜并迫使格楞赞布拉汗臣服的故事。后者出自《江格尔》的第四十六章，主要讲述在遥远的北方有一个残暴不仁的可汗名叫道格新查干，他手下又有一个以刚烈著称的悍将阿日格查干。在活捉了雄狮英雄洪古尔之后，阿日格查干更是不听主子的劝阻，执意长途奔袭，企图挑战江格尔汗的权威和地位。这个时候的江格尔，因为自己已经失去了应对挑战的能力而一筹莫展。如此一种危急时刻，毅然挺身而出的，竟然是雄狮洪古尔那个年仅两岁的儿子贺顺乌兰：“我贺顺要两岁出征，/去打败来自北方的仇敌，/那嗜血成性的莽古斯恶魔，/活活捉住阿日格查干，/一并掳来他家园的百姓，/献给你伟大的可汗江格尔。”接受了阿拉坦策吉赐予的乌日勒仙丹并因此而获得无穷智慧和使不完的力气以及哈日萨纳拉赐予的一把雪亮宝刀之后，小英雄贺顺乌兰毅然踏上了出征的道路。经过一番不无激烈的争斗，贺顺乌兰终于在击败了狂妄的阿日格查干之后，迫使道格新查干在江格尔面前俯首称臣。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与后来的文学作品特别强调语言表达的精准凝练不同，以传唱的形式流行的史诗，语言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某种简直无所不用其极的夸饰性的修辞。比如，为了凸显一只碗的巨大，它所给出的描述是：“恩克巴彦连忙吩咐仆人，/端来一万个人刚刚推动，/七十个人勉强抬动的，/红色花棱大碗……”一万个人才能够推动，七十个人才可以抬动，这只红色花棱大碗的巨大，自然也就可想而知。或许与史诗的早期酝酿生成阶段人们思维的相对简单化有关，他们似乎只是在一味地以语言堆砌的方式不无极端地强调表现某一事物的某一特点。比如，仅仅只是观望这一个动作，《江格尔》中就征用了多达八行诗句：“这时恩克巴彦，/抬头望了一阵，/举目瞧了一阵，/往上看了一阵，/往下瞧了一阵，/原来那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美丽花斑马的骑手，/圣主的勇士赫兰宝东。”耗费了如此之多的话语，最后传达出的语意也不过是恩克巴彦远远地看到了勇士骑手赫兰宝东。仅仅通过以上两处细节，史诗《江格尔》语言上那种夸饰性或者说堆砌的特点，以及隐于其后的思维简单化的特点，就都已经凸显无遗。当然，除了这样一些日常细节，史诗最主要的篇幅还是被用来描述那一场接一场类似于洪古尔与贺顺乌兰那样已然非常程式化了的征战故事。一方面史诗不无夸饰地强调对手的强大，另一方面是包括江格尔本人在内的一众草原英雄的更胜一筹。两相比较的结果，自然也就是英雄气概被强有力地凸显。包括《江格尔》在内的世界各古老民族几乎所有的史诗都被称为英雄史诗，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不管怎么说，刘亮程的《本巴》之脱胎于《江格尔》，都是确凿无疑的一个事实。面对作为母本存在的《江格尔》，刘亮程必须思考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彻底摆脱史诗的原初窠臼，使得《本巴》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文本。虽然不知道作家具体的思考过程究竟如何，但如果着眼于《本巴》的文本现实，我们却可以发现，在巧妙地规避了征战场面书写的同时，刘亮程对人物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比如，洪古尔与赫兰（也即贺顺乌兰）这两位主要人物，在史诗中原本是父子关系，但到了《本巴》中却被改写为一母同胞的兄弟关系。人物关系的修改固然值得注意，但相比较而言，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作家对“时间”这一要素的特别强调。说到时间，就不能不注意到，在那篇被命名为《一个人的时间简史》的后记中，刘亮程专门强调时间和自己的文学创作之间的内在紧密关联。首先，刘亮程在一种普泛的层面上认为文学写作乃是一种时间的艺术：“文学写作是一门时间的艺术。时间首先被用作文学手段：在小说中靠时间推动故事，压缩或释放时间，用时间积累情感等，所有的文学手段都是时间手段。作家在一部作品中启始时间，泯灭时间。故事和人物情感，放置在随意捏造的时间中。时间成为工具。大多的写作只应用时间却没有写出时间。时间被荒废了。只有更高追求的写作在探究时间本质，最终呈现时间面目。”c此段话语的一个自相矛盾处在于，刘亮程一方面固然是在笼统抽象地强调文学写作与时间之间的紧密关系，但在另一方面，他所具体谈论的所谓“启始”与“泯灭”时间，所谓“故事和人物情感”云云，其实际的指称对象却又都是小说写作。小说是文学文体之一种，是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者之间是一种大概念与小概念的统属关系。不管怎么说，把文学和小说混同在一起展开相关问题的探讨，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偷换概念的意思。在我个人的理解中，各种文学文体中，与时间关系最为密切的，实际上也正是小说。