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中人”与“问题中人”

洪子诚在《孟繁华：“我的”当代文学》一文里有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当代文学’就是当代文学，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孟繁华内心真是热爱这个对象，在他的心里，‘当代文学’就是‘我的’文学。”a这段话彰显出孟繁华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显著特点，那就是主体性的浸润与张扬。“我的”当代文学涵盖的不仅是进入研究对象时视角的不同，也表明了在当代文学研究版图中孟繁华的重要学术位置。围绕2018年出版的十卷本《孟繁华文集》，本文从当代文学研究主体性建构角度，展开对孟繁华学术历程与学术贡献的分析与评述，认为《孟繁华文集》主要呈现了孟繁华在“学术中人”与“问题中人”两个方面不断思考、前行的轨迹。“学术中人”是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制中，孟繁华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而著称，他从作家心态史、媒介研究、文化领导权、文化研究等角度楔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视野，开阔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空间。“问题中人”是指作为深度介入和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现场的研究者，孟繁华以其对当代文学批评话题的提出和建设，丰富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时代内涵，尤其是对新世纪文学的立论与总体把握，更显示了孟繁华立足当下的学术进路。而在对作家作品予以关注的同时，孟繁华从不回避自己作为一位有态度的批评家葆有的更具建设性的主体立场。可以说，十卷本《孟繁华文集》正是其“学术中人”与“问题中人”相融合的集中呈现。

一、“人”的文学：作家心态史与文学年代学

1999年6月，孟繁华为《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 第三部》 （即《孟繁华文集》中《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1949-1976》）一书所写后记中，谈到自己在“做学术中人还是做问题中人”间的艰难选择与复杂心境，他写道：“做学术中人还是做问题中人，其实并没有解决。”b联系写作该后记的时间，世纪末情绪的弥漫是如孟繁华这一代学人在学术道路选择背后值得注意的时代背景。正如陈思和在《我往何处去——新文化传统与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一文里谈到的：“各种知识分子话题的讨论，多少都表现了寻找文化认同的焦灼心理。”c由此可见，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成为19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这一方面凸显了当代文学研究者在寻觅自身研究主体性也即言说可能空间上做出的努力，一方面也强调了以学术研究为志业所面临的重新确认主体位置的复杂心态，孟繁华在后记里直言的正是这样一种为一代学人所共同感受到的困与惑。从这个角度出发，回顾孟繁华走上当代文学研究的起点，就不能不从以“人”的主体性建构为基础的“人”的文学之研究谈起。收入《孟繁华文集》的《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 （以下简称《梦幻与宿命》）和《1978：激情岁月》两本著作，一者是从作家心态史的描摹中揭示中国当代文学在精神生产活动展开中遭遇的命运；一者是以文学年代学的时间断代为轴心，放大了1978年文学存在的方方面面。

在孟繁华看来：“作家心态或文学创作作为人的复杂的精神活动，它又不仅仅表现为受历史精神的鼓励或制约，刺激或抑制……它与‘非制度化’的文化遗传、自我塑造、表达方式等又息息相关。”d作家心态史既包含了文学创作心理，也显现出作家人格构成的复杂内容，孟繁华在该书中对林道静、欧阳海等人物的分析是将文学人物形象解析与作家创作心态的阐释置放于具体文学作品的历史语境中。他选取典型作家为个例，进行细致入微却又不乏审视眼光的论析，对何其芳、郭小川等作家心态的把握即是基于作家人格身份自我认知的矛盾，如书中写道：“（何其芳）在无可摆脱的内心冲突和矛盾中与自己苦斗了一生。”e何其芳的文学道路选择有典型的矛盾性，他甚至认为“我的议论文字都是一些速朽的东西”f，由此可见，“苦斗一生”这样的评析在勾勒何其芳这位作家的心态上是非常准确的。在《梦幻与宿命》中，孟繁华对蔡其矫、郭小川两位诗人心态的刻画也十分出彩，对于蔡其矫的诗歌创作价值，他写道：“诗人的心灵孤旅却终于在坚忍不拔中显示了他的价值和意义，证实了人格力量与艺术魅力的依存关系。”g实际上，对蔡其矫的研究与评价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一直是较为薄弱的，这一方面与时代“共名”的遮蔽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研究惯性使然，恰如诗歌理论家孙绍振所言：“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上世纪50年代的诗……作为艺术品留下的被我们所珍藏的还是蔡其矫的诗。”h孟繁华从作家心态角度切入蔡其矫的诗歌创作，并阐发诗人在诗学实践上的独特价值，这无疑显示了他敏锐的学术判断力。

