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女工的四个“家”：劳动、性别与文学书写

近些年《劳动者的星辰》 （2022）、《我在北京送快递》 （2023）、《我的母亲做保洁》 （2023）、《我的皮村兄妹》 （2024）等与劳动者相关的非虚构作品引起关注。a这些作品的作者是多元的，《我的皮村兄妹》的作者袁凌是记者出身的非虚构作家，《我的母亲做保洁》的作者张小满做过记者、目前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作者胡安焉是尝试过文学创作的快递员，《劳动者的星辰》的作者是从事家政、布展、地摊商贩等工作的打工者，来自北京皮村文学小组。相比袁凌、张小满二人，胡安焉和皮村文学小组的成员属于素人作者，他们以“我”为视角讲述自己打工、工作的故事，这种“做什么，写什么”的书写模式既与非虚构写作中强调以自己为方法的自我民族志和自我反思、自我批评的自述体有关，也与20世纪以来以群众为主体的写作运动的传统有关。本文聚焦北京皮村文学小组（2020年改名为新工人文学小组）中家政女工的文学创作，她们以自己的故事为主，用非虚构的方式讲述从事家务劳动以及在城乡之间漂泊的生命史。笔者选取这些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家”，从四个角度解读她们与四个“家”的关系，分别是丈夫之“家”、雇主之“家”、母亲之“家”和公益之“家”，既对应着生活、工作、被生养和精神满足的地方，也表征着每个人生命中所处的四个空间，只是对于不同的性别、不同的阶层而言，他们对这四个空间有不同的体认。“家”在中国有着丰富的社会和政治含义，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石。一个健全和健康的家庭，可以继续有效履行尚未社会化的家庭功能，为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安宁和可持续性发展奠定基础。首先，“家”经常与“国”放在一起，中国人是通过“家”来体认“国”，或者说把现代民族国家的“国”理解为像“家”一样的政治、社会和伦理秩序，20世纪以来对现代家庭的形塑始终是国家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隐喻；二是“家”是社会或者说良好社群的象征，公司、单位都被想象为一种公司之家、单位之家，仿佛“家”是庇护、温暖、互助的空间；三是“家”作为最小的社会单位，在封建时代往往与家族、宗族联系在一起，到现代之后，现代家庭变成了小家，“家”是个体被养育、成“家”立业的中介。可以说，这些家政女工以“家”为主题的文学书写从个体生命经验出发，不仅展现了成千上万的打工人在工作场景、家庭等社会空间中的多重异化，而且通过文学创作实践追求自由、平等、相互尊重的普遍价值。

一、家政女工的文学创作：从被书写对象到文学书写者

家政工是指在家庭空间中从事月嫂、保洁、保姆、护理、小时工等家务服务的劳动者。在古代社会封建主仆关系上的佣人、仆人、下人从事的工作，而在现代社会则是建立在雇佣关系上的家务劳动。

在劳动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等领域中对家政工及家政劳动进行过深入讨论，大致有三个角度，一是作为一种市场化的雇佣劳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家务劳动由跨国劳工承担，这就涉及全球化浪潮中跨国家政女工的生存状况，以及代际迁移对她们自身及其家庭的影响b；二是从社会不平等视角出发，关注女工与雇主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其中包括性别、种族和公民身份，有学者提出，许多家政工因移民身份而无法像雇主一样享有公民应有的待遇。性别、种族和公民身份是主－雇之间社会不平等的重要体现。c在人类学与劳动社会学视角下，有学者认为“作为阈限主体的家政工与雇主母亲之间身份转换与地位逆转并不能消解结构的秩序与差别，但她们在阈限中积极地参与到某种结构中去，尽管这种结构是幻想的、虚拟的，但仍然能为家政工提供极大的满足感，它的最终效果是为结构等级中不同阶层提出和解，阶层间有可能建立良性的社会关系”d；三是关于家务劳动社会化的争论，是通过更社会化的方式解决家庭养育、养老问题，还是把家政服务放置到家庭内部来解决，而且家务劳动中还存在性别分工问题，妻子、母亲等女性承担了更多家务劳动，这种不可见的家务劳动变成了不被报酬化的隐形劳动，在家务劳动领域需要推动性别平等。如有学者用情感商品化来关注家务劳动本身e，认为家政工需要根据雇主的要求来“压抑”和“引发”自己的感情，从而造成自我的分裂。f由于不能表达真实的情感，家政工逐渐与自己真实的情感疏离，导致情感上的异化。g近年来，国内有学者综合以上维度，从整体上认为女性内部的阶级分化，是导致跨国家政女工的替代劳动衍化为特权阶级女性寻求解放的工具的原因。对来自南方国家的贫穷跨国家政女工来说，成为特权阶级女性的家务劳动替代者非但不是实现性别阶级跨越的正道，还使其在伦理位序中降格，进而实质性地沦为仆从性的存在。父权制伤害、资本主义剥削与女性群体内部的阶级压迫，三者彼此交织，共同造就了跨国家政女工面临的消极境遇。h