所以，与其笼统地强调“文学写作是一门时间的艺术”，反倒不如将之界定为“小说写作是一门时间的艺术”更精准到位一些。但无论如何，能够敏锐地发现小说写作和时间因素之间的紧密关系，这充分反映出的却仍然是刘亮程的深刻洞察力。在充分认识到小说写作与时间因素之间内在紧密关联的前提下，刘亮程在这篇后记中又不无细致地耐心梳理了自己创作的《虚土》 《凿空》 《捎话》以及《本巴》这四部长篇小说和时间因素之间的各种关联。一方面，我们固然承认刘亮程如此一种自我阐述中真理性因素的具备，但与此同时，我们却也应该认识到，对于时间因素和小说写作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命题，一旦理解得过于普泛化，其分析论述的意义和价值其实也就在无意间被消解。比如说，一旦我们过分地强调所有的小说都和时间因素紧密相关，那其实就意味着同时也在强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和价值。具体到刘亮程的四部长篇小说，虽然不能说其他三部与时间因素之间没有关系，但相比较来说，作家在对时间因素的处置上下足了功夫，致使“时间”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小说中一位隐形主人公的一部作品，其实正是他这部刚刚荣膺茅奖桂冠的《本巴》。

“《本巴》从一句史诗出发，想写一部关于时间的书。但我不能像史诗中的江格尔汗那样，说让时间停住时间就会停住，我得找到让时间停住的逻辑。”d诚如刘亮程所言，史诗因其明显保留了简单化原始思维的缘故，江格尔汗或者说那些无名作者们当然可以充满浪漫色彩地随时“想象和说出”什么，大抵不需要考虑叙事逻辑能否成立的问题。但作为一位现代作家，构思和酝酿《本巴》创作时的刘亮程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叙事的基本逻辑。当他想要让本巴人的时间也如同《江格尔》中所书写的那样，也都全部停止在二十五岁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不给出相关的充足理由。对这一叙事逻辑，作家自己在后记中曾经做出过清晰的表达：“江格尔带领部落人长大到二十五岁，他们决定在这个青春年华永驻。停在二十五岁是江格尔想到并带领部落实施的一项策略，他的对手莽古斯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他们会衰老。人一旦会衰老，就凭空多出一个致命的敌人：时间。江格尔的父亲乌仲汗是被衰老打败的，江格尔不想步其后尘。”e在这里，刘亮程的一个值得肯定的全新发现与顿悟，就是“时间”的重要性。依照相关理论，所谓“时间”，乃是宇宙大爆炸的产物，在宇宙大爆炸之前，并没有“时间”这么一个事物存在。问题在于，尽管宇宙大爆炸发生的时间远远早于人类出现的时间，但宇宙大爆炸本身却也是人类的前沿物理学理论研究的结果。由此而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所谓“时间”其实也是人类观照思索世界的结果之一。一旦缺失了人类主体的存在这一基本前提，所谓“时间”，所谓宇宙大爆炸，等等，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无从谈起。同样的道理，“时间”这一概念也被非常明显地打上了属“人”的印记。原初之际，只有“时”而没有“间”。那时候的“时”，就如同孔夫子所感叹的那样，只是混混沌沌、浩浩荡荡地一路“逝者如斯夫”。到后来，只有在人类文明逐渐演进的过程中，人类才更进一步地赋予了“时”以“间”的各种区分和界定。由此，也才有了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所谓的“时”“分”“秒”，以及“年”“月”“日”这样一种时间的度量衡概念。由于有了时间方面的这些度量衡的存在，人类的生命也就获得了相应的长度标志。以我所见，写作《本巴》时的刘亮程的一个睿智之处，就是敏锐地洞察到了战争和时间之间某种可以相互置换的关系。具体来说，也就是那些总是伴随着血雨腥风的战争虽然互有胜负，但所有这些胜负却又绝非永恒，到头来，在更为永恒的时间面前，这些以血雨腥风兑换来的胜负必然失去其曾经的意义和价值。看看当今的世界格局，回首人类充满了杀戮和战争的演进历史，你就不得不感叹时间的巨大力量。虽然那些战争似乎也能够逞一时之雄，但终归还是成了时间的掌中之物。质言之，不仅仅战争的胜负结果稍纵即逝，即使是人类的生命存在本身，在需要通过时间来衡量的时候，也更不是时间的对手。既如此，《江格尔》中那些频繁出现的战争场景，也就完全可以被置换为一种时间的较量。江格尔的本巴人长期驻守在二十五岁的时间节点上，而他的对手莽古斯却依然会按照时间的节奏成长并逐渐衰老。既然一方已然衰老，而另一方却永远地驻守在二十五岁的青年时期，那本巴人的不战而胜，也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老汗王的儿子江格尔汗，带着我们这一辈人，躲藏到年轻力壮的二十五岁里。这才有了难得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