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四十年来新诗批评史的逻辑陷阱

一、“启蒙”现代性的魔法

“现代性”（modernity）这个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当代众多知识人的心智空间或观看视角中，似乎都有某种与“现代性”有关的观念。因此，从不同的学科、角度、立场讨论过“现代性”这个概念或观念的人难以计数，著作、论文汗牛充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整体的、逻辑边界清晰的、能够用语言系统完全概括出来的“现代性”是不存在的。简单说，“现代性”这个概念只是一个话题的出发点。因为关于“现代性”的讨论本身就是语言不断滋生、演化，漂移着大大小小的、即生即灭的逻辑框架，一种、种种逻辑游戏、语言泡沫。换个形象的说法，所谓的“现代性”，是个巨大的箩筐，这个箩筐无边无际、无底无形，箩筐里装着飘忽不定、支离破碎的观念幻影。又换个说法，“现代性”是不断变脸的面相，是个被反复定义的魔鬼。这个魔鬼的核心概念，有时叫“时间”“理性”“科学”“进步”，有时叫 “民主”“自由”“博爱”“文明”“文化”，有时叫“制度”“革命”“启蒙”，有时叫“象征”“现代”“主义”等。大概念中套着小概念，小概念套着更小的概念，每个概念各显其面，各就各位，都秩序井然地植根于虚构的、被绘制的广袤旷野之中。

一言以蔽之，“现代性”是一种魔法，一种组合式的怪物，一种铺天盖地、根深叶茂的繁殖物。它是概念或观念的共同体、语义或意义的共同体，是语言的人或语言的魔鬼的共同体。不过，“现代性”这个魔法共同体终究是人制造的，尽管它让几乎所有人都屈从于它。它既是人的，也是人走向非人的。它是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2022）在《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那本书中所谓“杂合体”（hybrids）的混沌系统。拉图尔说：“现代性通常都是以人类主义（humanism）为基础进行界定的，当然，有的定义是为了庆祝‘人’的诞生，有的则是为了宣告‘人’的终结。但是，这一惯例本身就是现代式的，因为它保持了一种不对称性。它忽视了‘非人类’——物，或者客体，或者兽类——的同时诞生，让人同样感到奇怪的是，上帝从一开始就被搁置，他成了局外人。”a拉图尔认为，没有“现代性”，启蒙运动（本文按，包括所有民族国家的启蒙运动）不会产生，而事实的逻辑反过来也是成立的：没有启蒙运动，“现代性”不会产生。在多数民族国家，“现代性”产生的历史过程却是血淋淋的，它被大肆宣扬，可是对于本真的人来说，除了反复被不断扩张的语言或系统性的牢笼钳制以外，他们一无所获。

诚然，社会的“现代”和艺术的“现代”，是两个不同的“现代性”箩筐，尽管箩筐中的东西可以交换提取，按需使用。也就是说，从任何角度，我们都可以提取讨论“现代性”语境或内涵的元素。在英国当代史学家艾·布勒克（Alan Bullock）1976年为企鹅出版社出版的《1890-1930年的现代主义》 （Modernism， 1890-1930）一书写的序言里，用一张照片和一幅画的“双重形象”为观看出发点，讨论了“现代性”中社会生活与艺术创造的不同维度。布勒克给出的第一个形象是一张照片，它记录了1904年伦敦的街景，仿佛街上的人都在一种巨大的力量推动下奔向未来（不可否认，置身“现代性”社会早期的人们是相信有美好未来的）；第二个形象是毕加索1907年画的那幅著名的《阿维尼翁的少女》，这幅立体主义的开山之作，取消了古典主义的焦点透视和深度构造，取消了对唯美主义的精神依赖。而对于作为艺术门类的文学而言，布勒克说：“现代文学运动的根子，在波德莱尔、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自然也在尼采、易卜生和1885年去世、但二十世纪才被发现的克尔恺郭尔那里。”b从布勒克所说的“双重形象”和这段话中，我们可以转译出工业革命、现代、进步、速度、象征、理性、客观写作、纯诗、存在主义、非理性、结构、形式、寓言、焦虑、虚无、无意义、摆烂等现代文学命题。当然，还可以转译出众多共同推动潮流的作家和生产量越来越大的互文性文本。无疑，文化元素的结构性一旦改变，区别于传统的使用语言的方式一旦获得成功，它就会通过加速的繁殖，获得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区别于传统的自然生命力的地方，在于它的结构性、组合性以及其反向度的肢解性，生产、安装、控制、销售、花样翻新等是它的特征。

