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犹物情

所谓“人情”，简单说就是人的情感、性情，也是人之常情。情感难以名状，故“人情”流转，不免要敷以各种物质形式。由是，“人情”可感、可观，有了在地实感。从“雯雯系列”到《小鲍庄》，批评家们肯定王安忆小说由抒情走向“冷峻而不动情的客观描述”a，此后，王安忆小说的情感特质就没有引起太多注意。本文尝试以《考工记》《一把刀，千个字》 《五湖四海》等作品为中心，探讨王安忆“人情”体验来源、“人情”流转方式与范畴、“人情”表达策略和审美特征变化，及其如何以情感体验构筑心灵、历史的真实性等问题。

一、从茹志鹃到王安忆：以“劳动”建设“人情”

以茹志鹃为起点，探讨王安忆小说中“人情”书写的来源，是因为两位女作家对历史主体品格的塑造以及新的“人情”建设前后相继，其间隐含了当代文学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的某种关系。此外，从茹志鹃的创作被贬为“儿女情”“家务事”，到批评肯定王安忆《天香》 《考工记》对小说文体有着新的推进b，女作家作品在保留自身特点的同时跻身文学主流，亦是难得的突破。

我们可以从王安忆对张洁《拣麦穗》的赞叹窥得母女二人情感理解的相似之处。王安忆从这篇散文中感受到的冲击是双重的：馋嘴小丫头竟然“要嫁给那个卖灶糖的老汉”c，无法归类的关系是情感上的逾矩；“文章竟然是可以这样写的”，在1979年风气转换之时，这篇散文“脱出意识形态的窠臼，展现出自由自在的性格”d，是笔法上的越轨。

我们不难想起茹志鹃《百合花》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特殊性。当小说仅以简笔交代部队准备发起总攻，不渲染通讯员牺牲的场景，而是着力于刻画通讯员、新媳妇内心情感从羞赧到朴素、庄严的变化，小说笔法上的独异性已经显露了。就人物关系而言，“借被子”一事勾连的通讯员与新媳妇显然在军民关系的框架内，但使得两个形象格外生动的却是两性关系中的羞赧。小说青年男女的设置以女性（新媳妇、“我”）略年长于男性（通讯员）为特征，一定程度上颠倒了传统性别秩序中的“看”与“被看”，使得羞赧不仅是女性的，更是男性的，也因此在共同的羞赧中额外生出些赤热，拉近了双方关系。结尾处通讯员牺牲，新媳妇为他擦拭身体，用新被子垫棺，情感上褪去羞赧，又以严肃、崇高为特征。1980年，茹志鹃回忆《百合花》的写作，创造出“同志弟”这样的称呼，又以“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e概括这篇小说，试图缝合革命伦理与家庭伦理，同时也表达了一种不拘束缚而又纯洁真挚的情感认知。

我们再对比茹志鹃书写“革命后”的现实题材的作品来看王安忆的创作。在茹志鹃的这类作品中，妇女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阶级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公共问题的变革总是通过个人的、日常性的场景得以实现，公私领域的变革呈现出同构的态势。变革中，“劳动”起着核心作用，“劳动”的意义是《如愿》中何大妈的大红封套显示的“劳动光荣”。f“光荣”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在果园里》童养媳“自己挣工分自己吃”所昭示的“妇女解放，独立”g；另一方面是《春暖时节》中静兰不断摒弃个人情绪想方设法促进生产为社会做贡献。“劳动”之所谓“光荣”，承载了一种不断“前进”的要求。如果说，上述作品还在公德与私欲之间纠偏，那么，《静静的产院》借由只可能处于一种比较级状态，而不可能为最高级所修饰的“洁净”，使旧产婆、谭婶婶，乃至荷妹都只是“洁净”链条上的一环，形成了一种改造者也需被改造的线性叙事。冰心指出，“作者是和大跃进的时代一起跃进的，她以跃进的眼光，来寻找跃进中的妇女形象”h，不期然间，指出了文学与政治一起“跃进”的实质。

王安忆也写“劳动”。《流逝》中，“资产阶级少奶奶”欧阳端丽为了补贴家庭经济成为石库门工场间的临时工，家庭经济恢复后，她恢复了逛街、宴会的生活方式，“新生感却慢慢儿地消失尽了”。i这篇小说对“劳动”的思考显然在茹志鹃乃至整个“十七年”小说“劳动”与“改造”的主题线上。不同的是，小说对于“劳动”意义的阐释，以支持家庭物质性需求为首要内涵。小说虽然以开放式结局搁置了欧阳端丽是否真正辞工的问题，却也以她反复请长假，以及文耀三兄妹的作为泄露了“改造”的结果似乎并不可靠。