当代作家与时代、历史的紧密关联决定了研究者面对作家个体时不仅要具备突入作家心态的能力，也要在研究主体的批判性思维中发现作家的局限，这种双重的穿透影响了孟繁华在作家心态史研究中的主体性建构。他对郭小川的评价是：“当精神困惑、思想矛盾、艺术追求等问题并发的时候，郭小川首先想到的仍是战士的职责，艺术在他看来始终是第二位的东西。”i这样的论析切中肯綮，提升了作家专论的学术厚度，研究者没有回避郭小川这位作家身上的复杂性及局限性。值得注意的是，孟繁华在《梦幻与宿命》里提出了“50年代情结”，这一命名是他对当代作家精神历程进行深入梳理时的重要发现。这样的研究思路不仅拉开了当代文学作家心态史研究的时空维度，而且也表明了研究者在靠近研究对象时的主体性思维态度，即“重新认识其主体的意志、情感、实践，才能再现作家作为‘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j，正是基于这种将作家作为个体的、复杂的、多面的“人”来看待的研究理路，在《梦幻与宿命》中对作家心态史的描摹与解读中，我们才看到孟繁华作为独立、平等的研究主体与笔下研究对象进行深度对话的能力，他以作家们在创作生命中的徐徐展开为契机，细致描绘了他们以文学艺术实践迎向当代读者的努力。例如书中对“广场”这一文学空间的发现与解读即显示出独到的眼光，如果说既有的政治抒情诗研究往往停留于诗歌文本本身的分析，那么孟繁华在《梦幻与宿命》中对“广场”的关注无异于打开了研究主体观照研究对象时的思维场域，也令研究对象获得了更为充分的阐释价值，也就是说政治抒情诗：“这种诗歌不单以文本的方式存在，诗人的姿态也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传播……是面向群众，走向广场、街头，体现了它的公共性。”k孟繁华在《梦幻与宿命》中将“广场”与诗人写作心态进行勾连是有意义的，属于研究主体的发现。

心态史研究是当时学界的显话语，这一方面与1990年代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确立时的治学路径有关，一方面也是思想史研究向社会史、个人史分化的结果。但是从当代文学研究角度切入心态史研究，会发现研究者主体意识的凸显是相当强烈的，恰如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表达的：“‘思想史’并非仅由那些已被公认的主题构成。或也由于文学研究中的积习，我力图把握‘人与思想’的连结，在生动的‘人的世界’寻绎‘思想’之为过程。”l这样的研究感悟提示我们，在理解由文学研究转入思想史研究或心态史研究时，首先需要注意的就是研究主体借由“文学是人学”的深厚积淀而将“人与思想”连结，这正是“关己”的文学研究所需具备的主体意识。孟繁华在《梦幻与宿命》的写作中表达了这种研究的“关己性”，他谈道：“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同时，显然也含有我个人心态的某些部分，因为我同这些人一样被共同的精神传统所培育、影响和制约。”m该书最后一章对1990年代文学的论述，选取张承志、史铁生、张炜等作家的文体转向为例，显然有文化选择的意味。如果说当代作家长时段的持续性创作是与生命历程相伴随的文学历程，那么，当代文学的研究也是在与之同步的关注中不断延展文学叙述长度，因此，“对当代中国文学，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作家的心灵史，又可以把它看作是社会历史精神在作家心灵中的投射”n。

