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人写作：时代文体与经验的公共化

素人写作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一般是指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行各业的人们书写自我和他人的故事，记录真切的感受。素人是相对于专业而言的，“素”取其普通的意思，是便于媒体和研究者使用的描述性称呼。专业写作者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指专门从事与文学艺术相关行业的人员如作家、学者、记者、编辑等，一般主要指跟文学体制相关的人员。另一种是指在市场上获得较多认可的职业写作者，比如市场化较高的畅销书作家，网络文学大神们，市场化的文学也越来越成为一种专业壁垒。悖论的是，写作的技术与其他专业技术略有不同，它不像计算机、化工、建筑、医学、数学、雕塑、音乐等拥有较高门槛和需要特别训练，而是一种依靠阅读、天赋和生活经验，可以自我训练的表达技术，所以素人身份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写出具有专业水平的作品，相反，进入大众视野的素人写作大都具有不凡的写作水准。

当代文学现场出现的思潮与现象命名，大多经不起严格的审视和理论的苛责，面对流动的现场和瞬息万变的信息，渴求概念的严谨与精当实无必要，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文学现场出现的事实和变化。2013年当了半辈子文盲的姜淑梅自学识字写字，写出扎实动人的《乱时候，穷时候》，在政治和精英视角之外，讲述了近百年来作者亲身见闻的民国时期、抗战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生活，是一部记录战争和动乱中底层人民艰苦生存的故事集。从2017年4月《我是范雨素》引爆流量热点以来，社会基层的打工者、特殊行业的从业人员、普通人的写作逐渐成为出版热点，涌现出一批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作品。陈年喜2019年以来陆续出版《炸裂志》 《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微尘》 《一地霜白》 《峡河西流去》等诗歌和非虚构作品，记录故乡风物、异乡风尘和矿场工作时同路人的生死。运输公司退休老人杨本芬从2020年到2023年连续创作出版“女性三部曲”（《浮木》 《秋园》 《我本芬芳》）和《豆子芝麻茶》，记录普通中国女性的生命历程和她所看见的世界。2023年到2024年在图书市场获得各类榜单和媒体关注的作品有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王计兵《赶时间的人》、黑桃的《我在上海开出租》、陈慧《在菜场，在人间》、苍海《我曾是一名饲养员》、周慧《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周颖琪《车墩墩野事记》、林淑兰《日子过的就是这么一些人啊》，这些作品分别书写和记录了保洁员、快递员、出租车司机、菜场小贩、饲养员、隐居者、白领上班族、农村老人的工作和生活。202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非虚构作品《最好朝南》，集结了22位女性素人作者的文章，从不同侧面深入女性独特的生活和心灵世界。近十年来，素人写作以其广泛性、可读性和大众性赢得了图书出版市场、普通读者和业界的关注，具有了时代文体的气势，在广泛传播和写作者群体的汇聚中，其大众性、思想性与审美价值逐渐被看见和被认可。

一

素人写作热潮出现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有其深远的文学基础和社会基础。从文学角度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以来都有倡导启蒙大众，关注平民、劳工阶层的传统。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谈到大革命前和革命中的文学：“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a对于革命之后的文学，他推想平民的文学是未来中国文学的情形，平民的文学是革命的后果。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确立之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方向——“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在社会主义文学中，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现了翻身，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要形象和正面角色，而且在文艺机制支持和帮助下，越来越多的普通工人、农民、解放军成为书写者和表达者，涌现了以唐克新、胡万春、阿凤、高玉宝等为代表的工农兵作家。21世纪以后出现的“底层写作”“打工文学”现象，在市场经济兴起和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环境下，工人、农民的社会身份让他们感受到不同的社会现实，作为个人生活和经验的表达者，他们争取的是文化表达的平等权益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地位。今日出现的素人写作，其写作范围和表达内容更加宽阔，部分实现了鲁迅平民文学的设想，同时也是对中国左翼文学传统的当代呼应。

