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非地点、转运现实与当代诗意的再掘进

现今技术的发展速度正朝着指数级的速度推进，这是我们已经主动承认的事实，而技术推进无论带来的结果如何，都已深度融合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生活如要展开就不可避免地要去习惯现代技术的运作系统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意识的变化。其中，高速交通作为技术发展的一种应用，在现代生活中展示为不断更新的一种日常生活实践，无论是例行的工作日通勤、还是长短节假日的间隔性出行，很多人都会规划一下“最优”的出行方式与出行路线，“最优”并不能解决日常拥堵或假日骤堵的问题，却能使人在偶尔的快捷顺利或新奇发现中产生某种幸运感，仿佛有一种难以具名的神秘力量在运转着我们与技术及技术所推进的各种建设之间的关系。

针对这一现象，早在20世纪初，美国诗人哈特·克兰就呼吁现代诗人主动应对新技术带来的一系列新的挑战，指出现代诗歌应主动吸收，“如适应丛林、畜牧、帆船、城堡等所有历史上与人类有关联的相关物一样自然、肆意地适应它（新技术、新机器）”a，进而理解机械化的都市生活，对新的日常过程和感知模式进行分析，进行创造性的自由联想以及更全面的研究。而20世纪以来，以公交、地铁、巴士或轻轨、火车与飞机为主题的诗歌数量之多，已表明公共交通与个体生活的关系是多么密切，也表明了现代诗人是如何面对高速技术的挑战并从中发掘出可能的诗意的，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庞德的《在一个地铁车站》、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克兰的《桥》中的《隧道》部分、威廉姆斯的《逃亡城市》 《快速交通》、奥登的《难民蓝调》 《焦虑的年代》 《飞机场》、沃尔科特的《群岛的故事》 《海湾》 《幸运的旅行者》、希尼的《曲线与环线》 《所知世界》等。国内诗人也一样关注高速交通对个体感知或生活秩序的影响，新文学之初的刘半农、王统照、郭沫若、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李金发、徐志摩等诗人都写过火车诗，尤以徐志摩为甚，他们不仅发现或生产出流动的新风景，也描述了现代性的审美经验与情感结构的生成过程。到了20世纪50年代，众多诗人将火车、铁路修筑以及相应的工业建设，作为个人抱负与民族复兴之伟大梦想的诗意象征。1980年代后，火车书写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诗歌项目，当然长途汽车、公交巴士也进入了显目行列。21世纪后，随着公共交通系统技术的推进，都市中的地铁、城际间的客运航班与高速列车以更高效、更舒适的技术优势招募着更多的“流动”，相应地，关于地铁、高铁、客运航班的书写也开始占据一席之地，很多诗人都注意到了速度所带来的时空关系与时空感知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新体验。

烦陈这些，我想要郑重说明的是，既然作为高速技术形式之一的公共交通系统在形塑着我们的新日常与新习惯，被现代性力量所束缚的感觉也确实是现代诗歌在不断地探索着的重要内容，那么考察高速技术、加速生活以及由此形成的“非地点”空间是如何对当下日常生活实践进行调适与渗透的，考察当下诗歌写作是如何在新的日常习惯和空间复杂性中寻找文学创新的潜力，似乎就有些必要。基于此，本文暂以公共交通中的转运之地，即作为“非地点”的机场与车站，作为主要分析内容，参照不同时期的相关诗篇，考察现代诗歌是如何描述这多样又单调、易变且流动着的现实并借此发明着独属于我们时代的诗意的。

