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是目光，也是景色

一、消退在成长记忆中的乡愁

人的记忆像一把遵循“墨菲定律”的漏勺，留下的都是没用的，有用的都漏得无影无踪。写作者捡拾起那些消退在自己成长记忆中的故事，那些故事在时光的风尘中，距离后来的岁月越来越远了。但是，能够捡拾起的一定是念念不忘的，也是最珍贵的。

“70后”女作家付秀莹捡拾自己故乡的记忆，她的故乡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叫无极的地方。我刚从华北平原回到山西，我在想象她的故乡是否和我公公的故乡是一个模样？我是河北张家口人的媳妇，对河北感到亲切，最深的印象是夏天，烈日火焰般的绸布抖动着灼人的热浪，马路上的车鸣声短促而焦急，天蓝得亮汪汪。比如夜晚平原上的明月，嵌入记忆中的成长岁月，每每想起也是“亮汪汪”，真叫人热泪长流。

晌午的阳光金箔一般，薄薄铺了满院子。天是湛蓝的，云彩东一块西一块，缓缓浮动着浮动着，乍一看像鱼鳞，再一看又像是棉絮，一眨眼，却变成了一个仙女的袖子，飘飘摇摇飞远了。院墙底下的砖缝里，有一丛野蒿子，早已经枯败了，经了秋冬的风雪，变作黑褐色，乍一看跟土地颜色分不清你我。翠台伸出脚尖碰了碰，那野蒿子就碎了，穗子上的种子却纷纷落下来，落到大地上，落到泥土里。芳村这地方，野蒿子最是平常。人家院子里，墙头上，瓦楞里，房前屋后，到处都是。田野里就更多了，田间地头，乡野小道，河套岸边，村里村外，这种野蒿子遍地生长。这东西命贱，不娇气，好养活。看吧，等转过年来，腊尽春回，一场春风春雨，这野蒿子种子肯定就等不及疯长起来了。长它个满村满野。长它个铺天盖地。a

我想象着，一个少女后来成长为作家，她常常陷入往事，老树盛开着细碎的阳光，支撑着默默的浓荫，夕阳落幕中，她一定会望着明月升起，皎洁的光、清爽的女孩儿、物的记忆，在夜的波纹中一层一层荡起来。如她自己所说：

我的故乡和“芳村”是实物和影子的关系，小说是在现实基础上进行艺术想象和加工。每次回到故乡，迎面走来的可能是你笔下的人物，这种感觉对作家来说是非常奇特和复杂的，但也非常有魅力——我“创造”了这个人物，并且丰富了他，在纸上、在文学世界里给了他生命，从此他有了另外一个声音。这种感觉非常奇特，我也很迷恋这种感觉。b

一个作家可能终身都在抒写她的童年，对于写作者来说，这也许是唯一可生动一辈子的“颜色”。

乡村出生的孩子，成长像锥子一样缝补在记忆中，童年，一定会柔软而深刻。曾经我们聊过各自的故乡，庆幸出生并成长在乡村。城市一天天销蚀改变着我们最简单的幸福和哀伤，故乡，有多少人还有自己的故乡？时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记忆，现在依旧不能够适应城市生活。我想付秀莹也一样，因为不知道下一刻要发生什么，在城市我们只能随着命运的起伏跌宕而随波逐流。很多年后，付秀莹回忆雨天的村庄。对水的亲近最初来自于清水漫过脚面，雨水轻轻打着脚趾的快乐时光，一个少女和雨水说着悄悄话，喜悦在乌黑的眼睛里跳动，万花筒般变化无穷的世界啊，在有能力左右自己的理想中，故乡成为付秀莹文学作品中丝毫不敢丢弃的书写。

这是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作为小说家的付秀莹，她对生活有锐利的感受力，文学让她发现了：

人们习焉不察的细节——人人心中有，可能人人笔下无。你忽然发现作者的笔，触动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拨动你的心弦，就突然有了巨大的轰鸣感，有时华丽辉煌，有时缠绵柔情、悄声低吟，这就是共鸣。小说家需要用睿智的眼光去观察，需要有强大的感受力，而且对生活要保持高度的热情和强烈的好奇心。c

秀莹说：“小说家很‘事儿’，就喜欢把丢失的东西捡回来。”d

那里铭刻着自己生命中许多琐碎的悲哀和欢乐，是岁月一片狼藉过后满窗户的阳光照耀，是春天和夏天极尽繁华和浓荫的妩媚，是桃花在时令的敏感中细小的簇簇盛开。

远方是大而无形的愿望，故土从来都是疑问者与世界之间的牵连。热爱一定携带着遗传密码，如果一个人淡漠地站在时间之外，仿佛没有任何摄入心魄的事件来加固成长对时光流逝的知觉，那他一定当不了小说家。热爱是敏感的，因为，今生已不能和眼前的人事重逢，即便重逢也不是同样的场景。掀动衣襟的风，是不会有此时的温柔，因为明天的风不再吹到今天的你身上。付秀莹在中学的时候就是语文老师的心尖子，她发表的诗歌、散文，被抄在黑板上反复吟咏，总有外班同学指着她，看，那就是付秀莹。后来，她当老师教英语，和一茬一茬的学生告别，而自己依然留在原地，这种生活让她害怕。她害怕那种一眼就能看见底牌的生活，于是以考研的方式从故乡到了他乡。

