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的文学史

假如文学史可以作为一种文类，这在当今可能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类。二十几年前，我赴美留学，那时候互联网还不普及，按照中国学生的思维习惯，我在行囊包里也塞上几本中外文学史。但到了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上课，我却发现没有一个教授开具的阅读书目中有文学史。a作为学生，我们直接阅读的是文学作品、理论文章。毕业之后，我们作为学者和教授，写作的也多是文学研究专论，讲授的依然是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我在国内从上大学开始就在使用的文学史，甚至包括曾经百读不厌的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在西方学术的知识结构中似乎都不值一提。可以说，除了极少数的情况，在美国的学习和研究经验中，我几乎不需要文学史。在过去二十余年中，我也几乎再没有阅读、更不用说参与撰写文学史。只有两个例外，一次是王德威老师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我参与了写作，并理解主编的用心，这本书也让我重新认识文学史可以“不是什么”b，有关这件事，我将另文专述；还有一次是去年收到王尧教授越洋寄给我的《“新时期文学”口述史》 （以下简称《口述史》），这是很少有过的，让我从头到尾一口气读完的一部文学史。

本文只谈这本《口述史》。这当然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文学史，甚至这是一部“唯一”不可重复的文学史，这是一部充满了“动作”的有情节的文学史，也是一部充满了“声音”的、有“人称”的文学史。所谓“与众不同”——这是最容易使用的一个形容词，但真要做到与众不同，却并不容易。究竟什么是文学史？学者们为什么要撰写文学史？如果说这个行为动机背后不全是体制和政策，也即写一部文学史，不一定要体现国家意志或国家主导的宏大叙述的话，1980年代北京的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以及上海的陈思和、王晓明老师提出的“重写文学史”，正是要提供一种打破政治框架的“另外的”文学史叙述，去政治主导、去意识形态教条、去体制束缚……乃至转而关注“纯文学”或文学性或所谓文学自身规律，或以“历史意识”来看文本和形式演进，或打破雅俗、打破地域、打破“敌我”关系，促生文学的考古学、档案学、场域学、生态学。在一定意义上，1980年代的学者们无论在当年还是此后都致力于“重写”，这样一种“重写”的意愿和理想支撑起“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主线，而且“重写”也意味着未完成，不需要完成，可以一直重写下去。甚至《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的专栏在1980年代末不得不中断——真正的未完，此后学者们仍带着各自的热情和目的继续写作“未完”也完不了的文学史。这个文学研究者共同体的愿景至少包含三种诉求：改变过去由政治挂帅的文学史论述（如认定杜甫是社会主义诗人）；打破文学研究的禁区（如张爱玲进入文学史的视野）；建立一种替代性的文学发展史观念（无论是如陈平原从文体、范伯群从通俗文类，还是如陈思和从“整体观”入手）。然而，文学史书写也处在历史之中，“八十年代”如今也是历史一页，有一时一地的风土滋养，但也有一时一地的风云不测。“重写文学史”（以及重写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等）作为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一个基本诉求，从未如大家的愿景那样，真正出现枝繁叶茂的盛景。相反的是，在1990年代以后随着大学教育日渐务实，文学史书写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实际甚或实用——作为国家项目、作为考研材料、作为新的地方性统一教材、作为出口产品……越到晚近，文学史似乎越是又回到了制度规约、分工合作（失去整体观）、内容正确（条条框框）的状态，只是这一次又加上了要满足市场要求，文学史的实际功用再次被不成比例地放大。这就又回到了我最初离乡远游时所发现的在西方学术界所缺少的：文学史是一种最具“中国特色”、也即符合当前社会情境的学术生产。

