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悲怀中的物性思索

20世纪90年代，张炜在出版长篇小说《九月寓言》的时候，用他的一篇题为《融入野地》的散文放在书的后面作为代跋。在这篇散文中，张炜抨击了“故乡”这个字眼，指出这个词已经被作家用得烂俗，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也给这个词注入了太多的额外的内容，以致人们说起“故乡“这个词的时候不再落泪，所以，他写自己的故乡，要放弃“故乡”这个词，用“故地”来取而代之。从那时到现在，过去将近30 年的时间，沧海桑田，世事日新，时代的脚步之快，不仅难以让人静下心来体味一下“故乡”不再的闲愁，而且在许多人的生命中，也许连“故地”也不知从何处寻觅了。无乡可回，无地可依，这种悬浮的生命状态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找到了极好的象征显现，但却直接导致了21世纪以来乡土文学书写的萎缩。即使如贾平凹这样的乡土小说圣手，奉献出来的《带灯》也远远离开了当年商州叙事的路线。虽然有批评家敏锐地从中发现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类型，指出贾平凹由此开启了新的政治浪漫想象a，但乡土文学作品中的“泥滋味”“土气息”b显然减弱了许多。甚至像迟子建这样最为擅长以北国原野山间生活为艺术原点的作家，也开始认真地关注起都市的人间烟火。乡土感觉的退化、乡土想象的逼仄、乡土情感的迁异，近些年来乡土文学所遭遇的这些困境，或许都与当下中国乡土环境与乡土现实的城镇化进程息息相关。1990年代以来城镇化迅猛发展，斩断了一批又一批新生代与乡土的生命联系。乡土不再是人们生命中的风雨茅庐，不再是人们心中那个或许能“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回顾”c的生命蛊惑，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应运而生的现实根基和精神原点同时崩塌，这或许正是当下乡土文学发展最为内在的灵魂之痛。在这样的文学现场中，蔡测海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地方》，不惟令人眼前一亮，而且促人遐思联翩。这部小说依然蓬勃着“楚人热情”，小说描写的那个名叫三川半的地方，也还是作者曾经在《母船》 《家园万岁》中描写过的那个湘西边地；小说呈现出浓郁的写意风格，人性的幽默冷中有热，世情的讽刺温婉而智慧，这些都是作者一以贯之的创作特色。小说令人眼亮、促人遐思的是，其乡土叙事中不仅氤氲着泥土的气息，而且呈现出一种诗性的新质；不仅贯穿着人道的悲怀，而且潜隐着一种物性的思索。孔子说君子言有物，朱子释儒，也说即物穷理，对物的关注本来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只不过因为儒家实用思维的引导，使得中国文化中对物的关注多少有点偏向于日常生活的器物之用，而缺乏对物性的诗性思考与哲理的探索。《地方》中对物的描写与叙事，既在日常生活之中，也超越于日常生活之上；既关注到器物之用与人之历史的关联，也揭示出器物之性与人之命运的相生相克。作者将人道与物性交融在一起，通过物事与人事的无尽纠缠，体现出文明进化与历史轮回的二律背反，人性挽歌与时代进行曲的弦歌奏和。这种乡土叙事的思想新质不啻是对百年来渐渐远去的乡土文学的一次深情的招魂，而且是从一种新的路径对乡土文学蜕变趋势的强劲呼应。

一

“地方”作为泛指时，可以是闹市，可以是乡村。但一个“地方”如果被特指，或者在某人那里成为“乡土”，首先是因为它在此人的生命中建构起了一种记忆。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地方将人放置在了一种特定的方式当中，既揭示了人自身存在的外部关系，又揭示出他自己所拥有的自由和现实的深度”d。这种“自由与现实的深度”往往就由人对“地方”的生命记忆来呈现。而特定的“地方”永远是一种自然与文化的复杂综合体，“在特定的地点中不断发展，并与其他地方存在着人与物质流所构成的关系。一个地方不仅是指何物在何方（where of something），它还是一个地点，加上占据该地点的所有事物，它被视为一个综合的且充满了意义的现象”e。因而，关于“地方”的生命记忆既关乎人事，也关乎物事。人事的记忆聚集在精神的深处，是一种情绪的遗存，在岁月的淘洗中则容易淡化和稀薄，而物事的记忆往往融解在乡人的血肉之中，化成乡人的生命基因，走到天涯海角都是一个消不了的生命标记。所以，正如鲁迅在给乡土文学命名时，首先想到的依然是他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乡土文学的关注点无论怎样的私人化，都不会也不应离开人与物的关联。《地方》中的物的叙事就相当丰富而精彩，从地理史上看，三川半不是个物产丰饶的地方。物产丰饶之处，不管哪里掉下一颗种子，都会绽开绚丽的花朵，结下丰硕的果实。但三川半人“种植、砍伐、挑担子、拾石头、扛、背、走路，甚至讲话，吃饭，都得使劲。所有的活动，没有省力的地方。三川半的石头，三川半的大树，三川半的偏远，三川半的地老天荒，一万年以前生命就在这里。三川半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过日子，是为了使劲”。所有的活动，没有省力的地方，物的产生与由来就不容易。容易得到的东西，难以珍贵，不容易得到的东西，在三川半人的心里总像天物一般神奇。所以，三川半人不仅珍爱物，而且懂得物、丰养物。