他乡永远不能安抚一颗热爱、敏感的心。

二、故乡和自己的名字固守在一起

离开乡村的那些日子，密集的伤痛总是不停地得以求证、强化和呼应。从熟知启程，走向陌生，一切感官都清醒了，每一个瞬间都是经历，每一种陌生感都耗费精力。她收获了经验，经历了痛苦，但始终无法摆脱内心的冲突，因为她既回望旧地，又在不停地出走。故土已是永远的异地，等到所有都慢慢安稳下来，只有明月在心里无限扩展，无时无刻，覆盖一切，成为故乡全部的美好。

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付秀莹的《陌上》是《野望》的前史，《野望》中的人物以及人物关系，同《陌上》一脉相承。她自己也承认，写完《陌上》以后，意犹未尽。“那些活泼泼的人物，一直在内心深处，他们喧闹着呼喊着，哭着笑着，几乎要纷纷跳到我的笔端。我喊了翠台来，做《野望》的女主角。为什么是翠台呢？有媒体朋友问。是啊。为什么是翠台呢？在芳村众多女子中，翠台可能不是最耀眼的那一个，可是，因为她是翠台呀。”e

每一部小说中都有作者最得意的人物。在《陌上》第三章中，和香罗一起嫁到芳村的翠台便想求着香罗帮她的儿子大坡找份工作，找什么工作呢，是想让大坡到大全的厂子里干活。

翠台和香罗，差不多代表了乡村伦理结构中的两种女性。香罗是从乡村底层伦理中挣扎出去的一个女性，她没有学识，没有接受大学教育，在结婚前没有能力逃出底层生活的秩序。那么她该如何在本无希望的平淡人生里突围呢？她发现了底层伦理的漏洞，那便是，对女性身体的束缚，使得女性只能生活在男人的评价机制里，她在城市里开了发廊，依靠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挣钱，自然打破了她在底层伦理中获得好评的可能。

而翠台呢，她和香罗同时嫁入芳村，同样有着一个老实且无用的男人，她却没有越出底层伦理一步。所以，她的生活便有了诸多的不如意。除了紧张的经济状况，她和香罗一样，也有对自己男人的不满意。她靠对孩子人生的寄托来转移自己的精神焦虑，然而，她又发现自己的儿子也是一个不中用的人，于是不得不求助于自己之前的姐妹香罗。翠台是付秀莹对自己笔下乡村女性人物的致意，是另一种滋味，是对朴素的乡间姐妹的牵念。

一部好的小说，其实就是一段时光、一些人和承载永远的物证。

付秀莹说她不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其实小说就是讲一个好故事。

翠台在传统的伦理里，仿佛没有道德上的瑕疵，她相夫教子地过了数十年。但她却不是一个让人喜欢的人。因为乡村伦理的败落越来越扩大，她身处其中，抓不住旧的道德优势，又不敢自己打破束缚。翠台是过日子的陪衬、虚像或者远景，她的面影在时间的冲刷中容易变得模糊。在主流叙事的覆盖下还有男性叙事的覆盖，对于一个女性写作者而言，双重的覆盖很轻易就能把她的个体书写全部淹没掉。文字仿佛是解码，读者首先洞穿文字看到文字，背后一张张熟悉的脸，那代表了我们熟悉的生活。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的转型期，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人对物质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而乡村旧有的秩序已经被打破，新的秩序却并没有建立。乡村不可能完全抄袭城市，熟人社会对规则的漠视一直存在，如果每一个人都不尊重规则，那么，每一个人便都是受害者。在翠台身上付秀莹没有办法讲故事，她没有办法让这个女性在一片灰暗的土地上长成快乐而明媚的花朵。

付秀莹说：“在《野望》里，我照例没有讲故事的野心。我不是不信任故事。我只是固执地认为，对于一个村庄而言，故事还是显得狭隘了。一个村庄会缺少故事吗？或许，一个村庄最不缺少的，就是故事。那些飞短流长，那些街谈巷议，带着乡土民间特有的传奇色彩。我不想写那些到处流传的村野奇谈，我想写出平凡的朴素的流水一般的日常，杂花生树，草长莺飞，混沌的，缠绕的，湿漉漉毛茸茸，烟云浸染，饱含着生活的汁液。这么说吧，我是想写出一个村庄的众声喧哗，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日夜流淌，不时发出激越的动人的轰鸣。”f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野望》里，付秀莹不断地写到芳村的大喇叭。一个时代的印记，吆喝着村庄的安静。怎么说呢，大喇叭是那个年代乡村生活的一部分，在一个村庄，这样的喇叭必不可少，在屋顶上、老树上、电线杆子上，它担负着多种功能，广播消息、宣传政策、娱乐群众、发号施令。在《野望》中，大喇叭里不断传出的声音，有时候是国家政策，关于乡村振兴，关于生态环保，关于美丽乡村建设；有时候是民间信息，卖桃子的来了，卖韭菜的走了，哪里有招工的，谁家丢了一只猫；有时候放一出戏，河北梆子，《打金枝》 《空城计》 《龙凤呈祥》。