但是王尧这部历时二十余年，经过采访、录音、整理、编辑而成的《口述史》，和以上所写的所有那些文学史形态都不同。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单纯用学者语气写成的论述性的文学史，在这部口述史中，作者让我们在文学史中遇到或仅仅擦肩而过的人物（作家、编辑、文艺干部、批评家、学者）开口说话。这是一部可以倾听的文学史，具有如“讲述-倾听”行为那样的直接和透明，这也是一部充满了动作感的文学史，其中每个受访者都在讲述中将读者带回到事件发生的现场，倾听他们的讲述，就如同目睹事件的发生。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口述史》，也可以作为一部“新时期文学”的证词。我之所以说这是一部“唯一”不可重复的文学史，是因为这如同一份杂沓交叠的证言集合，每一个受访者在不同的时间点上，经由王尧的采访，让各自私人的记忆涌现出来，再经过物理性的录音，最后转化为浸透着精神力量的文字，这样的文字保存下来，让受访者的声音延长，而这也是只会发生一次、不可重复的。不仅因为有些受访者，如这本书里采访的李清泉、章仲锷、李子云、陆文夫如今已经不在人间，而且很多谈话的时间点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当时距离新时期开始也不过才二十年，但经过最近又二十年的变迁，不仅仅是事过境迁，而且整个“新时期”和“八十年代”已经成为一个被新的历史叙述方式封闭起来的事件场域。就如在今天，重读这本书中北岛、阿城、李庆西、李杭育、韩少功、陈思和、蔡翔回忆“杭州会议”前后文坛上竖起“先锋小说”和“寻根文学”两面新锐旗帜的那个时期，都如同一场昔日的繁华盛景，过去的韶光难以重现。

更不要说那从改革开放伊始发生的拔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文艺界内部举步维艰，但终于一步步走向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走向1985年的分水岭。像《口述史》中李子云所讲述的，她当时就反对官僚主义问题，不赞成“文艺为政治服务”所写的文章，有人坚决反对，（曾经在“文革”中也是活跃人物的）李子云委屈地哭了，（曾经代表中央历次整肃文艺界而自身在“文革”中也受到迫害的）周扬听她讲完之后也哭了。c李子云的泪水、周扬的泪水，这样一瞬间，只有《口述史》像纪录电影那样给予定格，至于这泪水背后，有过多少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又曾有过多少作家含冤甚至死于非命，那些亡灵和历史，这泪水又是否可以洗掉呢？《口述史》的这一笔，从被文件、新闻、文学史扼要讲述所淹没的历史记忆中，打开了不为人知的窗口，我们不只是看到晚年周扬的心境，也看到“新时期”的起点有多少无法用宏大叙述表达的曲折。而且，这是一个有人称的口述，李子云的“我”和周扬的“他”，在这一时刻给历史戴上了“面容”，还原为人，一对面对面哭泣的历史中人，知我罪我，抑或亡羊补牢？

这不是一个如教科书那样追求面面俱到的文学史，而是有所选择——有所录、也就有所不录——自甘有局限——因而有错落的人称叙述。这部书的所有章节全部由不同受访者的声音构成，既不可能形成宏大叙述，也并没有明显的计划来建立另类的叙述，甚至在受访者的言论中也没有一个设限的意识。此书是学者王尧从21世纪最初几年开始，针对过去四十年文学史上的重要话题，对可以找到、愿意开口讲话、并能够坦诚相告的受访人的一系列采访。王尧在此基础上对采访结果做了两种分类：第一个分类是按照1980年代以来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现象排序，包括从“伤痕文学”、《今天》创刊、拨乱反正到“重写文学史”和“人文精神大讨论”等一系列话题；第二类是按照主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流派排序，包括从“文革”后复出的汪曾祺、京味小说家到莫言、王安忆、余华、阎连科直至阿来等“新时期文学”大家，以及从“寻根小说”“先锋小说”“女性写作”到1990年代长篇小说这些主要单元。这两个分类为这部《口述史》提供了一定的结构，但并没有干预受访者的回忆和意见表达。王尧选择的采访对象几乎都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即文学上的“新时期”）文学事件的亲历者，不仅有作家，也有文艺决策者和重要的期刊主编与编辑，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共同身份是，他们都有共享的1980年代记忆。尽管经过了作者的整理，这部《口述史》最大的特点仍是“众声喧哗”，构成了一个民主、多元的记忆和话语场域。