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家政工、保姆的形象。简而言之，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例，形成了三种家政女工的文化想象，一是受苦的可怜人，如鲁迅的《祝福》中的祥林嫂、《阿Q正传》中的吴妈，老舍的《骆驼祥子》里的高妈，茅盾的《子夜》里的王妈，吴组缃的《官官的补品》里的奶妈，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中的宋妈等，这些老妈子是伺候老爷、地主的下等人；二是大地之母般伟大的女性，如鲁迅的《朝花夕拾》中的《阿长与〈山海经〉》里塑造的一位养育、教育“我”的奶妈“长妈妈”的形象，诗人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中对遭遇不幸和困苦的保姆的赞美，这些叙述来自被照顾者男性少爷的视角，奶妈则是善良的奉献者和启蒙教育者；三是处在社会底层的打工者，如张爱玲的《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娘姨阿小是个要强的都市女性、张抗抗的《寄居人》把保姆作为都市里的“寄居人”、王安忆的《富萍》中的阿姨富萍是从乡下到城市闯荡的女性、刘庆邦“保姆系列”小说《找不着北：保姆在北京》借保姆的视角来书写城市生活的另一面等，这些作品把从事家政工作的阿姨作为社会边缘人来书写，她们虽然经常遭遇雇主的歧视，但也是有自主意识的现代女性。

这些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保姆形象，在专业作家笔下，是在社会阶层和性别意义上处于弱势位置的都市景观中的他者。对于本文所分析的家政女工写作者来说，她们身兼两职，在家里是生育、家务的免费劳动力，在外面则是从事家政劳动的、为家里挣钱的女工，她们不再是被现当代作家书写的对象，而是成为参与文学创作的主体，提供了从家政女工内部来观察其劳动状况的维度。2022年出版的皮村文学小组作品集《劳动者的星辰》，收录了皮村文学小组9位成员的作品，其中范雨素、李若、施洪丽、王成秀、李文丽等五位作者是女性，她们大都从事家政工作。在此之前，在皮村文学小组主编的《我们的世界——新工人文学小组家政女工作品集》中，除了以上五位，还有赵新亚、尘埃、马湘湘等三位家政女工的作品。可以说，从事家政工作的女性在皮村文学小组成员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皮村文学小组成立于2014年9月，是服务于进城务工人员的公益机构北京工友之家为工友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每周六晚上七点半，那些对文学写作和阅读有兴趣的工友们便会来听课，一起度过两个多小时的文学时光，这些漂泊在城乡之间的劳动者从此有了一所文学的港湾。《劳动者的星辰》里的作者范雨素、李若、李文丽等在参加文学小组活动之前，基本没有从事过文学写作，正是这种文学小组的出现，使得她们有勇气用文学作为表达情感的工具。这种以工友之家为代表的工人文化空间是一种对新工人文化社区的重塑。在1950年代到70年代，依靠国家单位制建立了工人新村和以工人为主体、以工业为底色的工人文化，在单位空间内部有工人俱乐部、读书小组等各种群众文化活动。1978年之后，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工人社区解体，另一方面是进城农民工处于流动、边缘状态。文化志愿者与社区服务机构合作、共同创造了新的文化公共空间。这种通过社会力量重建的新工人文化社区，尝试培育有主体性的新工人文化，有利于促进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主体身份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包容。范雨素、李文丽、王成秀、施洪丽等都长期在北京从事家政工作。范雨素是湖北襄阳人，因为哥哥有文学梦，家里有很多文学期刊，这让她从小就养成了文学阅读的好习惯。20世纪90年代她来到北京，做过小商贩、保姆、打工子弟学校老师、临时工等职业，在皮村租房子住。2014年她参加文学小组之后开始写作，2017年4月24日非虚构作品《我是范雨素》在移动媒体“界面·正午”上发表，家政女工从事文学创作的现象成为大众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李文丽2017年从甘肃来到北京打工，这些年她在北京换了很多工作，主要从事照顾老人和小孩的家政服务。王成秀是河南省商城县人，在北京从事育儿和家政工作30多年。施洪丽是四川简阳人，在火车站摆过地摊、擦过皮鞋，近些年在北京从事月嫂工作。

