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考古”与“考古小说”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些作家以“劳模”著称，他们把文学视为庄严的劳动，而他们自身也成了庄严的劳动者。他们不仅创作时间长、历史跨度大，而且在各体文学创作中都有堪称经典的杰作。刘醒龙就是这样一位文坛劳模，他在四十多年来的文坛生涯里勤爬苦作、笔耕不辍，一步一步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文学王国。如果说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刘醒龙主要以中短篇小说创作见长，那么进入新世纪以后他就主要以长篇小说创作作为自己的志业了。刘醒龙早年写过一部名为《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的长篇小说，“劳动”与“仁慈”这两个词其实传达了刘醒龙的生命价值立场与姿态。其中，“劳动”意味着生命要不停地创造，而“仁慈”则意味着生命在创造中不能没有悲悯情怀。这种创造精神和悲悯情怀不仅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佳作中有着深刻而动人的表现，而且在他苦心经营的长篇小说系列中表现得更为强烈而深沉。刘醒龙曾经说过：“人有人品，文有文格。‘长’与‘重’，是长篇小说安身立命的根本，长度代表外在标准，厚重则是内在品质。长篇小说是有生命的，有一套在文学史与文学现场中自给自足的体系，就像世外桃源和沙漠绿洲，不依附时世而生存。”a显然，厚重大气的内在精神品质，是刘醒龙长篇小说创作的一贯追求。他希望自己的长篇小说能够像世外桃源和精神绿洲一样，既给读者送去深厚绵长的精神慰藉，又能在文学史和文学现场中保持独立不倚的精神姿态和文体美学。

在刘醒龙的长篇小说系列中，以他的故乡黄冈或鄂东地区为背景的乡土或农村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居多，如《威风凛凛》 《痛失》 《圣天门口》 《天行者》 《黄冈秘卷》等长篇杰作皆是如此，就此他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乡土文学代表作家之一。虽然故乡的山地和平原是他的精神家园，但刘醒龙中年以后实际上长期寄身于城市，即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它已然成为了刘醒龙的第二故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众多的乡土文学大师都是城籍农裔，他们置身在繁华的现代城市中，精神上却漂泊无依，始终无法从内心认同现代城市文明，如众所周知的沈从文就寄望于以传统乡土人文理想疗救现代城市文明病，所以他批判城市知识分子的中篇小说《八骏图》就与抒写湘西美好人性人情的中篇小说《边城》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艺术对照，让读者从中深味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或精神的分野。与沈从文的小说不同，我们在刘醒龙的长篇小说系列中看不到那种城乡之间的尖锐对立，刘醒龙无意将乡村当作批判城市的文化背景板，而是试图站在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历史视域中客观地审视中国城乡社会中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生状态与精神状况。当然，相较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黄冈和鄂东大地，武汉这座城市对于作为文学家的刘醒龙而言，要想深度书写并不容易。就像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一样，武汉的城市文学形象早就被其他作家提前打上了标签，这意味着刘醒龙必须突破关于武汉的刻板的城市文学印象，重新为武汉这座城市画像。长期以来，武汉给广大读者留下的文学印象是世俗的烟火气和市井的日常性，但这仅仅是武汉这座城市的一个侧面，甚至可以说是城市表象，而被掩盖的另一侧面，或者说作为城市精神的则是春秋楚文化的精神血脉。在我看来，抒写武汉这座城市的深层楚文化精神血脉，借此重塑出不一样的武汉城市文学形象，正是寄居武汉三十载的作家刘醒龙创作“青铜重器三部曲”的文学初心。

