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一 、“我是一个中国人”

1980年10月，《北京文学》杂志发表了一个短篇《受戒》，人们开始注意到一个陌生的名字：汪曾祺。及至《大淖记事》等小说接连刊出之后，人们便都记住，并且喜欢上了这位“年轻”的老作家。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高邮的一个地主家庭。他三岁丧母，两位继母对他都很好。汪曾祺在家中是个“惯宝宝”。父亲是一位画家，擅长花鸟写意，在当地颇有名气。在这样一个富足、温暖的书香家庭出来，他从观念到性情，自然脱不掉传统文化的影响。

从儿时一直到初中毕业，汪曾祺都在这座小城里度过。他熟悉街巷和周围的店铺、作坊、摊子，熟悉大小店铺的老板、店伙、工匠和平民阶层中的各色人物，在封闭的、平静的气氛中感受着他们的生活，那扰攘于其中而又起伏不大的小小的悲欢。汪曾祺承认，市民们的思想、道德，还有俗气，对他的为人是有影响的。为文更不用说，许多作品直接取材于小城的人物和故事。即便写作其他题材，也都受到少时故乡印象的熏染。

高邮是水乡，汪曾祺的小说常常以水为背景，人和事多带有泱泱水气。人的性格也多平静如水，他喜欢的人物更是水一般的纯净、明澈。论结构，论语言，他的小说都流溢着那种流动和灵气，充满水的感觉。

汪曾祺是一个热爱家乡、热爱土地的人，正如他赞誉他的老师沈从文时所说。他的爱、悲悯、善感与智慧，他作品中的种种气息，都来自乡土的赐予。他有一组自传体散文，取名《逝水》。虽谓流年似水，而对于故乡的记忆，却也恒定如水般流贯他的一生，汩汩不息。

如果说故乡是人生的原点，那么在汪曾祺的一生中，还有三个重要的转折点，决定着他命运的走向：一是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二是1957年经历反右运动；三是“文革”结束，最终脱除“帽子”，获得“解放”。

西南联大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这里集中了全国高校最优秀的教师，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以自由开放的校风培育了一大批人才。汪曾祺考进中文系，从此获得一种现代的世界的眼光，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这里，他结识了终生的导师沈从文，在文学的专业训练中，接受过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这时，他开始文学创作，并多次获得发表。他早期的创作是实验性的、诗性的，并带有一定的唯美主义倾向。他在忆及大学生活时，满怀感激之情地写道：“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

1949年后，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联工作，先后任《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编辑。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遭到批判，次年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直至1962年调回北京，任北京京剧团编剧。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间，汪曾祺曾以“摘帽右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关进“牛棚”。后因江青编创“样板戏”的需要，汪曾祺一度被起用参与编剧工作，所谓“控制使用”。至“文革”结束，他又因这种特殊经历，再度接受审查。

“右派”经历对汪曾祺来说非常重要。由于身份的改变，使他对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有了有血有肉的现实感知。在农科所四年时间，他和农民一起劳动和生活，使他有机会对底层有切近的了解，增进了他的平民意识。强制性的改造，无疑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却不曾泯灭他对世界的爱，毋宁说在人性方面，反而加深他对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同情。

“文革”结束后，特别在完成审查而有资格同众多的知识分子一起，额手庆贺“第二次解放”之后，汪曾祺被唤起了精神创造的热情。这个时刻，对汪曾祺来说，其重要性就在于获得真正的自我，从此再无需奉命写作。他似乎颇为满足，有这样的自白：“说老实话，不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不是经过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是不会产生对于人道主义的追求，不会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去挖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的。不会感觉到周围生活生意盎然，不会有碧绿透明的幽默感，不会有我这几年的作品。”

汪曾祺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就是说，他是一个爱国者，热爱中国文化，对于中国既有的历史和现实，它的光荣与梦想、苦难与屈辱，全部加以接受。他选择，并愿意承担命运中的这一切。汪曾祺多次说过，他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我比较正视现实”，他解释说，“严酷的现实教育，我不得不重视”；“我经历过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我从云层回到地面”。这是一种现实感。有不少人把他阐释为一个隐逸型作家，他是不同意的。