这些声音通过大喇叭，传遍村庄、田野、河套、果园，同乡村的风声雨声混杂在一起，同村里的鸡鸣狗吠闲言碎语交织在一起，与邻村的大喇叭一唱一和，遥遥呼应，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宏大与琐细，抽象与具体，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彼此缠绕彼此激发，有一种丰富复杂的意味在里面。我是在后来才发现，大喇叭这样一个无意的装置，其实是一种隐喻。通过大喇叭，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中国乡村在时代激流中新的表情、新的气质、新的风貌。大喇叭在村委会，然而它又无处不在。大喇叭发出的声音，在村庄里不断回响不断激荡，这是一种富有意味的形式。它大约只属于中国乡村。或者说，只有中国乡村，才能为这种形式赋予丰饶而广袤的想象空间。g

消逝的年代里，部分片段场景、一副嘶哑卖力的嗓子、一声试探扩音器的咳嗽声、一些人物和情感都扔在了永远不可能回来的地方。等到若干年之后，在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已经消亡之后，在付秀莹的小说中，我们发现，大喇叭成为值得捡拾的柴薪。村庄的千丝万缕，一个时代的光影跳跃，也是一个国家的山河浩荡。

付秀莹和她的“芳村”，各种美好的过往纷至沓来，那些人和事总是填满她的内心，直到安静下来想写什么时，那一刻，她才知道乡村在她心里占据了太大的比重。她丝毫不敢落入地理和距离的迷障，对于超越视野和经历范围的远方，人总是无知的，唯有她的名字和“芳村”勾连在一起，她才可以从容地度过每一天，她才“在”。

三、她在小说中高声喧哗

付秀莹说：“每一次回乡，走在乡间小路上，大庄稼地森森然绿浪翻滚，田野散发出浓郁而热烈的气息，村庄安静而喧哗，大地沉默而沸腾，而岁月绵长，日常的河流生生不息。我常常震动于这伟大而平凡的日常生活，震动于乡村生活广袤无边的河床上那淤积沉淀下来的深沉厚重的传统的底子。在剧烈变动的历史进程中，我关心着中国乡村的‘常’，我想写出‘常’与‘变’之间的内在关联，或者，只有把这新变置放于恒常之中，才能更加凸显出这‘变’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在《野望》里，我用二十节气结构全篇。当然，这也许并不新鲜。二十四节气谁不知道呢？哪一个中国人，不活在二十节气的循环往复中，并且在这循环往复中更替代谢、生老病死呢？千载而下，二十四节气不知经历了多少轮回，历史的长河滔滔向前。时间周而复始，而万象更新。巨大的恒常与伟大的新变，它们互为表里，彼此映照，在一个村庄的鸡鸣犬吠中，在一个时代的日月星辰之下，发出意味深长而又一言难尽的喟叹。我不得不承认，我在这意味深长的喟叹中百感交集，辗转难安。我常常在村庄里随性乱走，像一个热切寻找谜底的孩子。”h

所有的回忆变得纯粹和温馨了许多，当年的孩子老了而且饱经世事沧桑。流年就这样换来转去。不管世事如何变迁，在寻觅曾经的丝缕痕迹时，人的命运像时间流走般带着某些神秘和不可预知性，像水流一般变异和不可确定。对往事倾情，与现实保持距离。朴素的乡民让付秀莹眼里噙满了莫名难辨的泪水，她写下他们的日常。那些不计其数的乡亲，他们一辈辈的生命像尘埃一般，默默无闻充斥和填埋在黄尘里，他们微弱和快乐的存在是付秀莹回到文字的理由。

十几年来，付秀莹一直在书写“芳村”，书写那个华北平原上的小村庄。她不想说，其实她不断地诉说和抒发是出于对故乡的亏欠，她离开就再也无法回去，她对故乡的热爱和眷恋，出于对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源自根脉的朴素的深情，在惊愕中，芳村的人和事像散开的珠玑一样照亮了她的前程。这么多年了，她其实是渴望通过以文学的方式，发现和重建故乡与世界、历史与现实、个体命运与时代生活之间的关系。她渴望通过对一个村庄的书写，记录当代中国沧桑巨变的深刻履痕，为一个时代珍藏鲜活而真实的国家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