所谓“青铜重器三部曲”，其实刘醒龙目前只完成了两部，只不过两部的时间间隔有整整十年之久。由此，不难窥见刘醒龙对长篇小说创作的审慎态度。第一部《蟠虺》问世于2014年，当时就好评如潮。第二部就是2024年新鲜出炉的《听漏》，它与《蟠虺》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主要人物曾本之、马跃之、郑雄等人一脉相承，只不过一号主人公由曾本之变成了马跃之，他们都是楚学院的知识精英，一起折射了武汉这座城市的人文知识分子众生相。故事题材依旧是关于楚文化的历史考古，而叙事依旧以武汉的楚学院和湖北省博物馆为中心来展开，只不过武汉之外的故事发生地由《蟠虺》中的鄂东黄冈、黄州，置换成了《听漏》中地处于历史上有名的“随枣走廊”一带的京山。至于小说的主题，则依旧是追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精神，尤其是拷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人格建构问题。如何赓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如何重塑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人格，这是刘醒龙在“青铜重器三部曲”中重点思考的中国之问与时代之问。而刘醒龙提供的答案则来自他多年来对楚文化传统的深刻思考、来自他多年来对湖北省博物馆馆藏楚国青铜重器的生命流连，以及对武汉这座城市长期被遮蔽的文化血脉的精神眷恋。刘醒龙在新世纪初曾写过一篇文化思想随笔《楚汉思想散》，其中就隐藏着他对武汉这座城市被遮蔽的楚文化血脉的执着探寻。在那篇随笔中，刘醒龙对清末大员张之洞来到武汉主政后提出“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说法深表遗憾。他写道：“那位叫张之洞的大员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被一代代的人当了真，弄得天下人都以为这地域上的芸芸众生个个都是人精。”而实际上，在这片土地上“偏偏他们只是率性而为，做事论事，大多凭一时好恶，性情所致，慎思不及。张之洞所言及的以及后人对其理解的，恰恰与此相悖，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在刘醒龙看来，“汉楚”之人是具有浪漫精神的“性情中人”，从古代的屈原到现当代的闻一多和胡风，都是极具代表性的汉楚先贤。“性情中人，好则好矣，不好起来一个比一个下场悲惨。”这就是汉楚之人文化性格之悲剧性所在，虽有“敢为天下先”的辛亥革命之举，但“最终的历史烟云只让它扮演了一名优秀的配角”。由此上溯至先秦时期的八百年楚国史，刘醒龙不禁要发出许多现代人心中难解的一个天大的疑问：“假如当年不是由秦国，而是由楚国来统一中国，中华民族的历史会不会更加光彩？”b然而历史不能假设，作为小说家的刘醒龙只能到残存的“大楚青铜馆”中去寻觅汉楚文化的精魂。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湖北虽然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但作为省会的武汉却与楚文化关系不大。诸如孙权在武昌屯兵，岳飞在武昌抗金，李白和崔颢关于黄鹤楼的诗争，都很难让人将其与先秦的楚文化关联起来。只有俞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汉阳传说让人还能遥想起三千年前的楚人风神。所以武汉这座现代中国大都市多年来给人的印象还是个“大码头”，以汉口的商业文化和市井生活驰名饮誉于民间。但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汉口北盘龙城遗址逐步浮出历史地表，武汉逐渐被考古界公认为是商代中国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盘龙城大量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表明，武汉不再是一个在上古文化上无根的城市，而是一个历经数千年沧桑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按照李学勤先生的说法：“古代在同样位置出现盘龙城，不是偶然的，它和后来的武汉三镇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c也许因为作为古代交通要塞的武汉是兵家必争之地，其楚文化血脉反而长期被湮没于历史尘埃中。这就给了刘醒龙驰骋历史文化想象的巨大空间。如何在现实题材的“青铜重器三部曲”中重现上古时期汉楚文化的历史辉煌与人格光芒，成了刘醒龙在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中深感困扰的谜题。从《蟠虺》到《听漏》，刘醒龙二十余年来一直在倾听和叩问来自武汉这座汉楚历史文化名城精神深处的青铜声响，他想借此重塑武汉的文化风骨和历史风神。当然，最令刘醒龙着迷的还是汉楚文化中的青铜重器。