一 、高速与非地点：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新美学

先看2019年的一首诗：

节后的人群都涌向车站和机场

白雪在香樟树的叶子上收缩着滴落

今年的去年已经开始在记忆里存储变焦

两个恋人，具体说来是一对相处多年的夫妻

他们碰巧坐在同一班地铁上

那些约会一般的日子，那些驶向衰老的

一个个留下了连拍照片的瞬间

也像一个红色的激光点曾跟随舞动

连同不断的语音播报的嗓音

那种亲切，在清冽的气流中回荡

他们天色昏暗时从床上

慢慢挪移下来，洗漱，整理衣装

衣服的窸窣声里夹杂有彼此的呼吸声

先后出门时告别并带上头天的垃圾

在石牌岭路大街上一度失联b

诗的题目叫“在节日与节日之间”，首先假定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新常态，即“节日”是出行。节日庆典，从一开始“就与日常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没有与日常生活分开”，过节、举行庆祝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社会联系，同时也要释放集体分工和日常劳作所压抑的欲望、激情或活力，颠覆日常生活的单调重复或平庸状态。c然而，随着现代社会不断沦为“被消费控制的官僚社会”进而演变为“零度化社会”，节日已不具有节日的本源意义，反而“是一个风险，一个下给未来的赌注”d，成为异化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现今，节日与节日庆典正在演变为“出行”模式，“节日与节日之间”似乎也演变为“行程”了。第一节至少有四个“行程”：节后“人群”的行程是“涌向车站和机场”，然后回到固定的工作位置上去；香樟树叶子上“白雪”的行程是“收缩着滴落”，气温在自然的行程中；“年”的行程是“在记忆里存储变焦”，节日在时间的行程中；“两个恋人”则是：身份关系是走向“多年的夫妻”，相处方式是节前相聚与节后分别，相逢之地是同一班地铁。四个行程构成一张流动的节日地图：车站、机场、地铁站与街道边的香樟树作为地点是不动的，车、飞机、地铁与人群、白雪、恋人是运动的。在这张地图中，事件、文本和现象相互叠加着，展现着群体与个体（亦可包括物候）参与节日的方式与经历的节日体验。

第二节是第一节的延展，“那些约会一般的日子”与“连拍照片的瞬间”，这两个短语是记忆中闪烁的某个时刻，缺少一个明确的地点维度，而地铁车厢内条状显示屏上闪烁的“红色的激光点”、车厢内回响着的站点播报则同时显示着时刻与地点的维度。比如，第三节中即将达到的站点是“石牌岭路”，不过这个嗓音标准中的“石牌岭路”可能并非是乘客切实感受到的石牌岭路本身，因为地下行程通常是一种脱节的感受模式，如果不借助车厢内的显示屏与广播，乘客通常没有办法来确定自己的地理位置。到第三节，“节日行程”再次将节日假定为日常生活的新常态，欢娱之后的恋人（或夫妻）在天色昏暗时先后出门，前一刻关系还亲密得“衣服的窸窣声里夹杂有彼此的呼吸声”，下一刻便在人群过度密集的“石牌岭路大街上一度失联”。仅从这首诗，便能看到当下的节日生活有了不同于传统节日的“新形式”，而这新形式显然与新技术密切相关，借用列斐伏尔的说法，就是“新技术把它们自己植入……日常生活的‘形式化’过程中，扩大了日常生活的‘形式化’”e。

“节日”自身则再次显示机场（包括高铁站、地铁车站等）作为快速公共交通系统的构成其空间的活跃性，无论是行驶的路线、轨道或线路，还是不断涌现又消失的人群，反复在陈述着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个人生活与不断加速的节奏或变化紧密相关，与这高速并加速的生活所制造出的新型空间紧密相关，而这新型空间现在有一个专门的名称——“非地点”。

“非地点”（法文为non-lieu，英文译为non-place），是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热（Marc Augé）针对具有归属感、关系性和历史性的“人类学地点”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不具有归属感、关系性和历史性的空间”，典型的“非地点”包括高速交通系统（如高速公路、车站、机场、航站楼等）与交通工具（地铁、客车、火车、飞机等），人流量很大的大型连锁旅馆、休闲公园、购物中心以及错综复杂的无线和有线网络，甚至是那些让全球难民、流亡者短期栖身的收容营，即因为某种目的（交通、中转、商业、休闲等）被建造的空间。个体与“非地点”的关系是一种孤独的契约性关系，个体先要通过身份查验，提供身份证明（身份证、护照、签证或机票、车票、顾客用的支票或付款卡等），然后获取一个时段的逗留，这逗留意味着获取一个时段具有匿名性的、去身份化的“独处”，但个体与这些空间本身或同一空间中的他者不建立情感连接与社会连接。f

