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写作与整体语境问题 

如果抛开对于青年的意识形态化理解，仅仅将其界定为年龄与代际的划分，那么与如今的日益面目模糊所不同的是，直至21世纪初年的青年写作至少都有迹可循，比如1990年代末的“70后”和“80后”写作，前者夹杂着“摇滚青年”的影响，如石康的“青春三部曲”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物化现实（如“美女写作”）；后者在某个阶段约等于聚焦校园、家庭、情感和青春期体验的“青春文学”，同媒体和市场的营销密切相关，隐隐然勾连着逐渐兴起的消费主义浪潮。

此处“青春文学”中“青春”的内涵与文学史上一系列的青春书写大相径庭。因为“青春”本身就是一种兴起不过二百年的话语，源于现代社会尤其是工业革命和科学理性对古典时代农牧积累型经验的扬弃与颠覆。中国现代文学的青年形象从 20 世纪初以来发生了数次嬗变。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反叛家庭、走出封建牢笼的革命少年，四、五十年代反抗殖民侵略、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的红色青年从“小我”走向了“大我”，社会主义“新人”中也着力强调一种个体与集体相结合的青年革新者与创业者形象。八十年代初的“潘晓来信”掀起了有关青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讨论，那些“进取的青年”以张承志《北方的河》中的研究生为代表，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都健康饱满，拥有上下求索的勇气，而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尽管面临着挫折甚至失败，依然有着“东山再起，卷土重来”a的可能。他们行走在广袤的时空之中，是历史的主体，有着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和先锋特质。

“青春文学”后的晚近十余年间，青年写作则失去了其清晰的形象，青年作家们对于现实和切己体验的兴味似乎变得寡淡起来。至少在我的目力所及，同龄人有关现实题材和遭遇的作品数量和质量都堪称稀薄，大约只有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这样少数聚焦于“失败者”的作品。“陈金芳”们徒劳无益的奋斗与挣扎，似乎暗喻着青年进入了一个缺乏“未来”的黯淡历史场域。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将这个历史场域命名为“后青春”时代：“启蒙运动以来文化与社会意义上的 ‘青年’已经死去，只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青春残留，青春亚文化再无法充当观念的先锋、美学的前卫和思想的先行者与变革者”，此前关于“‘青春’的书写一直被形形色色的外在的话语如人道主义、启蒙与理性、革命与民族、共产主义所主导，但它始终没有脱离总体性的世界。这个‘青春’是在被历史书写的同时，也在参与历史的书写。但如今的‘青春’在摆脱了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等诸种意识形态之后，变成了一种被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所主宰的碎片化存在。多元化的结果是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技术化与科层制让自由成为一种权力玻璃罩内的封闭游戏，青年分享着相似的痛苦，却无法共享某个共同的信念与价值，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共同体，只能再次分散为冷漠的消费型个人。青年不再对历史负责，也无法筹划未来，只能沉潜在当下实利主义的浑水之中。当面对历史的撕裂时，弥漫在其中的感性结构已经不再是现代主义式的焦虑，而是倦怠和颓废，因为焦虑是有未来感的，而倦怠则是放弃了可能性的向往。”b

所以，“青春”更多指向于一种创新、活力和革命精神，“青年”未必都拥有“青春”。在当下青年写作中盛行一时的“自恋者、躁郁者与缺席者，折射出后青春文学的叙述模式、情感结构与历史认知，从启蒙、叛逆到自我关注和消费的文学形象，是我们时代主导性文化生产模式的结果”c。当下“青年写作”的总体情形体现在，其中固然有着“陈金芳”以及她在孙频、宋小词等人作品中的兄弟姐妹们那样的“失败的青春”或者“无望的青春”——这几乎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与之并行的是青年形象的单一化，但更多是回避了“青春”话语的多样性风貌：许多青年作者逃逸到历史与想象之中，比如林棹《潮汐图》从地方与典籍出发，信风与岛屿，怪物与异语，土洋杂呈，水陆交错，是氤氲着瑰丽飘逸气息的海洋写作；侯磊《北京烟树》则进入到“京味”的发生、渊源与当代再塑造；周恺《苔》折返到晚清川地的袍哥江湖；葛亮《燕食记》在庖厨美食中寻觅“典雅中国”……即便是关注成长经验与体验的“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也只是将青春记忆转化为怀旧与创伤的悲怆表达，掉转头去的回眸中丝毫没有朝向未来瞻望的热情。

“青春”的退却，暗合于“时代精神”的侧面。将青年理解为必然的革新性，无疑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象，用臧克家式的句式来表达就是：有的人还年轻，他（她）已经老了；有的人老了，却依然年轻。在一个宽容的社会中，无论何种写作都有其合法性，任何一种人生态度与取向也都应尽予接纳，但如果完全采取这种相对主义的视角，那么“青年写作”就会被消解掉其意义。因为，人们多少都会对青年有所期待，不可能纯然以日历时间的划分来讨论“青年”，“青年”这个概念自其诞生起就携带着文化和社会变革的要素——它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因而“青年”总是内含着对于“青年性”的想象与向往。

