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与描述自我：青年作家非虚构写作中的旅行书写 

当我们谈论青年写作的时候，更多集中在小说文体上，较少提及非虚构写作、散文和诗歌创作。这种情况一方面源自长期以来形成的文体等级链习惯，另一方面小说构筑的世界更加宽泛和自由，作者的价值和立场能够得到多元释放，在想象和再现世界的方式、人物塑造、情节展开和语言锻造中，都可以看到青年一代给文学带来的新质和变化。而非虚构写作中的叙事者即是作者本人，相比小说中的叙事者，其自由度具有一定的限制性。但恰恰因为非虚构写作中的叙事者较少对个人身份进行修饰与装扮，直接进入写作，他们对写作主题的选择和亲历者的身份，还有非虚构写作本身对真实性、公共性和实践性的强调，使得非虚构写作成为一个可以更直接地看到“青年”的场域。

青年问题在大多数讨论现场往往会转化成国族内部的社会问题、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形象（理想主义者的价值和反叛），以及他们在社会现实中的境遇和出路问题。但近年来，青年问题也在逐渐跃出原来的范畴，比如岳雯在编选2022年短篇小说年选过程中，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世界中”正日益成为青年作家写作的基本视域，“故事在世界发生，人物在世界行走。由此可见，青年作家一代对于空间的理解已然完全不同于前辈作家。城市或者乡村不再构成理解空间的基本结构，相反，跨越国族的边界、快速的流动成为文本的新现实。而空间视域这一变化，亦可成为理解当下青年写作的一个端口”a。全球化时代的显而易见的交融和流动使得青年们在更广阔的空间中频繁出现，实现去行动、去叙事和被看见。非虚构写作中的旅行写作，具有个人浪漫主义特质，离开熟稔之地去往未知的远方，带着探索、好奇与逃离此在世界的气质。写作者是个人性的叙事者，同时又带有国族和集体的印记，他（她）的感受、观察和记录，一般还预设了被国人“看见”的读者期待。旅行写作是行动者的文学，跨越地域和国族界限的旅行，观察、记录和书写的行为，近景自我与远景世界交融的方式，让这种写作别具意味。改革开放后，《大西洋月刊》 《纽约客》 《纽约时报》 《经济学人》等欧美有影响力的杂志派出记者进驻中国，他们以沉浸生活的方式，报道和书写中国，形成了集束式书写中国的旅行文学焦点，涌现出像何伟（Peter Hessler）的《江城》 《寻路中国》 《奇石》、史明智（Rob Schmitz）的《长乐路》、梅英东（Michael Meyer）的《再会，老北京》 《东北游记》、扶霞·邓洛普（Fuchsia Dunlop）的《鱼翅与花椒》 《川菜》 《鱼米之乡》等。与此相对应，在互相融合的过程中，中国作家走出中国，有主题性地书写异域，也成为应有之义。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刘子超，他的系列作品《午夜降临前抵达》 《沿着季风的方向》 《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都是有明确主题（中欧、印度、中亚）的旅行写作，旅行对象的选择、他所看到的世界层次、在游历中完成的自我和表达方式，都可以看作当代中国青年做出的一种文学回应，在当代青年写作中因其不可复制而独具一格。