他深知，在中国，他离不开政治。他说：“我的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但我这个人并不脱离政治。我的感怀寄托是和当前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的。”对文学中的政治，不宜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它并不限于权力、宫廷、政策法令、诸多的政治事件，社会生活的众多场域，都可以窥见政治的踪影，它甚或常常以隐匿的方式进入私人空间。汪曾祺是一个清醒者，他不会回避。

二、本土性 民间性 日常性

汪曾祺认为，创作源于记忆。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理念。这个理念，把作家的创作同他的时代、个人经历、生活环境，包括人际关系密切地联系起来，对于题材、主题、人物和情节的选择及设置，由此有了一个大致的规定，乃至影响作品的调性和风格的形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汪曾祺和当代众多“归来”或“崛起”的作家不同的是，他甘居边缘，只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选择和人性选择。

他重写小说时已届晚年，他承认，人到晚年便喜欢回忆童年和青年时代，因此多写故乡和昆明的熟人。他说他小说中的人物大体都是有原型的，其余的也都取自他在农科所和京剧团的生活，都是熟人。其小说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写熟悉的普通人、劳动者、小人物、小儿女。他们大都来自“旧社会”，这些故人故事，反映的是“一个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时代”。

汪曾祺写记忆，写熟人，是因为他一要忠实于主观，便于释愤抒情；二要忠实于生活，而不是“高于生活”。对于生活，汪曾祺有他的见解，认为世界上并没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事，生活的原样应是日常经见的，无中心的、散漫的、平淡的。他的创作态度，也就是看待生活的态度，因此，他不倚仗虚构，甚至鄙弃虚构，看重的惟是生活的印象和发现。他说：“我不善于讲故事”；甚至骄傲地说：“情节，那没有什么。”他的小说非故事化、非情节化，所写多是小事，即使遇到所谓“重大题材”，也都大事化小地处理。他不过分重视刻画人物、经营结构，不大喜欢描写心理活动。他有一个看法，认为小说是“第三人称的艺术”。所谓“第三人称”并非指的“客观”，而是强调小说家作为观察者的位置。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进行观察，即使身在故事中，也维持观察的立场。观察者的言说是小说中的叙述部分，他在叙述中描写。其实他是善于情状的描写的，只是小说的描写性，常常融入富于情调的流动的叙述之中罢了。

“文学是人学。”这句话实在用得太滥，不过用来叙说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挺合适。他多次重复沈从文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要贴到人物来写。”他善于在普通人身上发现人的价值、人的诗意、人的美，并且用富于情感的语言表现出来。由于他的小说偏重于日常生活，是文化的、伦理的、人性的，所以能够消融新与旧的时代的界限，成为我们身边的永久的风景。汪曾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表现，在当代叙事学的历史上，应当说是带有革命的意义的。

《受戒》写一对少年男女小明子和小英子的一段情感经历。汪曾祺笔下的乡村少女特别健康、美丽、纯洁可爱。小英子让人想起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却更显活泼，整个小说充满着一种明快、欢乐的气氛。汪曾祺早期小说《河上》在情调上颇相类似，其中的三儿和小英子一样纯朴，致使城里的少年爱慕不舍。对于爱情，小说家汪曾祺似乎喜欢折取人生中初开的一段花萼，以便于表现普通人的高洁的品质，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大淖记事》写巧云与十一子相爱，忠贞执著，患难与共，是另一种境界。在这里，故事因为掺进生活的苦难而增加了硬度。小说写到，小锡匠十一子被保安队殴打致死，是巧云用尿碱汤把他救活了。

巧云捧了一碗尿碱汤，在十一子的耳边说：“十一子，十一子，你喝了！”

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

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细节。

巧云一家三口，两个男人不能挣钱，生活的重担压在她的肩上。小说写她不用太多考虑，“把爹用过的箩筐找出来，磕磕尘土，就去挑担挣‘活钱’去了”。从此，一个姑娘很快变成了一个能干的小媳妇。在这里，汪曾祺不惟赞美两颗相爱的心，尤其礼赞劳动者在生活面前从不低头、顽强不屈的精神。