置诸文学领域，尤其是代际交叠的文学史的视野之中，用何同彬的话来说：“‘青年性’的核心价值是基于共同体责任的反抗，反抗什么？反抗蒙昧、反抗私欲、反抗诱惑、反抗权力的滥用和公器的私权化，反抗没有责任感和理想情怀的庸碌，反抗基于谋求名利和安全性的过度‘和善’，反抗那‘温柔’又‘残酷’的世故习气……需要反抗之物如此之多，以至于反抗尚未发生或刚刚发生，青年就被压垮了，或‘招安’了。”这里面当然包含着他对于因循的不满、现状的不满和创新的焦虑，并且试图进行召唤：“先要打破目前这个通过‘纯文学’‘文学自主性’‘学术化’‘学院化’等等概念所建构的话语封闭性，青年批评者应该摆脱一种过度职业化的话语惯性，把抽象、空洞而恶性重复的文学问题放置在一个更具共同体关怀和责任意识的 ‘公共性’的层面上来。”d正如这个世界参差多样的形态，青年显然不会天然形成一个共同体，但是公共性却可以成为一个联结形形色色差异性的纽带，形成“和而不同”的生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赞成这种说法的。

涉及公共性，那么仅从文学内部来就事论事，就如同只在日光灯下寻找丢失的钥匙，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在准备着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逢OpenAI ChatGPT引发热烈的讨论，我偶尔看到一位网友发布的ChatGPT对鲁迅《狂人日记》的解读，倒是颇为吃惊。如果事先不知道那是人工智能的作品，我相信很多人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是某个研究生甚至学者论文的一部分，无论是行文的风格，还是论述的逻辑，乃至最后的结论都很符合学术论文的规范，以至于取得了以假乱真的效果。这只有两种可能：一就是我们数量众多的写作其实是无效的废话，不过是陈词滥调的叠加；另一种可能是人工智能已发展出能取代掉某些类型写作的能力。无论哪一种，对于从事文学及相关写作的人而言都并非幸事。我并没有特别的耐心去深究人工智能写作，这个话题早先几年就由于微软小冰写诗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谷歌公司也在2023年2月6日透露，计划推出一款聊天机器人Bard，与ChatGPT竞争，不知道人工智能经过深度学习技术的提升，在未来其表述上的似真性会不会跃迁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意识。

这个话题当然是某个时髦的、阶段性、即时性的技术发展新闻，就像“区块链”“元宇宙”之类，但从事古老的写作技术的人也不得不直面这种现实——就目前的技术成熟度而言，已经有很大部分的规范式写作可以被机器替代了。关于时髦的事物或词语，是否可以进入到“严肃”的文学写作之中，我曾经听李敬泽在好几个场合说过，他以前在报纸开设写《春秋》的随笔专栏，为了亲近想象中的读者，有时候会在行文中采用一些俏皮的流行语汇，时过境迁，它们很快就失去了生命，再回头看可能就有些尴尬。不过，在涉及人工智能机器写作的时候，这个时髦蕴藏着深渊般的潜能，它构成了同我们时代（姑且称之为）人工写作并驾齐驱的形态和背景，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样式，更是一种人们身处其中的科技总体性生活语境、认知框架和情感结构综合体。对于青年而言，情形尤为如此。

我们无法脱离这种综合语境来讨论“青年写作”，就像不可能脱离代际观念去讨论“青年”，不可能脱离使用的工具去谈论“写作”，但恰恰这些最根本的问题往往被忽略。当我们沿袭思维的惯性，会自然而然地陷入对“青年”的刻板想象当中，它可能被界定为充满变动与创新的活力，又或者幼稚而不乏青涩；同时，我们还会用陈旧的意象去表述“写作”，比如笔耕、杀青、付梓。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我们时代的青年可能是标新立异的，但更大可能是墨守成规，他们也基本上不再用笔写作而是用PC或者手机键盘，出版与发表不再是付梓而是激光照排。我说这些话并不意味着自己是一个词语上的刻舟求剑者——我当然知道词语的内涵和隐喻会不断演变，同样的能指完全不妨碍指涉不同的所指，我要强调的是语境问题以及与语境同时互动变化的写作，它们的变异性和重要性很容易被修辞所淡化和遮蔽。