一

本文使用旅行书写的概念，借鉴和采用了田晓菲在《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的行旅写作》和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在《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中对行旅书写或者旅行书写的用法。田晓菲把行旅书写放在个人色彩浓厚的游记之上，焦点对准的是异域书写，以熟悉的文本疆域对未知的领土进行观看，并对这种观看进行再现。田晓菲勾勒出中国传统写作中描写异域的几个写作策略。第一种是由来已久的功利模式，比如张骞出使西域的记述模式，他希望劝说皇帝开辟新路，遣使开通贸易路线，对异域国度有所作为，联合对抗长期骚扰边境的匈奴，所以地方上的自然资源和特产成为叙述中经常出现的信息，包括气候、物产、地理、饮食、阶层、习俗等，采用的是民族志学的观察和实用的地理方位叙述。第二种是好奇模式，即现在经常说的奇观化、漫画式，刻意描写他国的差异，经常因过度聚焦和缺乏客观判断，使得他文化变得更为陌生，这种写作姿态充满偏见与傲慢。第三种是天堂与地狱模式。十九世纪华人旅行者们经常在作品中对异域诸国进行等级划分，基于物质财富和技术的发展，他们都有赞美与崇拜欧洲国家，轻视和妖魔化亚洲、非洲国家的倾向，如王韬《漫游随录》、张德彝《欧美环游记》、斌椿《乘槎笔记》，都可以看到时人对法国、英国“别一宇宙”“别有洞天”的美誉，而对非洲大陆几乎都使用了带有自我优越感和等级化的修辞表达，营造了不同地区之间天堂与地狱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还潜在于今天国人的观念中。在这个大框架之下，来自文化和价值差异较大世界的华人旅行者，在性别问题上做出充满错误的理解和判断，对西方的认识仅仅局限在一些城市化和繁荣表面的描述上，缺乏整体观照。《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一书是另一种视角的旅行书写，十八世纪帝国主义扩张背景下欧洲对非洲和南美洲的旅行书写。“旅行书赋予欧洲读者大众一种主人翁意识，让他们有权利熟悉正在被探索、入侵、投资、殖民的遥远世界。旅行书很受欢迎。它们创造一种好奇、兴奋、历险感，甚至引起对欧洲扩张主义的道德热情。”b虽然帝国扩张带来的物质利益主要归于少数特权者，但旅行书写却在生产一种热情和渴望，并成为创造帝国之“国内主体”的重要工具。旅行书写还与其他知识和表达方式交错，18世纪欧洲有关南美洲的书写跟启蒙运动的博物学紧密相关，加勒比地区和英国早期西非探险的书写，使用感伤主义旅行书写，其中交织着奴隶自传与旅行书写之间的关系，在漫长的18世纪到后续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越来越保守的时代，旅行书写不断被注入新的知识和表达方式，比如女性主义、旅游宣传、口述史等。

西方文学中旅行写作具有清晰可见的文脉传统，但对于中国文学来讲，它并不是特别发达和自觉的文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和书写中，南北朝时期和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产生旅行写作的重要阶段。这两个时段都是中国与外界（西方）广泛全面接触的时代，大规模翻译域外文化宗教经典，吸收外来文化元素，充满魅力和不可抵挡的他者世界，以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吸引本国文化精英人士亲身踏上域外行旅。这些文化精英中的游历者为文本中的他者世界提供补充，也为充满期待的本土读者写下他们的行旅见闻，“无论是在中古时代还是在现代中国，物与人都在不断移位，界限被打破，文化被混杂和融合。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游历：头脑中的游历，身体的游历，无论是前往异国他乡，还是从北到南或从南到北，无论是进入佛教的乐园净土，还是游观幽冥。把行旅经验记载下来，使作者得以把这个世界的混乱无序整理为有序的文字，在这一过程中找到意义，找到一定的图案和规章”c。

南北朝时期，除了商业和政治上的交流外，佛教是推动世界交流的动力，佛教徒为寻求佛法远涉中亚、南亚国家，带着主动探求和好奇之心，这一时期的旅行写作充满异国情调和远游客的个人感受，“很多记载都不同于史籍中对异国风俗物产的客观而枯燥的志录，而是对个人行旅经验的描写，包括以第一人称写下的逸事，作者在具体时地的所见所闻。这些记载不是对异乡风物的抽象总结报告，而是旨在把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呈现给读者”d。从基本要素上看，这与现代旅行写作并无太大差异。晚清时期的中国，面临的是被动打开的世界局势，天朝上国迷梦被戳破，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商人都承担着现实的创伤和追赶革新的希望，带着具体的责任走出中土，对西方世界（主要是欧美）进行仔细的审视，言辞中交织着好奇、羡慕、惊诧和挑剔。晚清时期出访官员、学者的日常札记，基本都收入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从各自的角度记下了中国人对十九世纪世界的探求和认识，着眼于社会政治和科学文化，记述了中国人怎样从中世纪式的昏暗中睁眼展望近代史的晨曦的历程，“记录了十九世纪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的早期的脚印，是文史趣味与学术价值兼而有之的一部小丛书”e。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家们主业之外的海外游记，茹志鹃、王蒙、王安忆、张洁、冯骥才等一大批有机会出国的作家都以游记的方式，书写所到的国家。长久以来被认为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西方”，突破各种话语与口号的缠绕呈现为具体的人和生活故事。刚从政治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他们在描述西方陌生新异世界的时候，文化体验和学习心态成为文本的核心表达，这个世界物质丰盈、技术进步、新奇景物目不暇接，带着时代鲜活的痕迹。另外，他们在观察西方社会时，不约而同回避政治话题，而把兴趣和注意力集中在文学艺术等具有人类共通审美价值的事物上，抒发对自然风光、文化遗产、艺术创作的观感，描摹图书馆、书店、剧院、博物馆、咖啡馆、小酒馆等人文景观。