相比专业化、职业化的工业劳动，家政服务具有特殊性，家政工作的主要场景是在家庭内部，不是工厂、车间、办公室等典型的工作空间，对雇主来说家庭是私人场所，对家政工来说则是工作的地方，而家政女工又不是家庭成员，她们是家庭中不可见的“隐身人”。范雨素在《久别重逢》中写到，“我”在雇主家从事家政工作，这也是别人的“家”，“我”成为雇主家“穿上了用卑微的米粒做的隐身人”。i家政女工的特殊性在于她们工种的前缀是“家”，这意味着她们工作的场所和劳动过程都在家庭内部完成。从文化意义上看，家庭是传承人类知识与经验，联系亲缘关系的场所。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家庭是社会基础的生产单位；从行政意义上看，家庭是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从社会意义上说，家庭又是中国公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家政女工工作的场所是他人的家庭，她们通过工作介入他人的家庭生活，又反身被这种职业经历影响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与日常生活。对于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功能来说，“家庭与其他社会组织最本质的不同是其成员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亲缘联系”j。而作为外部成员的家政女工，就是在他人的家庭内部成员与自身工作建立的关系间游离，这种割裂状态使得家政女工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承担着诸多现实压力。

如果把“家”作为一个核心意象，在家政女工的书写中，有四个“家”，分别是丈夫之“家”、雇主之“家”、母亲之“家”和公益之“家”。这四个“家”既是家政女工所身处的不同的人生阶段，也是不同的社会权力塑造的空间。这些家政女工创作的文学作品用简洁的语言与细致入微的情感，呈现了她们从乡村到城市、从丈夫之家到雇主之家、从打工者到文学书写者的多重人生体验与心理状态，尤其是在文学创作的加持下，这些由女性新工人生产的艺术作品与她们在社会阶层所处的身份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倒错”状态，成为我们观察现代社会家政女工的一个独特的研究切入点。

二、可见的家务劳动：从丈夫之“家”到雇主之“家”

这些家政女工的作品大多用非虚构的方式，讲述了个体的生命际遇。如李文丽写了很多与她类似的家政女工的故事，如《一个农村妇女的蜕变》 《给家政工姐妹的一封信》 《小菊的一些事》 《我在纠结中返工》 《2020年第一次工作以失败而告终》 《天南海北返工记：家政女工的纠结》等。从这些作品中能看出家政女工共同的人生轨迹，很早就结婚，然后是生育、照顾家里，完成生育任务之后，外出打工。如家政女工小菊，“十八九岁的时候，小菊也没有和身边的女孩子们两样，相亲、看家、谈彩礼、订婚、结婚一系列的事情，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完成，小菊在大人们的按排下，通过媒妁之言懵里懵懂的把自己变成了别人家的媳妇”k。

这些从女性视角展开的故事，能使我们看到她们结婚后对丈夫之“家”的感受。《我是范雨素》中提到“我”得了“恐男症”：“现在的我，不敢和男人说话，也没有和男人说话的机会。过去做育婴嫂时，每天和我说话的人，也只有女人。”l之所以会恐惧男人，是因为“结婚短短五六年，生了两个女儿。孩子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做不好，每天酗酒打人。我实在受不了家暴，便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襄阳求助。那个男人没有找我们。后来听说他从满洲里去了俄罗斯，现在大概醉倒在莫斯科街头了”m，这种家暴的经验在很多家政女工的文章中经常被提及，也使得她们的外出打工变成了一种逃离丈夫的出路。李文丽在《一个农村妇女的蜕变》中多次讲述自己结婚后，本来喜欢唱歌、跳舞，却受到丈夫和夫家人的阻止，等到结婚生子之后，又时常遭受丈夫的家暴。在丈夫意外车祸残疾之后，她为了养活孩子，被迫外出打工。李文丽在《小菊的一些事》中讲述了小菊年轻时生女孩被婆婆冷眼相待，直到给婆家生了儿子才不受气，即便如此，“小菊不但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活和照顾孩子们的一切事情，还要经常遭受老公的打骂、婆婆的侮辱，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好多年”n，等孩子长大了，小菊进城打工，才真正离开家。逃离丈夫之“家”，她们成为了进城打工的漂泊者。施洪丽收入《劳动者的星辰》中的非虚构文章《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用简洁、引人入胜的语言，呈现了她十余年在四川打工的见闻，尤其是混迹火车站，见识到处于法与非法之间的鱼龙混杂的“江湖”社会，这些故事显示了她跌宕起伏、不屈不挠的人生，也呈现了1990年代以来草根阶层在市场化大潮中挣扎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