从社会基础来看，随着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和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教育有效促进了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进而改善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存状况，“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过程中会伴随生存环境的改变，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的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精神文化环境的改变等”b。精神文化环境的改变带来思想的碰撞，同时也提高了自我表达的能力和机会，尤其是随着社会流通和网络发展，让处于中国社会最基层的普通劳动者获得了相对之前历史阶段更为便利的阅读、写作的机会。陈年喜谈到自己20世纪90年代的读书生活，“那真是个读文学书的年月，无论哪个书摊，都以文学书刊为主打。《人民文学》 《收获》 《诗刊》 《当代青年》 《今古传奇》等等，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当月新刊，展现着这里与当下文学前沿联系的紧密……除了期刊，更有杂书，如《云海玉弓缘》 《七剑下天山》 《保卫延安》 《小五义》，也有世界名著。最火的是汪国真《年轻的风》”c。外卖诗人王计兵也强调过广泛的阅读对个人创作和思想的影响：“我最初喜欢阅读写作是从1988年开始的。毫不夸张地说，阅读让我最迷茫的时候，看见了前方的道路，是我内心的一盏灯。阅读这种爱好，让我养成了一种生活惯性，对我的梦想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长期的阅读不断地拓宽我的思想，让我在写作中时常有一些思维突然跳跃出来。”d

素人作家被发现的故事各有其典型性和传奇性，但背后都与现代媒体有着密切的关系。陈年喜以写诗出名，成为纪录片《工人诗篇》的拍摄对象，被出版界、新媒体关注转而写非虚构作品。范雨素参加皮村工人写作小组，作品被“正午故事”编辑淡豹发现，公号刊发后暴得大名。书写菜场生活的作家陈慧，其创作原本是自娱自乐，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机缘来自互联网。当时，一群余姚的文学爱好者在余姚新闻网阿拉社区的‘舜江文苑’形成了一个文学阵地，在朋友的鼓励下，陈慧把自己QQ空间里的几篇文章贴了上去，很快引起了论坛版主沈春儿和当时宁波市作协副主席谢志强的注意。不久，余姚日报的《河姆渡》文学副刊上又刊登了她的一篇散文《莉莉的黑狗》”e。

从素人作家范雨素、陈年喜、王计兵、陈慧的阅读书单和成名路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阅读广度和深度远远高于之前的基层写作者，也远超一般社会大众。扎实的社会基层生活经验、广泛的文学阅读以及在阅读中训练的写作技术，是他们被媒体和社会发现的重要契机。胡安焉、张小满、黑桃、苍海、周慧等写作者具备比较完整的教育经历，能够娴熟地从事网络写作，网络世界的传播能力，让他们的独特经验和写作能力能够被更多人看到，尤其是被专业编辑发现和推进。

从写作主体的自觉性与表达水平上看，他们与1950年代初的工农兵写作者有根本上的差异，今天的素人写作者是自发和自觉的写作者，在媒体和出版界的影响下，自觉适应并追随文化生产市场。快递员、保洁员、育儿嫂、出租车司机等具有社会关注度的身份，在他们作品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扮演了显而易见的作用，随着素人写作的深入发展，他们自然要与其他写作者进入同样的赛道，同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充盈到素人写作的队伍中来，带来各行各业的故事、经验，在基数逐渐扩大的写作者群体和丰富生活经验的记录中，作品的独特性、思想性和写作技术必然会成为读者和专业人士考量的重要标准。

二

素人写作的出版宣传标签中经常带有一定程度的猎奇性，譬如陌生的特殊的经历，抑或带有传奇性的故事和人生。比如苍海的《我曾是一名饲养员》，腰封中有“为秃毛黑熊涂药膏、与抑郁的胖狼共眠、喂重伤的单腿兔子苜蓿草、住进满地碎石的废弃民房”的宣传语，独特的动物园职场，与动物近距离接触的生活，大部分经验是普通人一生都不会经历的奇闻异事。黑桃的《我在上海开出租》类似于广播电台的深夜故事，讲述的是出租车上方寸空间的“奇遇”，出租车司机与各色人生相遇的新鲜的小戏剧，比如一对青年男女因为家庭反对而从上海逃离私奔的故事，各种神经质乘客的集锦，两个乘客去解救深陷传销集团的年轻人，在地下赌场做马仔的年轻人讲述自己的江湖往事，在娱乐会所上班的年轻人失足成恨的故事，“这些听起来万分新奇的事情，充满了荒诞感，让人在窥探另一个世界的同时醍醐灌顶，心生警醒”f。