“现代性”可被喻为一台漂亮的机器，它的轰鸣声不绝于耳。远看，这台庞大的机器是一件艺术品，近看，它是一台绞肉机。现代人制造了这台机器，这台机器不停地“组装、生产”现代人。

二、作为“进步论”的现代性批评的发端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现代性”这个庞然大物对中国现当代汉语新诗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是创作的，也是批评的。我们这里重点讨论批评史的维度。

西方现代性思想是驱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力量。要讨论汉语新诗批评的诗学系统，须从新文化运动说起。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作为近代民族国家走向现代的一次思想文化启蒙运动。这个面向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进行启蒙的运动，其最为响亮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推倒”文言文，反对“旧”的，提倡“新”的，以“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为旗帜，引领“时代”的“进步”。很显然，这场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中国式民族国家的现代性“革命”，它在语言、文化、制度、新-旧、进步-落后、光明-黑暗、自由-禁锢、爱-恨-情-仇等大小概念范畴和与此有关的事件中，处处诠释、复制着西方现代性思想的种种内涵。这种复制，其实是在挖“现代性陷阱”。现代性的“革命理性”，是挖“现代性陷阱”的工具理性。“革命理性”要搞“运动”。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新文学运动，其核心的核心是新诗运动。不过，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文学的现代性既包含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也包含同时代与一切旧文学决裂的新文学，比如特殊历史情境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等。可是，一般情况下，人们谈论文学的现代性，总是狭义的、以创作技法为中心的那种现代性，展现一种时代性“进步论”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景观。这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很难从纯理论上分清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殊异本质，尽管现代文学的创作与批评一直有着取消本质，走向非本质主义的倾向，可是，本质与非本质这两个批评维度自古就有，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以诗证诗”传统，根本就不须要提取普遍“本质”以作逻辑判断；二是现代诗学的批评文本逐渐工具理性化和概念化，那种批评话语，几乎可以说是对社会学之父孔德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膜拜，或者说，文学批评逐渐变成了实证主义批评，这类研究多从语词、句法、结构、修辞中寻找艺术风格、流派、主义的证据，以实证普遍规律、法则的存在，相比之下，那种来自个体经验性的、依靠个人天赋才能的主观批评话语逐渐式微。文学艺术批评走向那种学院化、工具化的现代性模式，已经成为世界文艺批评史病入膏肓的顽疾。

当然，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不同现代民族国家的“启蒙”运动过程以及“现代性”内涵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这是“现代性”内涵丰富性、复杂性甚至荒诞性的表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二十余年间，汉语新诗批评的话语体系基本上是经验性和个人性的，我们可以说，那是一个文人批评的时代。文人批评时代的话语体系尽管多以现代性批评的时代精神内涵为基调，以新文学运动的成就为出发点，但一般都能贴着作品自由发挥，将批评概念与个人感悟融会贯通，很能表现个人的真实立场、情怀和信念。胡适、俞平伯、宗白华、闻一多、戴望舒、穆旦、冯文炳等人的批评文章都是文人批评的代表。说白了，文人批评是自由批评而非概念批评或工具批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后至改革开放前，包括1950年代的新民歌运动，汉语新诗批评越来越表现出革命化、制度化、集体化的意识形态特质，诗歌批评有着严格的意识形态规约性、文体框架性和宏大命题的批判性，这种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是特定的现代性社会内涵强制注入民族国家的一种表现。因为关于新诗的“形式问题”“传统问题”“民族化问题”，特别是“大众化问题”的争论，都与“民主”“科学”“时代”“现代”“新-旧”“正-反”等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命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性的“启蒙”意识向斗争意识的转化，是新诗批评史的一个重要线索。此时，几乎所有新文化运动时期宏大概念的内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方面的例证很多。那是一个词汇量不断增多，词汇的能指和所指不断翻新、爆棚的时代。例如，早在1946年，现代诗人王亚平就把握住了“时代脉搏”，将之前批评史中的文人意识定义为“‘二流子’意识”。王亚平认为，诗歌的大众化与“民主”息息相关：要实现诗歌的大众化，首先要“从意识里清除掉那些残余的‘文人二流子’的主观、宗派、以及自私自利的不良观点”。而大众化的“新含义”“专就诗一方面来说，就可以利用‘民歌’‘小调’‘唱词’‘大鼓’等，甚或用旧诗词也可以”去表现。当然他没有列举的，还有“秧歌”“快板”等。他接着说：“文艺的内容既然是‘民主’，那末作者要写出大众化的作品，自己首先要过大众化的生活，要有民主的坚定的立场，要参加一切民主的实际斗争。”c显然，这种代表性的观点否定了个体化的、自由的文人批评，将诗歌批评转化为斗争的武器。至此，诗歌批评的那种与制度、革命、进步等有关的现代性特征，从讲诗歌自身的“小道理”，成为构建制度和革命意识形态体系的“大道理”。中国古典诗学“以诗证诗”和新文化运动“以理证诗”的风气庶几彻底改变。