《露水》中的无名氏，原在一个草台班子唱戏，后来班子解散，无处投奔便到船上卖唱。她的丈夫和孩子先后病死，与另一位卖唱人结成“露水夫妻”，不出一个月，男人又得绞肠痧死去。她葬了男人，大哭一场之后，第二天照样去轮船卖唱。底层妇女辗转于命运的重轭之下，表现出无比强韧的生命力。《寂寞和温暖》中的沈沅是一位知识女性，被打成右派后，在管制劳动期间没有丝毫的萎靡之态。她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即使经历重大的变故，干活和读书一如往常。《小芳》写的是“新时期”一个乡村保姆的故事。小芳为反抗包办婚姻，北漂到京城当保姆。离婚后，去丰台一家糖果糕点厂做糖果，爱上厂里的同乡小胡，从此结婚生子。她的生活很苦，有时连盐也没有，但她没有怨艾，一心把两个孩子拉扯大。艰难中，总算没有失去希望，即使这希望非常渺茫。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无权无势，备受欺压，物质生活匮乏。《陈小手》 《铁匠之死》是两个十分精粹的短篇。一个善良敬业的产科医生，一个勤劳本分的锁匠，同样死于强人之手。《八千岁》里的主人公有着相同的遭遇，一天被旅长八舅太爷以“资敌”的罪名铐走，实际上是敲竹杠。结果他得找上铺保，送上八百大洋，才把性命给保了下来。

八千岁有钱，却俭省得使人生气。他一年到头只穿一身老蓝布衣裳，家里开米店，放着高尖米不吃，顿顿是头糙红米饭。平时很少吃到鱼和肉，都是一成不变的熬青菜。这地方有“吃晚茶”的习惯，他喝茶待客，自己舍不得吃包点，一年三百六十日，只吃两个烧饼。小说写到他被保出来的当天，特地做了一身阴丹士林的长袍穿上。吃晚茶的时候，儿子给他照例拿了两个草炉烧饼来，他把烧饼往账桌上一拍，大声说：“给我去叫一碗三鲜面！”

小说到此戛然而止。在黑暗的社会里，小人物的生命财产完全得不到保障。《八千岁》写的悲剧，以喜剧收场，幽默中透出作者的愤慨。

《职业》在半个世纪中改写过三次，汪曾祺自称这是他最满意的小说。一个三千余字的小小说，给装了一个大题目，写的是一个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这孩子十一二岁，从小失去父亲，没上过学，他母亲求人为他寻得一份职业，到一个糕点店做小伙计。晚上发面，天亮就起来烧火，帮师傅蒸糕、打饼，白天挎了木盆沿街叫卖。小说结尾写他上外婆家吃生日饭，新剃了头，换过干净衣裳，第一次没有挎木盆，散着手，高高兴兴大摇大摆地走。走到巷子没人处，他忽然高喊了一声，街上的孩子摹仿他的叫卖声。他在暂时摆脱职业的压力之后，而有了一种获得解放的轻松之感。这种苦中作乐，也未尝不可以读作对被限制的生活的抗议。作者定稿时，增写了别的叫卖声作为背景，深化了主题：把原来怜惜失去童年，扩展为对“人生多苦辛”的感喟。

《落魄》 《忧郁症》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 《打鱼的》 《李三》，包括《露水》 《小芳》，写的都是卑贱的职业，或竟至于无职业，但是其中的每一个普通男女，无不苦苦挣扎于日常之中。这挣扎有一种力，一种无需等候援手的自助的力，以使他们不至于在苦难和不幸中沦亡。

《落魄》写战时一个做绸缎生意的扬州人在内地开饭店，最后由老板变成了一个寄食者。小说写到他身体衣着方面的变化，原先的斯文劲儿到最后扫地以尽，一双长满灰趾甲的脏脚令人唏嘘。《忧郁症》里的裴云锦女师毕业，出嫁之后，既要照顾穷困的娘家，又要维持没落的婆家，终至发疯，上吊而死。《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女主人公因为穷，被米厂王老板和他的大儿子给包了。但她看中的是老板的学中医的小儿子，请他到家看病时，大胆求爱，却遭到婉拒。两个月后，这小儿子结婚了。花轿从辜家豆腐店前经过，她也挤在人丛中看。小说写道：

花轿过去了，辜家的女儿坐在一张竹椅上，发了半天呆。

忽然她奔到自己的屋里，伏在床上号啕大哭，哭的声音很大，对面烧茶炉子的和打芦席的大娘都听得见，只是听不清她哭的是什么。三位大娘听得心里也很难受，就相对着也哭了起来，哭得稀溜稀溜的。

辜家的女儿哭了一气，洗洗脸，起来泡黄豆，眼睛红红的。

穷人的女儿离不开劳作，日子再艰难也得照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