作者王尧在绪论中开宗明义，引用印度口述史学者乌瓦什（Urvashi Butalia）的话，进而提出：“口述显然是对既有知识权利分布的一种挑战，它把边缘的声音传递上来，告诉人们旧有的分布是不合理的。最后一个挑战是对文化发展方向的挑战。面对文化一元化的倾向，口述史提醒人们，文化是多元的。不同族群、不同阶层的人以不同的讲述方式表明不同文化的存在，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社会叙述中，这是他们的基本需求和权利。”d 从这样一个极具民主精神的立场出发，王尧又更进一步，不仅让这部文学史有作家的声音，而且也让在寻常文学史中不见踪影的人物开口讲话。于是读者可以从中发现“多重讲述”：“有多个讲述主体……多重讲述不仅互证，而且尽可能呈现文学史发生的复杂性。”e在本书中多重讲述的段落非常多，每一个事件，从当事人、相关人士，或者有一定距离的旁观者、知情者那里，都可以获得不同视角的观察和记忆。如《伤痕》从写作到发表过程中各个当事人的记忆，以及有些幕后的细节，又如《今天》杂志的创刊，北岛和芒克的记忆已经有些不同，徐晓的视野又拉开了更大的历史空间。但最为精彩的多重讲述，可以说是围绕“三个崛起”进行的，其中作为北大教授的谢冕讲述得最为含蓄和周全，而当时冲在论争前列、甚至可以说力排众议、舌战群儒的诗评家孙绍振则讲述得尤其生动，能让读者感到“身临其境”，他的嬉笑怒骂都如在耳旁，但当时还是大学生的徐敬亚的回忆却又让读者看到了历史漩涡中弱小者的无奈，正读到揪心的时候——1980年代就是一个发生奇迹的时代——“崛起”就真的“崛起”了，如同创世纪，如同后来的“现代诗群体大展”“现代艺术大展”所标榜的：回不去了，不许掉头！

阅读王尧的这部《口述史》，让经历过1980年代的人，真正“重返八十年代”，重温了许多个激动人心的辉煌瞬间，但也重新审视那些令人愕然叹息的错过，让各个卷曲在教科书中的时间节点，都还原为一个个有“人称”的故事。阅读《口述史》，排除了为这段历史做出一个线性描述、简单概括的可能，口述中的历史是那样生机勃勃，重现了各种曾经有过的可能性。1980年代初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拨乱反正过后，才有1985年“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开启文学的新时期，此后经过北岛、芒克、徐星、史铁生（虽然很遗憾没有他的讲述）、刘索拉、阿城、莫言、王安忆、贾平凹、张炜、铁凝、韩少功、李锐、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林白、陈染、陈忠实、阎连科、阿来等等越来越明亮的讲述，从伤痕中流出的泪水，复又被“新时期文学”的涓涓细流洗刷一新，最后汇成多声部繁华若梦的文学之海。《口述史》是一部有“声音”、有“人称”的文学史，它让历史活过来，不仅为了现在和未来，也为了我们的记忆中永远有一个真实的过去。

【注释】

a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上的最初的课程都是直接阅读原文，有一门课是“帝国与英语学科的诞生”，使用的教材包含各种后殖民理论书籍；另一堂课是“文学理论”，从马修·阿诺德开始阅读原作，两门课都没有布置阅读任何文学史或评介类书籍。教授将阅读篇目复印好装订成册，学生自己到系办公室购买。

b《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原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繁体中文版由台北麦田出版公司在2019年推出，简体中文版于202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c王尧：《“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65页。

de王尧：《绪论》，《“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4页、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