以上三次旅行写作的重要阶段都是处于社会集体情势之下的写作。第一次书写者与对象世界较为平等，后两次明显带有自卑的心态，而书写者则带有对国内读者启蒙的色彩。这种旅行写作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具有模糊可辨的框架，外来书写者通过游历与陌生的地域实现文化互动。刘子超的作品正处于这种书写的脉络中，但观看对象和观看者的时代情势已经世变时移。刘子超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旅行文学已经不太可能承担启蒙的任务，他所认可的旅行写作是“以文学的笔触写下旅程，以精致的文字书写异域”“避免无知的傲慢和廉价的感动，以旁观者的宽容和鉴赏者的谦逊，观看眼前的世界”f。

二

旅行写作有相对完整的文学规定性和内部传承，而在写作方式上却有代际和时代分野的清晰路线，刘子超在旅行写作上选择了“文学”的笔触和旁观者的姿态，以谦逊因而也更加客观和沉浸的方式对待游历的对象。用何种方式为国内读者讲述异域世界的故事，同时也意味着以何种方式书写自身的故事，他们是处于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势下的游历者，他们想象、感受、书写他者的方式，体现着新一代中国非虚构写作者的自我认知。

旅行写作不是诞生于孤独的自我和房间里的写作，它需要来自政府、媒体、民间组织、经济团体或者商人和学术机构的支持和推动，历史上的旅行写作几乎都有这些力量的参与。比如当代中国旅行写作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水手计划”，即是由民间组织单向街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旅行文学创作计划，旨在帮助青年创作者们重新发现世界，资助他们进行海外和国内旅行，协助、指导他们的创作，直至推广、展览他们的最后成果。从他们的计划宗旨，可以看到出版界和知识分子对知识革新的焦虑和渴求，他们期望在对于变化了的世界和新生力量的实践与书写中，把新的全球想象带到汉语写作中来。2018年第一期水手计划启航，最后五位入选者柏琳、郭爽、冯孟婕、刘子超、曾嘉慧，分别前往萨拉热窝、长崎、摩鹿加群岛、帕米尔和雅加达，进行深入调研和写作。从这些地点也可以看出，此次活动与20世纪80年代旅行书写有很大差异，“世界”更加驳杂和丰富，无法以简单的经济尺度，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去命名，他们的创作涵盖人文、历史、自然等广泛的领域。全球疫情之后的世界政治、军事动荡和经济形势变化让世界再次面临新的问题和格局，人类更加迫切地需要走出封锁，建立真实的交流和联系。2020年开启的第二期水手计划，从创作计划的描述可以看到，其设定已经跃出对一个具体地方的整体描述，更多针对具体的议题和人群，贴近个体经验，以此去捕捉和呈现更普遍的社会状况。这类活动像一个承载公众期待的容器，以项目的方式，推动“关注世界、怀抱理想、敢于实践的青年创作者”成为“水手”，去往宽广的世界，并把它主要呈现到中国读者眼前，当然也有部分作品译介到国外，呈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关注和视野。

旅行写作不是简单随意的旅行札记和游记，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因为旅行写作的叙事人不是普通的旅行者，他们身处自己的叙事传统之中，写作不止是简单的个人叙事和记录。从主题上我们可以看到此类写作的互文性，刘子超《午夜降临前抵达》 《沿着季风的方向》 《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对于中欧大陆、印度和中亚的书写，可以看作是对约翰 ·巴罗《深入南部非洲内陆之旅》、芒戈·帕克《非洲内陆旅行记》、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的致敬之作，一个人或者带领团队，踏上陌生的国土，探险、游历、观察和书写。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中提及瑞典人在19世纪80年代对海外探险和游历的热衷，维佳号从亚洲和欧洲南海岸凯旋，整个城市灯火通明陷入狂欢，码头、大街小巷、窗户边和屋顶上，到处传来雷鸣般的热烈欢呼。这个场景影响了斯文·赫定的人生，“从那以后，但凡跟北极探险有关的，我都一头钻进去，相关图书，不论新旧，我都读，甚至每一次探险的路线图，我都自己画出来”g。刘子超在《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中说自己之所以会开启对中亚的旅程，是因为“我对中亚的全部了解都源于书本，源于那些旧时代的探险纪行。某种程度上，中亚就像一颗神秘的卫星，是我头脑中的幻想。我听说过那些地名，但无法想象它们的样子。我知道它们与中国历史上的联系，但那更像是对帝国盛世的回望”h。叙事者首先处于探险旅行的知识系统中，形成了自己对游历对象的期待与向往，并且在这个期待中有自我与国家之间的勾连，在帝国往事和童年盛景中，隐含旅行写作的知识背景和家国魅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