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拯救与自我救赎中徘徊的白衣骑士

小 引

3月20日，正是草长莺飞时节，毕飞宇、苏童和我三人一同去参加王尧先生组织的苏州文学院庆典活动，然后再去兴化参加施耐庵文学奖颁奖仪式。一路上，毕飞宇一直都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他花费了四年时间创作的新长篇小说，和上一部相隔了十四年，虽然以往耳闻他有一部长篇即将在《收获》杂志发表，但一直未见文字。那些天，除了打牌，我几乎每天都在断断续续听他叙述他的这部最满意的长篇小说，心中不禁暗自思忖，这部小说真的就那么好吗？

第三天下午，我们来到兴化，在菜田垛里的一爿茶馆里吃茶，毕飞宇和我单独坐在一桌，专聊他的长篇《欢迎来到人间》，大赞主编程永新为这部长篇小说所起的名字的妙处，当然，倘若坐在隔壁一桌的程永新听到了，肯定也是很受用的。的确，一个好的编辑，就像一名在大海航行中的领航员一样，千帆划过，他一眼就能洞察辨识出每一艘轮船的吨位、性能和特点。程永新是培育1980年代先锋派作家的锐眼编辑家，当年余华、苏童都是经他手中拿捏推出后，迅速冲上文学巅峰的青年作家，《收获》由此而收割了这几十年一茬茬的好庄稼。既然小说如此之好，便十足吊起了我急于阅读小说的欲望。

终于，毕飞宇给我发来了小说的电子稿，起初我是在手机上一页一页地翻检，看得十分吃力别扭，多年来我已习惯于看纸质文本的稿子，喜欢用红笔在书页上画红，做眉批、旁批，在扉页和环衬上写总批，写得越多越满，心里就越有评论的底气。虽然看得十分艰难，但是，看到四五十页的时候，我就有底了，并体会到给文章起名的妙处，佩服程永新的慧眼，因为不久前，他把我那篇长篇散文《观赏油画》改成《天使降临人间》，就有了和《欢迎来到人间》异曲同工之妙——当那些死而复生的人重新回到人间时，以及那些试图像神那样来拯救人间疾病却又无法完成自我救赎时，人间的欢迎仪式也就是各种各样的。总之，“活着”的人间是色彩斑斓的，同时也是无法解读的。

看完电子版的《欢迎来到人间》，我依然不放心，还是请人找来了纸质版的《收获》杂志，再走一遍，便记录下了这份超长的札记。写这篇文章很轻松，不用再顾虑说好话和说坏话会给自己和作家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因为像毕飞宇这样的作家无需再去为追逐什么大奖而奋斗了，随心所欲，按着感觉走就好。

一、 题外的话：“要我下生活”和“我要下生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作品高于生活的创作理念，逐渐被生活远远大于文学想象力的现实所替代，非虚构文学的崛起，就是对空洞无力的虚构文学提出的严峻挑战，不加雕饰和虚构的现场直击的震撼力，往往彻底颠覆了读者对文学想象力的期待视野。因此，毛茸茸的，甚至带着泥水晨露的原生态的生活场景，成为征服读者的创作原动力。当然，这个问题是一个文学创作的悖论问题，其中尚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比如，一个完全没有虚构成分的作品存在吗？没有虚构成分的作品是文学吗？

我今天需要探讨的问题则是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另一个古老的话题，那就是在新世纪的文学创作中，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还需不需要沿袭那种指定或指派的深入基层“下生活”的运动，历史告诉我们，但凡是被动的大规模指派“下生活”运动所产生出来的作品，一定是大量失败的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就像70多年前赵树理这样的作家，身在农村，还带着文件精神下乡，也只能创作出带着满腹狐疑的《下乡集》来。

最早提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生活”的作家是丁玲，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有70多年了，在历次运动式的“下生活中”，成功的作品似乎并不是很多。惟有像柳青那样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长期定居在皇甫村的破庙中的作家，才能写出真正的史诗性的长篇巨制《创业史》来。虽然小说受到时代的局限，但是，这种主动“下生活”，完全是与作家渴望深入真正的生活的欲望与冲动分不开的，和历史上一切打着旗号，响应号召的“深入生活”有着霄壤之别。

后来，我们又经历了“生活无处不在”的理论魔圈，是的，我们并不否认一切生活都是生活，问题是作家能不能用自己的一双慧眼发现生活，这是一个创作的死结。然而，为什么作家还要去探究自己并不熟悉的生活呢？“生活在别处”，将是作家开拓新的描写领域的原动力，一旦失去了新鲜的生活题材，作家蜗居在一成不变的生活“死水”之中，他就无法取得创作的活水。所以，“下生活”并非是停滞在下自己熟悉的生活，而是要掀开“生活在别处”的异质风景，丰富自己开拓新题材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储备。这样我们就能充分理解《欢迎来到人间》中，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见习”外科医生能够头头是道地，从病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甚至从外科手术的技术层面，一层一层地打开肾移植的手术肌理，发掘到故事和人物的宝贵素材。一俟“下生活”的作家从一个主动的“闯入者”成为一个行内的“见习者”和“实习者”，那种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描写，就会征服许许多多行内行外的读者。