1978年的意义自不待言，从文学年代学层面看，这一年更有着细密而厚实的文学历史放大镜的意味。《1978：激情岁月》源于孟繁华在北大“批评家周末”讨论活动中的交流成果，也是对由《梦幻与宿命》一书敞开的作家心态研究更为具体而细微的收拢，他“仍选择了那些有代表性的、有文化含量、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作为主要的阐述对象”o。而有意识地与世界文学中相近主题或类型的文学作品进行参照、比较与对读，不仅显示了孟繁华阅读范围的广阔，也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世界视野。一方面当代文学的发生不是封闭的，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其对世界文学的了解与认知也经历了逐渐校正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具体文学年代为视点进入当代文学研究时，对这一年前前后后文学史料的搜集与爬梳显得极有必要。《1978：激情岁月》详尽整理出1976-1982年的文学年表，包含了这一时段当代文学生产的各方面，尤其有历史价值的，是对这一时段文学期刊情况的呈现。这一时段可谓当代文学重新焕发生机的时期，年表不仅注意到了如《当代》 《钟山》 《十月》等大型文学刊物的创刊，还特别关注了地方性文学期刊的创立，如《百花洲》 （南昌）、《榕树》 （福州）、《柳泉》 （济南）的创刊情况。这份详尽的年表不仅显示了1978年前后当代文学所处的文学环境，也凸显了研究者试图从客观的文学事实中建构研究主体性的努力。在这里，研究主体性一方面体现在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言说与立论的途径、方式；一方面也体现了这一时期研究者们的学术视野与问题关切。近年随着当代文学研究进入“下沉期”p，对某一时期文学史料的整理与重释是当代文学研究学科成熟的标志，也是研究主体性向更为融通中深入开掘的体现。

二、方法论的自觉：学术史梳理与当代文学史著述

当代文学研究的知识理路与知识建构一方面来源于文学批评的现场，一方面来源于文学史的讲述，正是在这两个向度上产生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命题。这些基本命题既属于文学研究共性的问题，也带有独属于当代的研究视野。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文学研究中还存在着来自同时代的学问，即：同代人的视角。其中，对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自觉是其最突出的体现，这种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自觉一方面与研究者们受到的学术训练有关，一方面也与学术研究被纳入知识生产这一状况有关。正如研究者所言：“新术语、新知识乃至新的语言表达方式……通过报纸、书刊等文化传媒拓展开来，从而推动着时代的知识和学术生产朝向一个同古典知识谱系全然不同的方向迈进。”q现代社会知识生产的变革构成了我们观察当代文学研究知识构型的总体背景。因此，方法论的自觉，既改变了当代文学研究有对象而无问题的尴尬处境，也推动了当代文学学科规范性的确立。

早在《梦幻与宿命》一书的写作中孟繁华即意识到“方法论的互补于我们今天的研究来说尤为重要”r，而方法论的自觉正是《孟繁华文集》中《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1949-1976》和《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两本著作凸显的研究主体性建构特征。如何以有效的知识理路对1949-1976年这一时段的当代文艺学发展进行学理研究，是孟繁华进入该研究领域时所面临的问题。尽管《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1949-1976》属于20世纪中国文艺学学术史写作中的一部分，但确如著者所言，1949年至1976年近三十年“为学术史写作提供的内容是相当贫乏的”s。因此，这部著作对该时期文艺学学术史的梳理及从中提炼出的研究命题都具备了开先河的意义。绪论部分从政治文化规范中寻绎当代文艺学学术史问题，奠定了该书的理论高度，孟繁华认为：“在撰写这一时段的文艺学学术史的时候，有必要放弃对学科剥离或整合的幻觉期待……有必要进入历史的细部，去考察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历史。”t这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学术判断，该时期在文艺学学术命题的探究与思考上显然并不充分，甚至常常走向历史的反面，然而，研究命题的自反性恰恰给予了研究者深入探寻的契机，这正是研究主体在问题论域的共生性里确立研究视点的可能性实现，《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1949-1976》中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内部结构的阐述颇具代表性。孟繁华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抓取了这一时期“阐发中国当代文艺学发展的关键”u，从新文化猜想与战时文艺主张、亲和民众的思想倾向、文艺功能观的内在矛盾、“中国化”的现代性经验四个层面入手，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结构、观念以及对当代中国文艺生产的影响，而孟繁华也借此论题阐发了他对20世纪50-70年代的认识。如果说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论述使《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1949-1976》一书获得了高屋建瓴的学术风貌，那么，书中借中国科学院档案处、教育部档案处查阅资料所得，进而对该时期学术机构设置与学者地位进行的研究，无疑具备了别开生面的价值。当然，学术史梳理必须落实到具体研究范畴，孟繁华对“典型”“真实性”“题材”等文艺学范畴都做出了细致的梳理，并发现了其中隐含的“观念同一性”v，即“曾经是被批判的对象，往往也使用批判者的方法和武器去批判自己的对象”w。以“典型”为例，孟繁华指出随着这一时期革命文艺输出与传播过程中政治因素的影响，革命文化的激进色彩使塑造“典型”这一理论诉求，陷入了艺术标准同质化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