一般而言，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出现过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商代后期，第二个高峰出现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关于这两个时期的青铜器铸造工艺，在考古学界存在范铸法与失蜡法之争。d刘醒龙十年前创作的《蟠虺》就是围绕着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的曾侯乙尊盘究竟是由范铸法还是由失蜡法铸造而成展开核心情节冲突的，主人公曾本之晚年力挺范铸法，在科学面前改变了早年观点。而在新作《听漏》中，刘醒龙不再围绕着青铜工艺来构思主要情节，转而将故事聚焦在汉楚青铜重器“九鼎七簋”是否残缺的历史文化之谜的破译上。对于刘醒龙而言，他明白自己不是考古学家，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更眷顾那些充满历史残缺的楚国青铜重器，因为只有以残缺的青铜重器作为艺术载体，他才能传达自己作为小说家的想象和才情。相反，完美得天衣无缝的曾侯乙编钟，除了让小说家叹为观止，很难激起他们虚构和重构的冲动。这也是面对历史文物时，小说家与历史考古学家眼光的歧异之处。

在中国，“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正所谓：“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顾名思义，古人所谓的“小说”大多是丛残小语、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与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之类迥然异趣。所以小说在中国古代长期难登大雅之堂，但随着古典诗文正统地位的逐渐衰落，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样式日渐繁荣，及至近现代则摇身变为文坛正宗。但即便如此，现代人眼中以虚构见长的小说，依旧与求真务实的历史学、考古学大相径庭。虽然有所谓新历史主义或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兴起，认为历史也是叙事的产物，本质上可以划归为虚构范畴，但总体而言，文学或小说重虚构，而历史学、考古学尚真实，前者属于艺术，后者属于科学，这种学科界限还是很难被拆解的。所以当刘醒龙要以小说的艺术形式介入先秦时期，主要是“两周时期”，即西周和东周时期的汉楚青铜重器考古领域时，这不能不让读者感到惊讶，因为长期以来的新乡土作家身份制约了人们对于作家刘醒龙的文学认知。一边是现实的乡村文化，一边是城市的历史文明；一边是街头巷尾流行的“小说”，一边是学术象牙塔里的“考古”，这种文学选择的反差与歧异远远超出了读者对于作家刘醒龙的审美期待。但刘醒龙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勇敢地走出了自己的创作舒适区，而一头扎进令读者倍感陌生的先秦历史考古领域，以“小说考古”的形式创造了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考古小说”，不仅颠覆了读者对作家的期待视野，同时也重构了自己的作家形象，开辟了新的艺术领地。所谓“小说的考古”，指以虚构、想象、叙事、修辞等“小说”的方法来讲述历史考古的故事，重在“小说”；而“考古小说”则重在“考古”，强调以小说的形式所讲述的考古内容或考古题材。与“小说考古”所强调的文学性与虚构性不同，“考古小说”要凸显的是文本的真实性与历史性。所以“考古小说”不是市面上流行的某些拙劣的“盗墓小说”，它反对随意穿越或肆意虚构，而建基于科学的历史考古学之上，视历史的真实、文物的真实为生命，绝不戏说历史或戏弄文物。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考古小说”反对虚构和想象，但它的虚构和想象必须站在历史和文物的真实性的基础上，不能逾越历史真实的底线。这就像“历史小说（剧）”虽然不同于历史，但它不能完全丧失了历史品格，必须要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如何统一的问题”e。毫无疑问，从《蟠虺》到《听漏》，小说中讲述的历史文物（汉楚青铜重器）的发掘与考证故事必须有历史真实性和科学性作支撑，但小说中讲述的故事情节和塑造的人物形象则完全是虚构的和想象的，当然这种虚构和想象必须来源于社会生活，由此才能达成“考古小说”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无论是“小说考古”还是“考古小说”，首先都必须做到将考古的专业性知识纳入小说叙事的虚构与想象中。