“地点”与“非地点”的区别受启于地点（地方）与空间的区别，奥热参照的是法国另一位思想家米歇尔·德·塞托的研究。塞托认为，一个地点就是一种秩序，各个部分被安排到共存的关系之中，被“专属”的法则所统治，暗含着某种关于稳定性的提示；空间是活动之物的交叉，将方向矢量、速度大小以及时间变化纳入考察范围，既没有“专属”的单一性也没有“专属”的稳定性，靠的是在空间里发生的活动的整体来激活。g“非地点”稍后也启发了人文地理学中的“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概念的发明，在爱德华·雷尔夫的研究中，“地方”（place）指的是“融合了人与自然的秩序，也是人们直接体验世界的意义中心”，它是“家”的所在，其“内部性是个体化的，也是主体间性的，是能在人与人之间共同分享的个体经验”。与“地方”相对应的“无地方（性）”则是生产出来的齐一化、枯燥乏味、指向外部的媚俗之地，它是技术带来的后果，奉行效率至上的原则，采取、制造流行的景观与观念，使概念的秩序取代经验的秩序，缺乏重要的象征意义。h

二、机场：转运现实与体验的超级现代性趋势

只要粗略地浏览现代诗歌的进程，就能看出“非地点”乃是一个常见的诗歌项目，比如前面提及的那些中西诗人。以奥登为例，1950年奥登发表的一首诗题目叫 “飞机场”（The Airport），后来改名为“中转航站”（In Transit），“In Transit”也可解释为“在转运中”“在途中”“在过境中”等，它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而是处在两者之间的一个临时场所。奥登将其描绘为：

经由许可走出，来到了两种恐惧交织的地带，

一个由作战参谋和工程师共同选定的地点，

周遭一片湿地，面朝着从未受到恺撒们或

笛卡尔式怀疑侵扰的凶暴海洋；我站着，

面色苍白，半睡半醒，大口吸入新鲜空气，

泥土与草叶、苦役与男性的气味闻着如此浓郁，

可时间并不长：近旁一位管事朋友，微笑着

将我们带回了室内；我们鱼贯跟随，

服从了那温和而断然的语调……

——奥登《中转航站》i

中转之地制造着两种恐惧：这是一个不能称得上“地方”的场所，即便能够透过现代风格的玻璃窗观赏远处的石灰岩山冈和珍珠色霞云，但已经和大地母亲没有任何关联，我们虽置身其中却不会留下丝毫痕迹，还要时不时受到机场声音的辖制；这里挤满了等待登机的人，却彼此不认识，也无认识的愿望。于是，诗人接下来开始去“回忆”那个真正可以称得上“地方”的可贵空间，说那里“存有我们的行迹和面容，记忆中的风景不会改变”，那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这是一种很独特的心理体验，奥登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第一位飞越大西洋的重要诗人，也是较早掌握了他那个时代公共交通（主要是火车和飞机）美学意义的诗人之一，他描述了旅客在转运中的迷惑，重现了他们无处可躲的焦虑以及与置身之地的对抗，甚至在激烈时刻引发了关于阿卡迪亚式或乌托邦式的回忆。j

在国内，宇龙可能是较早关注“在转运中”体验的诗人。宇龙是某空军基地少校军官，曾任飞行员，其1990年代初的代表作《机场》，让我们看到“机场”组建出“天空－机场－大地（城市）”的新型空间结构：

“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

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

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机场的话，也就是唯一的话

此刻，一个人感叹着

到处都是机场，湮没了道路

所有的事物都在飞行

空难从天空到地底

摧毁着这个时代的嘴唇

永恒的被破碎的肉体覆盖

天空被动作覆盖，像我这样一个人

住在机场旁边

随时都有被指控的危险k

飞行是向上的路，能够提供绝佳的全球视野和全新的空间感受，但飞行的鸟瞰视角也是暴力和破坏的先兆。作为飞行员的宇龙对空间的深度和高度有着非凡的感受力，比我们普通乘客更早地察觉到“向上的路”的隐在危险与内在暴力。2002年，宇龙去世后，夏可君在追悼文章中说，宇龙是“最为深入地思考了时空场景转换方式的诗人”，在工作途中反复以实物和形式重新发现高速交通与地点、城市、道路和旅馆等元素，捕捉并编码了在高速行驶中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东西，通过加速和旋转，成功地抵御了当代生活的审美风险，即便他利用了它的节奏和速度。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