在没有省力的地方生活，三川半的人活得很艰难，很使劲，但他们活得很人性，就因为他们懂得物。田聋子善捉鱼，“他认鱼穴就像认张家李家的门，认门前门后的树”；使劲从小在山里野生，认得山里大小岩洞；草药婆婆以采药治病为生，认得三川半千百草木。至于采山货的，“知道哪一处有好蘑菇，哪一棵树栖什么鸟，哪条荒路走什么兽，哪座山上砍什么柴，哪块地里种什么庄稼，长什么猪草，哪丘田不长蚂蟥，哪样泥巴能烧瓦，哪处水喝了不生病，哪种石头可以磨镰刀，哪种石头可以打磨子打碑，哪根竹子能撑船，哪只蛤蟆不咬人”。懂得就会珍惜，所以田聋子放了一辈子牛，田聋子死了，他的牛也绝食死了，村长说这两头牛就不吃肉了，不仅不吃肉，还把牛埋进大坑，在埋牛的大坑上盖起了一个土地堂。不是这牛肉不能吃了，而是这知道感恩的牛具有了人性，物伤其类，惺惺相惜，即使怎样的贫瘠匮乏，三川半人也不忍像日常那样去把牛剔骨食肉当作美味来享用了。村长收藏有祖传的银器，这本来是百姓生活中的惯常之事，但在“破四旧树新风”的政治运动中，村长曾因手中的祖传之物着实地烦恼过。“村长摸出一铁皮盒子，打开红绸子，拿出一副吊吊银耳环，两只银石戒指。耳环，吊六重，银丝吊瓜子。戒指浅浮雕龙凤呈祥，不知哪朝哪代的银匠用心造的。”在新风骀荡之际，这精致美妙的银器居然成了需要扫除的“四旧”。村长为难了，“为这几样银器做过几次梦。他梦见岳飞、秦桧。把几样银器交出，就是岳飞，不交呢？就是秦桧，是忠是奸，二选一。要真丢了几样银器，把家传器物毁了，就是不孝。人到烦恼时，多被蚊子咬，一拍一巴掌血。到下雪了，村长的心平静下来，他留下了那些银器，要是这个冬天不下雪，那些银器怕是毁了。破四旧时一次小小的障碍就是冬天里的一场雪”。作者说，“一场雪改变了一个故事”，这不仅是因为雪之寒冷，浇灭了村长烦恼的无名之火，而且是因为雪的洁白，滤净了村长物恋的迷思，悟到了珍惜的真义。懂得物，珍惜物，也就是顺应物。顺应物，自然也就容易得到物的回报。所以，自从两头牛埋下去，“大土坑旁涌大泉水，泉名牛耕水，久旱不干涸，从此禾青草绿，无饥荒”。村长保住了银器，他才有机会在露的婚礼上，用祖传宝物为女儿献上最古老也最深情的祝福。

三川半人有着珍惜丰养自然物的品质，也养成了一种令人惊叹的模仿自然物的能力。古往今来，三川半人似乎都是能工巧匠，“他们把大自然的所有物当成自己的器物，摘石为桥，碾地为路，取木为屋，搭火为伴。天高处为神宫，地深处为鬼域。所用器物，无非是方的圆的扁的伸的吊的，全是模仿现成的自然形成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三川半人不仅模仿大自然来创造属于自己的器物，而且模仿自然物来创造提升自己的品质。知识青年老号喜欢唱歌，村长指点老号春练蛙声，夏练蝉鸣，秋听山音，冬听石音。“春练蛙声，满塘蛙叫，只有一只蛙是唱。那蛙气鼓得足，等群蛙噪过，它放声慢唱”；“夏练蝉鸣，群蝉声音短促。只有一只蝉，声音悠长，把日子装在声音里，把声音化进时间里”；“秋听山音，秋高气爽，群山发音”；“冬听石音，万籁俱寂，惟石头有声”。“声声入耳入门，可发金石之声，若再得草木山川之气，天气之范，四季流变之风，可骋风雷。”老号熟记在心，后来果然深有造化，三川半这个地方的名气就是老号先唱出来的。自然之物，是声音与颜色的交织。因为声音与颜色，人就有了耳朵与眼睛。产生颜色，只要有阳光就行，而产生声音，条件就要复杂得多。天有天籁，地有地吟，蛙叫蝉鸣，虎啸猿啼，正如庄子《齐物论》所言，“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物能自己成其物，人在自然的层级中间，永远只是学徒的身份。所以古人有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道，归根结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学会了模仿自然的那一刹那，就是人走出了自然的第一时刻。