事实上，这种知识性叙事在中国小说传统中由来已久，以晋人张华的《博物志》为标志的“博物”叙事传统对中国古代小说和近现代以来的小说创作有着深远影响。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作家尤其是小说家越来越重视叙事中的知识性含量或知识性表达，比如科幻小说在新世纪的勃兴，正是高科技对小说创作直接介入的产物。而新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尤其是考古学的繁荣，同样与现代科技进步密不可分。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不断推进和步步深入，许多中华上古文明之谜被破解，这无疑给当代中国小说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创作机缘。据刘醒龙自己说，藏着稀世楚国青铜重器的湖北省博物馆就在他家附近，他曾长期对馆藏的曾侯乙尊盘流连忘返，三番五次、七弯八绕地围着这神奇的尊盘逡巡，直到终于有一天“自己被这种名叫灵感的东西所俘获”，“这有点像爱情，千辛万苦地追求某个心仪的女子，等到抱得美人归时，自己却成了人家终生的俘虏”。f从此，刘醒龙开始不断追踪考古学界有关曾侯乙尊盘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想尽各种办法搜寻与青铜重器铸造工艺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然后将考古学的专业知识消化后溶入自己的小说想象和叙事虚构中，这才有了“青铜重器三部曲”的第一部《蟠虺》的诞生。《蟠虺》中对曾侯乙尊盘的透空蟠虺纹饰的精美神奇描绘令读者拍案叫绝，而有关曾侯乙尊盘蟠虺纹饰铸造的工艺之争，究竟是范铸法还是失蜡法的问题，构成了《蟠虺》的叙事核心，这种充满了专业知识性的情节设置让读者不得不佩服作家刘醒龙的博学多闻。在《听漏》中，刘醒龙再一次调动了自己多年来涉足汉楚青铜考古的知识积累和专业储备，将叙事重点聚焦到破译“九鼎七簋”是否残缺的历史之谜上。而围绕“九鼎七簋”历史之谜的破译，作品以马跃之为中心人物展开了一系列的人事误会和矛盾冲突，如主要人物曾本之与马跃之、郑雄与马跃之、梅玉帛和陆少林与马跃之之间都存在着各种明里暗里的误会与冲突。这些误会与冲突的消解，最后都与“九鼎七簋”历史之谜的破解有关，考古知识性叙事就此成为了整部作品叙事结构的枢纽。

在《听漏》中，刘醒龙设置了许多关于历史考古的知识性叙事，它们大多与青铜重器或汉楚文化风俗有关，给整部作品营造了一种古雅厚重的叙事氛围。按照小说第2章中的说法：“在历史面前，青铜列鼎配列簋，最能体现王者之气。”“在辉煌的朝代，青铜鼎簋会让这种辉煌更加灿烂。”“在衰竭的王朝，青铜鼎簋会将这种衰竭衬托得更加残败。”故而有句行话说，“有鼎无簋，山高缺水”，反之，“有鼎有簋，山河雄伟”。g所以，“九鼎七簋”成了主人公马跃之、曾本之、郑雄等人关注的焦点。《听漏》中花了大量笔墨介绍大楚青铜馆中藏的这件国宝重器，并讲述了诸多与之相关的历史和现实的故事。楚学院就是因1966年在京山县秋家垄发现了“九鼎七簋”而成立的研究机构，由于此后又在随州擂鼓墩发现了更加完备的“九鼎八簋”，所以一段时间其风头被后者掩盖，但对于考古学家而言，完美的“九鼎八簋”缺乏继续探索的空间，而残缺的“九鼎七簋”却成了萦绕心中挥之不去的历史谜团。按照楚学院中最有发言权的周老先生的说法：“完整的九鼎八簋虽然成了两周时期的文化符号，不完整的九鼎七簋才是两周时期政治文化的集大成者。”h如何破解“九鼎七簋”中隐含的先秦政治文化奥秘，就成了楚学院同人必须完成的一桩历史使命。而对“九鼎七簋”的考古探秘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事纠纷和爱情故事，就构成了《听漏》的主要叙事框架。除了有关“鼎簋”的考古知识性叙事，《听漏》中还讲到有关“矰矢”“青铜方壶”“竹筒葬”“喝早酒”等多种楚地青铜器具或民情风俗的故事。比如小说第13章中重点讲到马跃之破解郭家庙墓葬出土的上古弋射器具“矰矢”的故事。这是为了凸显马跃之尽管早已转行研究丝绸漆器，但依旧葆有精湛深厚的青铜器鉴定功力。面对墓中出土的一堆杂乱器物，包括长条状、纺锤状、鎏金型器物，当楚学院同行一筹莫展时，久疏青铜考古的马跃之还是灵感四溢，及时作出了正确推断。他认为郭家庙一带是随枣走廊入口，是洛邑到郢都、中原到荆楚的通关要道，上古时期接待达官贵人最好的见面礼就是献上一只活蹦乱跳的大雁，所以形成了上巳节司蚕射雁的风俗，其中就包含了一种技术含量很高的职业——“弋射”！这在《周礼》中早有记载，马跃之就此推定墓葬出土器物乃是用于弋射大雁的矰矢！小说中这种考古知识性叙事不仅扣人心弦，而且趣味横生，给读者带来了知识性和趣味性合一的双重阅读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