所以，除了去完成一项什么任务，作家要不要“下生活”，显然是一个伪命题。当一个作家沉湎于自己热衷于表现的题材时，他被那种自己陌生的生活高度吸引时，那里的生活场景，其中人物的生活方式、生存理念，以及他们心灵深处的一系列问题，便成为作家亟待解开的生活谜团，那么，心理窥探就成为作家创作的驱动力，“下生活”就成为作家最亟待探索人物和故事素材的第一要义，因为它已经成为作家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部分，这亦可说成是“上生活”，因为作家是带着十分虔诚的心情去摘取生活中可以转化成艺术奇葩的材料的。

所以，“要我下生活”和“我要下生活”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在被动中摸生活的大象，后者则是深入生活的肌理，去寻找自己需要的创作答案，在熟悉大象的过程中，去窥探清楚大象的每一个行为的动因所在。

20年前的“非典”时期，毕飞宇几乎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泡在南京某一个著名大医院的泌尿科里，具体来说就是蹲守在肾移植手术室内外，老老实实做一个编外的“见习医生”。那时，医生、护士、病人、领导、家属……都是他最亲近的人，因为他们将成为他笔下生动而鲜活的产儿，他们是他的上帝。他要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行为、他们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他将来小说的走向，甚至毕飞宇连对他们私生活中最隐秘部分的探寻都不放过——性心理描写往往也是人物塑造成败的关键。毫无疑问，仅凭一个作家的才华，用近一年的时间，完全就可以虚构描写出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来，毕飞宇用这么多的时间来“下生活”，换来的是反反复复地不断推翻自己的故事结构和人物设计的草案，用反复推翻改写的方式，在百万字之巨的草稿中，淘洗出现在这20万字的创作成果。得与失，并非是读者所以为的那样简单，从与毕飞宇的长谈中，我深为其中舍去的那些故事和人物设计，以及细节描写而可惜，《欢迎来到人间》本来应该有一个更加伟大的内容和结局，虽然现在已经很伟大了，已经让我们从20年前的“非典”日子里，看到了当下生活的历史倒影和人性关怀，然而，作品所留下的拯救他者和自我拯救的双重哲学命题，在主人公的人生困惑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或许，那正是《欢迎来到人间》下部所要描写和阐释的人物的终极命运吧。

作家自愿“下生活”和带着上级的指示“下生活”，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境界，前者会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当中去，像海绵一样吸附生活中的所有有机物，让它化作文学作品中巨大的能量；而后者却是用一种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旅行者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浮萍，这是无法真正进入生活深处的。我以为，如何打开一个人物的真实心理世界，倘若没有专业技术的支持，那么一切描写都是皮相的、肤浅的，是缺乏说服力和震撼力的。亦如毕飞宇自己所言，下生活就是挑战自我，这是一个极限问题，想突破原有的知识体系极限，唯一的出路就是开拓自我。

围绕着一台成败未知的肾移植手术展开的现实和梦境描写，毕飞宇付出了巨大的生活成本，值得吗？我认为他对肾移植手术的专业知识掌握，已经与一般的普外科的见习医生平齐了，甚至觉得大量的专业术语的介绍对于小说描写来说，有些过了。但这样耐心的自我投入生活，却是一个作家对自己作品负责的品格秉性所在，当年柳青自愿放弃城市生活，拖家带口去了皇甫村，虽然其小说没有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作家“下生活”的胆识和勇气还是令人敬佩的。倘若柳青能够像毕飞宇这批作家一样，遭遇到了20世纪80年代汲取西方“先锋派”，以及多种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和技巧的冲击，借鉴一些新的表现手法，更加客观中性地表现笔下的历史和人物，其《创业史》的史诗性就会超越历史的局限性，比如采取“复调小说”的技法，比如摒弃“全视角”和“扁平人物”的描写方法，或许就会避开在文学史中留下的遗憾。从这个角度来说，毕飞宇这一代作家是幸运的——在自愿“深入生活”中，对“非典型的生活”给出的是不留历史遗憾的廓大多维的思考空间。

二、 城乡题材转换过程中的阵痛

我原先也很奇怪，毕飞宇何时对医院和医生护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了？为什么去写这个场域？找到这样的一个文学描写的突破口，其意义又在何处？甚至我反躬自问，与我最激赏的乡土题材长篇小说《平原》相比，哪一部更好呢？无疑，两部作品的可比性不是太大，因为《欢迎来到人间》注入了更多的人生与人性的哲学思考，是从形下往形上升华的过程。