然而“劳动”的意义就仅在于经济补贴，“改造”是没有价值的吗？21世纪初，王安忆的《富萍》为我们带来了另一种理解。如果说，婚姻自主的富萍、保姆奶奶、船工孙达亮等形象尚且延续了“劳动”塑造人民主体性的叙事逻辑，那么，“劳动”所关涉的“改造”关系显然已不同于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改造”。一定程度上，《富萍》第二节“东家”是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改造者”与“改造对象”关系的复写，南下干部家庭从“供给制的生活”“改造”为“上海新市民家庭”j，文化政治中拥有权力的“改造者”再次处于“改造对象”的位置上。然而实施“改造”的主体却是复杂的。一方面，属于工人阶层的保姆奶奶是“东家”市民生活的“改造者”；另一方面，她所持有的改造力量却并非源于自己的生活。当保姆奶奶和西洋款式的大厨等标识资产阶级生活的物品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南下干部家庭，“物实际上被相对地中性化，这一中性化，凸现了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某种沟通的可能”k。在新旧时代、不同阶级对日常生活的相似维护中，呈现出了一种共通的人之常情。

此外，《富萍》中反复澄清垃圾船营生的“腌臜”印象，书写孙达亮一家在棚户区的生活如何洁净，颠倒了《长恨歌》高尚公寓与棚户区的明澈与污浊，小说呈现的作家情感“改造”，自然也就在《讲话》阐释的“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l的脉络上。这样一来，《富萍》中“洁净”与“腌臜”所标示的情感变化，依然是劳力者“洁净”的逻辑，并未真正处理小说中虽未出场，却对“上海新市民家庭”具有重要影响、文化政治中被归类为“改造对象”、也是王安忆所倾心的历史主体在新历史时期所面临的问题。

《考工记》中陈书玉的出现使得《富萍》中的缺席者重新在场，这个在《启蒙时代》中埋下伏笔，“身体力行着”陈卓然们“对于人类社会理想”的“小市民”m，通过“劳动”诚实地生活，又与“劳动”的人们诚实地交往。小说扉页写道，“他这一生，总是遇到纯良的人，不让他变坏”n，将陈书玉一生的“变”归于“纯良的人”，而非社会制度与时代的变革。这与茹志鹃《百合花》透露的对“人情”美好一面的信任如出一辙，却又与茹志鹃小说中人物变化总是紧跟社会变革有着截然的区别。或许是1950年代生人的成长经验与母女二人相似的情感体验叠加，王安忆感慨，“时代已经变得叫人认不出了，可是正直的人性始终是正面的存在”o。“没有劳动的概念”的“小开”成为立志小学的陈老师并“转入国家编制”，成为冉太太信中的“阿陈”、瓶盖厂工人口中的“爷叔”，“劳动”不仅把陈书玉改造为自食其力之人，更以教书育人、扶助友人让他与深广的时代发生关联，“正直的人性”在“劳动”中显露，不仅超然于古老园子的败落，亦超然于时代政治的变迁，成为不朽的存在。p

再看《一把刀，千个字》，陈诚南北奔走，在异域他乡做“单档”。一方面，陈诚与姐姐之间，“劳力”与“劳心”已无太多差别，而且“劳动”不再需要“‘焊接’到国家集体这样的公有制的话语系统上，才能得到主体的尊严”q；另一方面，“劳动”果实淮扬菜的味觉体验，“单档”所勾连的交游，又时时刻刻提醒跨越国籍、国界的中国式“人情”的存在。及至《五湖四海》，小说开头水上船家的“劳动”显然与《富萍》中的船工生计同为一脉，张建设、修国妹“劳动”致富的丰饶景象补足了《富萍》船运人家“踏实，健康，自尊自足的劲头”r应当带来的物质生活改善的叙述空白。颇有意味的是，从“劳动”致富到资产积累，扩大为家族企业，物质丰饶中再次显露了败落的迹象。家族内的凌乱伦理，第二代于人事并不积极的性情，皆显露了“人情”中不情、怠惰的一面。这似乎让王安忆从在爱荷华“故意要反对妈妈”，质疑陈映真“享了个人主义的好处，却来卖乖”，走向了认同二人对于“商品化”“资本”的某些忧虑。s然而，如果只是如此，王安忆又何以成为王安忆呢？

二、“人情”流转，“人”与“物”齐

还是要从王安忆的爱荷华之旅说起。物质体验给王安忆带来了真实的心灵震荡，并且她无意回避这种震荡。当聂华苓指出物质太丰富也带来许多问题之时，王安忆却说“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些问题”t。再后来，王安忆在《乌托邦诗篇》中重新处理陈映真与自己的关系，将辩驳的情绪转为精神上的指引，又在整理母亲日记的过程中意识到“知识人的天真”u可能导致作家产生错位于真实的感动，物质性体验成为王安忆让母亲们的理想信念落地于真实的有效途径。

王安忆对物质的书写，当数《天香》最为人瞩目。天香园女儿各自以不同技法入绣，绣品与个人性情交互，翻陈出新中情意流动，成就“天香园绣”。小说后半部分，绣品终因经济堕入凡俗，但“天香园绣”不仅以其皆属高格的技法意趣区别于一般物品，更以进入凡俗得以流通再次赋予绣品绵延的生命，成为不朽的存在。与绣品不朽对应的是，小说虽多考证功夫，却终究是虚构历史，人物性情总是溢出历史与现实的规定性，多显现出超脱一面。