从写作的角度来讲，素人写作首先满足了文学陌生化的需求，其提供的大多是较为独特的经验和故事，能够满足普通人的“好奇心”——奇人异事，满足对他人生活和世界了解的愿望。同时，也能打消一些刻板印象和习惯性看法，甚至有祛魅的效果，苍海在写饲养员生活的时候，特别提示读者，“很多人以为动物园的工作很幸福，能每天跟猛兽们近距离接触，像那些外国视频网站上的人一样，天天抱着大狗熊亲亲密密，一幅人熊和谐的场景，这纯粹是美好的幻想。事实上，动物园里很多动物，年龄都很大了，它们虽然不怕人，但幼年时期并没有和人有太多接触。饲养员想跟这些动物亲密接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能亲近人的动物还是比较少的”g。

其次，素人写作提供的是一种普通人视角和情感精神上的共鸣。姜淑梅《乱时候，穷时候》书写的是个人视角下的历史，《刘克七的人》写的是作者以前在山东巨野听说过的土匪头子，他是在民间传说中非常有名的土匪，杀人如麻，作恶多端。作品在记录了各种传说之后，问这个刘克七到底是什么人？结果家里谁都不知道他是谁，最后托有文化的亲戚去查询，县志上找不到刘克七，却发现有个叫刘黑七的土匪，日本人打进山东以后，他曾经打过日本人。姜淑梅在文章末尾说：“可能当年俺听错了，刘克七就是这个刘黑七。”平静的记录中，展示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微妙情绪，但又没有任何高调的立场和阐释，她在对这样一个具有公共性话题的人物的寻找中，展示了当时当地普通人真实复杂的情感。这种书写方式与正史的记载（抗战史、地方史）、小说家的表达（比如莫言《红高粱》），形成了一个有益的对照。杨本芬的三部曲，讲述了母亲（《秋园》）、家庭（《浮木》）和自己的婚恋生存故事（《我本芬芳》）。《秋园》中生于1914年的母亲秋园，成长经历几乎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同步的，她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影响，然后跟随中国历史的波动，经历了所有大大小小的动乱，也经历家庭生活的悲欢离合。如作者所言：“我写了一位普通中国女性一生的故事，写了我们一家人如何像水中的浮木般挣扎求生，写了中南腹地那些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我知道自己写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h这一段历史被“五四”以来的文学反复叙述过，但当它覆盖在一个具体真实的女性身上的时候，宏观的历史呈现出不一样的光谱，饥饿、灾难、选择、人间冷暖和命运像连绵不绝的浪头随时冲击着一艘破船，不幸的母亲和早慧的女儿奋力支撑着一个家庭的求生意志，素人生活的真人真事溢出了很多典型的文学叙事模式——苦难与救赎、时间的进步观念等。普通的乡村女性林淑兰书写身边的亲人、邻居、朋友，辑成一卷纪传体作品《日子过的就是这么一些人啊》，描绘出了承受历史的人的生命宇宙。与创造历史的人们不同，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亲历的生活、可触可碰的历史，支撑他们生存下去的情感、道德理想和生活美学，展示了民间生活的丰富性。

澎湃新闻做过一次非虚构作品读者评价高频词调查，综合近年来素人写作的出版热点及其读者反应，我们可以看到素人写作的核心在于激发了普通人之间的共鸣——“‘人生’‘生活’‘经历’‘工作’是许多故事的共同命题，而‘真诚’与‘真实’，‘平凡’与‘幸福’是读者的共情基础，也是共同夙愿。”i素人写作因其对个人生活经历和身边人故事的观察记录，从情感上完成了梳理、认识、理解和共情，面对日渐板结的现代人际关系和原子化个人的孤独感，完成了一次文学叙事上的情感连接，姜淑梅、杨本芬、林淑兰的作品充溢着“人群”，其间固然也有伤害与龃龉，但几乎都是亲朋、乡民、家庭等情感共同体的存在。同时，在越来越内卷的时代，大众固然对金字塔顶的成功人生仍然充满向往与期待，在情感和认知上却对普通打工人身份更加认同。书评人、作家维舟指出近年来中国文化媒介的一个明显转变，那便是人们对普通人的关注和兴趣在增加，“历史作品也好，小说、非虚构、动画也好，但凡能够把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表述出来，很多人就会觉得获得了一种情感上的满足，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得到这种情感滋养。作品是否具有文学性，很多人其实并不在意”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