但人走出了自然就能远离甚至背离自然吗？人获得了人性，就能忘记乃至丢弃自己曾在自然之中的物性吗？这是人成为人之后，一直困扰着人的一个终极性问题。三川半人不懂玄学，也无意玄学，但他们本能地知道人需要模仿自然。模仿自然就是顺应自然，顺应自然也就是顺应自己曾在自然之中的物性。人本来之于自然，也曾是动物之一种，进化过了的人类在许多方面未必比动物更优越。鲁迅就曾经十分风趣地指出，人兽之辨本不必过于严格，他说：“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啰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辨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命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就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f鲁迅在这里的言论当然是借题发挥，但也确实道出了人性与物性之间其实有着许多相映成趣的道理。譬如动如脱兔，静如龟伏，动即兔的物性，静也是龟的物性，聪明的人类往往能从这些物性之中体悟到许多生命的奥义。过去许多学者把物性等同于兽性，这是对自然的物性的误解。物性与兽性交叉，但物性不是兽性，物性比兽性更为宽泛与深广。尤其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存在于对动物的态度之间，而且存在于与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山峦草木的相处之间。人来之于土地，也最终回归土地，化育万物而成就一个又一个生命的轮回。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对物性的揭示，恰恰是对人性始基的揭示。三川半人对待生命的智慧清晰而意味深长地告诉人们，物性比人身体中的兽性更为原始，但也更容易被人所忽视。

二

自从人类开始用文字记载自己的历史，在反思人的成长与民族的发展时，人们就好用“文化”一词。但人们常说一方山水一方人，这古训说地方与人的关系，强调的还是山水。山水之育就是物的化育，而不是文的化育。所以，入乡可以随俗，也可以不随俗，但落地生根，只要在一个地方长期地居住，就不可能摆脱这个地方的物的化育。正是对地方物性的强调，作者在《地方》中把人与地方的关系形容为“种植”。“人种植在这个地方，一代两代几代，不走了，就成本地人。”而地方的物的特性愈是充分，愈是强烈，“本地人”所受到的特定之物的化育也最是充分，最是强烈。甚至一个地方的人，自己的命运无可选择地同这个地方的物联系在一起。就像莫言高密东北乡的人与高粱，张炜《九月寓言》中的小村人与地瓜，三川半人生命中最具宿命感的物大概就是玉米了。三川半的玉米“颗颗金黄锃亮，阳光雨露和人工种植琢成的粮食美玉。黄豆、稻子、小米、向日葵、黄狗、黄牛，阳光一色染成”。三川半的玉米是粮食美玉，当然不是用来观赏的，它是生命的源泉，承担着三川半的供养、救济、税赋；也是生命的形塑，承担着三川半人的恭顺、屈服和延展。不仅是对于三川半的土著而言，即使被命运驱使来到三川半的外地人，玉米都成为他们最初的问候和以后的思想。玉米不仅改变着他们的肠胃，也会改装他们的头脑，在他们的心灵中成为永久的记忆。如果说高粱本质里的酒性，造就了高密东北乡人的狂欢精神，“把历史的过程视为游戏”g；《九月寓言》中的“瓜干烧胃”也是小说中的关键词，小村人“就是地瓜干化成的力气，化成的血肉心计，化成的烦人毛病”；那么，在《地方》中，恰恰是玉米成就了三川半人抗拒饥饿的梦想。作者写到了一个细节：在“文革”时期那个半饥饿的年代，一个流行长篇大论的时代，公社的仁宽书记认为文化人读书识字，思想复杂，就叫了几个三川半的文化人，给他们出了个题目，要他们写个简单的思想汇报贴在墙上“斗私批修”的专栏里。书记特意叮嘱说，思想汇报越简单越好。结果知青写的是“学习、理想、苞谷粉子饭”，“右派”有小丁写的是“学习、标语、苞谷粉子饭”，艾中华写的是“学习、饥饿、苞谷粉子饭”。三人当中，知青是三川半的外来者，“右派”虽也来自外地，但不仅已来多年，而且有了三川半人的身份，只有艾中华是三川半土生土长的读过书的人。三人虽然身份不一，但最简单的三个念头里都包含了“学习”和“苞谷粉子饭”。《论语》有言，食色，性也，这句古训通常被人理解为食与色乃人之根性，但从三川半的读书人的思想汇报来看，这“食色性也”何尝不能这样来诠释：食与色是两种人类最基本的行为方式，也是人最原初的物性特征，它们延续了生命，繁衍着种族，但食色的内容与方式也在改变着人性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