无疑，我把这部小说看成是毕飞宇真正开始转型的杰作——从乡土题材转入城市题材的创作。他对城市的关注看似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往事》，但那个时候，他只是在城市的外围转悠，从一个苏北少年的视角，去发掘那些历史记忆中亦真亦幻的魔都里的罗曼蒂克故事，那就是一个残酷惊险的童话。而真正的转型基本上是定位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青衣》的视野悄悄进入了城市的内核，人物别一样的生活让他在艺术的殿堂里徜徉，他与京剧演员交朋友，目的就是要从这里打开进入城市的通道。当然，《霸王别姬》的影骨们并不是像戏骨那样执着，从表演艺术层面深入到艺术领域去认识人物，所以从小说角度上来看，《青衣》和《霸王别姬》是没有可比性的。但是，随后的乡土题材的中篇系列《玉米》 《玉秀》 《玉秧》和长篇《平原》的问世，又一次打断、淹没或是暂时浇灭了毕飞宇城市题材创作的欲火——还是历史乡土题材抒写更加得心应手。毕飞宇城乡题材大转换的时期何时到来呢？

直到长篇小说《推拿》的问世，读者才又一次看到了毕飞宇进入城市文学创作的野心，这次他放弃了对城市知识阶层和自认为熟悉的艺术家阶级的描写领域，以一个特殊的盲人群体为叙事对象，打开了再闯城市水泥山林的通衢。不可否认的是，作者希望通过这些只能谛听这个世界的人群，提供一个“抚摸城市”的契机，让一个“看不见的城市”在盲人的手中变得鲜活而生动起来。其实，这个素材在毕飞宇心中储存了许多年，当他第一天踏进这个城市里的特殊学校执教的时候，人物就在潜意识里设定了，但是，这个野心是常人无法察觉的，它是毕飞宇进入城市文学的第一篇埋藏在心底里的宣言书，这颗信号弹发出后，收获了中国文学的最高荣誉奖——茅盾文学奖。然而，毕飞宇城市文学抒写的梦想实现了吗？我认为并没有，虽然当年毕飞宇动用了他对这个城市的全部生活积蓄，但是在我对毕飞宇城市题材的长篇小说的期待视野中，这绝不是毕飞宇的最好作品，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

终于，《欢迎来到人间》在大疫情时代来到了人间，当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立马就想起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名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在恋爱外衣下去探讨人们在特殊环境中的心理。

所以，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那篇《巴尔扎克：城市作为小说》开头的那段话，就成为我们解读《欢迎来到人间》第一道门的钥匙：“当巴尔扎克开始写《费拉居斯》时，他感到自己必须着手去做的，是一项庞大的事业：把一座城市变成一部小说；把城市的区域和街道当成角色，赋予每一个角色完全相异的性格；使人物和情景活灵活现起来，如同植物自发地从这条街或那条街的道旁猛长起来，或作为环境因素，与那些街道构成如此强烈的对比，以致引发一系列大灾难；确保在每一变化的时刻中真正的主角都是这座活生生的城市，其生物延续性则是巴黎这头怪兽。”a是的，正是20年前“非典”时期的生活积累、“深入生活”，让毕飞宇认识到自己笔下人物在一场灾难中的悲剧角色和拯救职责，认识到城市这头怪兽是那样狰狞，那样可恨，却又可爱。更重要的是，毕飞宇最终想打开的是人性的潘多拉的盒子，真善美与假恶丑是如何显影曝光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

无疑，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是十分重要的，如何开好《欢迎来到人间》这个头，我相信毕飞宇是考虑了很久的，初读《欢迎来到人间》，并没有觉得开头有什么异样，甚至觉得有些稀松平淡，但是，读完全文，掩卷遐思，再回首重读开头部分，就有了一种城市描写的特殊人生况味了：

行道树在一个星期之内就被砍光了。砍光了行道树，市民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城市不只是大了，还挺拔了。以千里马的右前方，也就是户部南路的西侧为例，依次排开的是各式各样的、风格迥异的水泥方块：第一医院门诊大楼、电讯大厦、金鸾集团、 喜莱登大酒店、东方商城、报业集团大厦、艾贝尔写字楼、中国工商银行、长江油运、太平洋饭店、第二百货公司、亚细亚影视，这还不包括马路对面的华东电网大楼、地铁中心、新城市广场、世贸中心、隆美酒店、展览馆、电视台、国泰证券。 在以往，这些挺拔的、威严的建筑物一直在马路的两侧，它们对峙，文武不乱，却被行道树的树冠挡在了背后。 现在好了，高大的建筑群露出了它们的面貌，峥嵘，摩登，那是繁荣、富强和现代的标志。人们想起来了，城市和女人一样，“挺”好——关键是敢穿、敢露。无论如何， 砍掉行道树的大街就如同穿着吊带背心的少妇， 一旦脱去了外罩， 肩膀裸露了出来，那就不只是现代了，还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