关于青年写作的已有讨论，大多数在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体系内部，顶多补充有限的思想史的维度，不怎么涉及社会学意义上的现实青年议题。这些议题主要包括青年的教育、就业、婚恋和犯罪等问题。根据一项十几年前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公共利益是寻求青年问题解决途径的最大目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公民的几个最大的关注点是：1. 公共安全；2.幸福的家庭生活；3. 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这些关注是和前面4个青年问题紧密相连的。中国政府、公众和专家已经达成共识，即中国必须为现代化进程提供稳定安全的环境。因此，青年问题应该被视为需要整个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e这项在21世纪初“全球化”话语甚嚣尘上背景下的研究，准确地指出了青年问题的核心在于“发展和稳定”：一方面同作为不容置疑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进程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在这个进程中会优先考虑对社会稳定的维护。即便今日来看，这个论断依然没有过时，它构成了当下青年写作的结构性背景。

因而，可以说青年写作既是代际议题，也是政治议题，它们纠缠在一起。但是我们时代的政治议题在文学的主流话语中往往被窄化。这种窄化表现为两种向度：一种是以审美和自由为托词回避宏观政治，为了避免工具化，进而全然摒弃关于政治的讨论，或者将文学与被窄化的政治视为对立的两极。这可以视为一种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自“新时期”以来到东欧剧变后达到极致，尽管已经逐渐失去其现实应对物，对抗的对象发生转变，新的问题已经出现，但因为文学教育的缓慢影响，依然盘旋在许多人的脑海里，成为另一种政治无意识。另一种则是在后革命氛围中，将宏大政治转化为文化政治，从而转向于诸如身份、族群、性别等议题，这些议题并非不重要，但它们只是更宏阔政治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最为根本的问题依然是人群在财富、权力、资源等方面的分化所造成的阶级问题——当然，这个概念在21世纪以来已经被相对柔和的“阶层”一语所替代，其实是一种焦点的转移和含糊化。

明了这一点，并不是说要回到阶级话语，而是需要对既有的文学话语有清醒的认知，青年写作不能落入到上述窠臼之中。青年写作的精神应该是开放、包容与自由，窄化政治与回避的写作自有其合法性，只是不能陷入心理上的偏执狂，一旦封闭了自我的心灵，过早地执守于某个单一价值观中，就容易阻塞成长的可能和创造的潜能。

让我们先搁置社会学或者纯理念上的去人性化的分析，进入到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观察和描述之中。从类型与媒体呈现来说，我们时代的青年文化体现为如下三种形象：

一种是早衰的青年，类似老舍在《二马》里面说的那种“出窝儿老”f，暮气沉沉、观念腐朽、思想因循、思想驯化，不自知甚或沾沾自喜。当然，老舍的“出窝儿老”是在比较民族文化时隐喻陈旧的中华帝国传统，在我们时代则体现为“三和大神”式的躺平与丧文化。这种情形如果单方面指责青年的精神颓靡是不厚道的，也缺乏洞察——精神能量从来无法脱离实际的肉身存在。事实的情形是，当一个社会过于内卷，并且在种种权力架构中阻塞了流动的希望和未来的愿景，那么这种情形就自然而然地产生，甚至可以视为消极的反抗。消极的反抗自然会导致虚无主义和犬儒化，它们并不能由精神自身得到解决。

第二种是早熟的青年，也就是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以超乎生理年龄的精明与势利，体现出过于世故的面目，致力于资源与权力的争夺。在文学场域中就是投合各种前在的势力，无论是权力、资本还是具有象征价值的圈层，比如同市场和传媒密切结合的“美女写作”和“青春写作”。这本是文学生态构成中的常态，但它们如果成为主流，将会窒息革命性的生机。

第三种是拒绝成熟的青年，即所谓巨婴。他们不是晚熟，而是拒绝成长，始终生活在婴儿式的动物本能之中，将人性与生活都自然化，自我中心的结果是矮化了书写的超拔向度，而滞留在生物性层面，放逐了历史、社会和精神。晚熟有一种是先天的，如同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是身体和智力上的缺陷；另一种则是后天缺乏教育和艰苦的自我提升，而流于“平庸之恶”，即思维缺乏深度思考和自我反思，容易走向狭隘与极化，这实际是道德上的缺陷。

这些情形表明，我们时代的青年文化出现了深刻变革。青年文化是20世纪中国的主流文化，这得益于全球范围内的青年意识转型。阿利埃斯在梳理欧洲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对于生命年龄的理解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到18世纪，“青少年”的概念在文学中初现雏形，代表人物是谢吕宾（Chérubin）和瓦格纳的西格弗里德（Siegfried），年轻人被认为蕴藏着新的价值，可以使老化和走向衰朽的社会焕发青春，这种从浪漫主义时代就出现的青年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普遍和寻常现象。g1900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可以视为一个标志性文本，到《新青年》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文化的自我革新。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年龄的划分有幼、弱、壮、强、艾、耆、老、耄、期等不同阶段，在世界各个地方许多后发部落中也都有成人礼的习俗，但这种人生阶段中关于“弱冠”或者“青年”的认识，同现代社会中的“青年”并不一样，它们关乎的是完全不同的知识论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