《考工记》另属一格。小说开始，“人”显然还是与“物”同构，旧上海的“小开”陈书玉进入新时代后，在“有产”“无产”“职员”“贫民”种种身份之间彷徨，宅子同样在“新气象之下”“颓然”。然而，时间流逝，到了2000年立碑“煮书亭”，宅子里却连那“像一面巨大的白旗”的防火墙也“歪斜了，随时可倾倒下来”。人呢，却“自觉过得很平淡，波澜不惊”，又在“教与学中生出等待的心情”，学生相继上榜，确乎是“自私者，济人济世”，“盲目者，领时代之先，新晋历史”。v宅子败落，人却存续下来。

更重要的是，《考工记》中有着文物价值的宅子败落之后，日常之“物”却随着“人情”流转，“人”与“物”由此重新进入被具体历史规定的凡俗世界。匮乏，是历史难忘的记忆，小说对物品流通的书写与“雪中送炭”所寄寓的关怀相近。冉太太寻陈书玉为朱朱被捕一事周旋，事后感谢陈书玉，陈书玉答话“朋友一场，就为这时候的”，将冉太太说过的话送回。饥馑逼近，冉太太寄来一只“收纳仿佛无穷无尽”的箱子，陈书玉取笔墨列清单郑重其事。w两事相隔多年，彼此扶助已然超脱于“物”，却又不避俗物。陈书玉用“义”字概括冉太太之于自己的情感，这一广泛用于“兄弟义气”中的字，超越了男女私情，好生壮阔。小说中，多处流转的“物”之意义几近于个人心意，双方既是施予“人情”的主体，也是领受“人情”的客体，彼此之间相对平衡，来往皆是坦然。

《考工记》也并非没有写锱铢必较、“人情”尽失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面的人物关系安排在家族内部，老宅内分灶标示着“私人”欲望再次瓦解了古旧家族。再往后，父母搬出宅子与大妹妹同住，父子、兄妹仅剩经济往来，血缘维系的“人情”难以为继。与之相对的是，工厂开进宅子，私宅成为新的公共空间，工人与“爷叔”，借由灶头之事，又产生了新的“人情”。所以不难理解，陈书玉在夜间偷食冉太太的接济之时，心怀愧疚的对象并非是父母，而是奶水不足的女工，交不出学费的学生……相较于茹志鹃笔下那些接受“劳动”改造后公而忘私却有些失真的人，陈书玉虽未陡然成为一个“新人”，但他的愧怍是真实的，并于历史的限定中显示了个人情感范畴的拓宽。

中国人讲民以食为天，相较大宅败落的庞大历史隐喻更贴近日常的，是灶头分立与合并标示的“人情”撕毁与重建。口腹体验则更近于个人内部“人情”的修为。在口腹之欲的满足中，陈书玉“暗中笑话自己是真正的‘饮食男女’”，他“变得悭吝”，又“似乎所有人都自顾自，社会生活也是奢侈的”。x由此可见，谋求自我的生存实在是一种普遍“人情”，以个人之不足试炼貌似更高级更广博的“人情”，可能恰恰不合“人情”。极致的缩减中，“饮食”与“男女”并列，是“物”与“人”等齐。

“人”可以与“物”齐，世间万物却是天生有所不齐。《一把刀，千个字》开篇便是“美国依然没有‘软兜’”。陈诚学厨，单先生言好厨子要“馋”，而“馋，其实是天赐一条舌头，辨得出好坏”y。所谓人之天赋异禀，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差别无可辩驳。然而，世间万物因天生有别就有高下之分，世间之人因禀赋有异就并不平等吗？《考工记》里，木匠大虞以木拟人，“人不分贵贱贫富，是以性情分”，“世上的性情归根结底只有两种，一种厚，一种薄！……倒不在好和坏，而在厚和薄，就像木头——凡天下物，都自有所用，不可妄自评议轻重，但只以禀赋论”。z这是以实用性齐“物”性，又借“物”性齐人之性情，“人”“物”两齐，“薄”和“厚”都是确定的。

《一把刀，千个字》再论“人情”之“薄厚”，却是在“薄”中写出了“厚”。拉长时间距离看《乌托邦诗篇》中陈映真耿耿于怀的看美国足球，面对美国足球传递的难以理解但引发强烈震撼的“快乐”，接受“我们文明悠久的东方人从出生那一天起就是成年人”成为了问题。@7换言之，在这一“人情”差别的比较中，包含着两个国家国民性格的不同，如果因足球制造的“快乐”直接、热情、明朗，是一种富于情味的表达，那我们的“不快乐”呢？我们情感方式中的回避、冷淡与阴郁难道就不包含着某种真实的情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