1938年，梁宗岱就“纯诗”和“国防诗歌”论争发表《论诗之应用》一文时说：“一个把诗看作目标，一个只看作手段；一个尊她为女神，一个却觉得她只配作使婢。对于一个，诗是他底努力的源泉和归宿；对另一个，她却只是引渡他到某一点的过程。两者底态度和立场既风马牛不相及，就使你辩论到天亮也是枉然的。”d艺术是“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艺术之外的什么而艺术，这是艺术史上一直讨论的命题。

总之，新时期以来的新诗批评的主流观念和方法，庶几源于新诗发展前六十年的批评传统，一个奇特的文人批评和宏大概念批评纠葛的传统。前期，批评话语体系笼罩在新文化运动的逻辑穹隆下，以“新”的否定“旧”的，仿佛两千多年的文化都是糟粕，要从“诗界革命”着手将之革除；后期，又以更为宏大的概念系统将个人经验化的文人批评革除，实现了批评系统全面的、统一性的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可谓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赶场，达到了“全面新”的滔滔局面。所谓“全面新”，就是把传统一笔勾销，跳进“革命理性”（“工具理性”）的陷阱之中。这是文化“进步论”的写照，也是现代性的面相。在后面讨论“先锋”批评的部分时，我们再来看“进步论”陷阱中的新诗批评。

三、现代性空大观念下的两翼纷争

汉语新文学发展的诸多方面，都体现出对广义的现代性思想逻辑的膺服，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在多数批评家的眼里，文学现代性的参照系仅仅局限于西方现代文学一脉。多数批评家似乎有个不言自明的公理假设，即在冥冥之中认可西方现代文学的伟大、先进和卓越，于是五体投地。简单地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就是一部膜拜西方近现代文学和苏俄文学的历史，而膜拜的侧重点是西方现代文学，就此一点而论，新诗和新诗批评尤甚。

谢冕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中总结说：“我们的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狭窄的道路。三十年代有过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四十年代有过关于民族化的讨论，五十年代有过关于向新民歌学习的讨论。三次大讨论都不是鼓励诗歌走向宽阔的世界，而是在‘左’的思想倾向的支配下，力图驱赶新诗离开这个世界。尽管这些讨论曾经产生过局部的好的影响，例如三十年代国防诗歌给新诗带来了为现实服务的战斗传统，四十年代的讨论带来了新诗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新气象等，但就总的方面来说，新诗在走向狭窄。有趣的是，三次大的讨论不约而同地都忽略了新诗学习外国诗的问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受我们对于新诗发展道路的片面主张支配的。片面强调民族化群众化的结果，带来了文化借鉴上的排外倾向。”e但是，如果从新诗的外在形式看，新诗作为汉语自由诗写作的诸多要素都源于对西方自由诗的学习，其影响贯穿百年汉语新诗创作和批评的始终。比如新诗的分行书写，即是一个没有争议的学习成就。还有“模仿说”的深刻影响，浪漫主义外在形式的影响，诗歌主题和观念运营的影响，利用诗歌讲各种道理、搞逻辑判断的影响等，各派差不多都是受用的。关于自由诗的分行问题，吴思敬1985年的《谈新诗的分行排列》一文认为：“诗的分行排列不但是顺序的简单显示，通过行与行的组合，它还可以告诉读者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光靠语言自身是表现不出来的。诗行的组合不同于散文上下文的连接，它更多地运用了省略、跳跃，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因此有可能使上一行与下一行并置在一起的时候，迸射出奇妙的火花。在这种情况下，诗行自身的本来意义退居二位，而行与行的组合获得的新意义倒是最重要的了。”f本文认为，从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新诗中断西方自由诗影响的部分，仅仅限于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一脉，侧重表现在接受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存在主义、颓废派写作方法影响的断裂。这种断裂，只是“现代性”这个宏大框架中的一个支系，这一支系当然是很重要的，不然它不会被一些诗人和诗评家奉为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