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山之重，或重于泰山

一

2006年，我读过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之后，写了《回到生活原点的写作——贾平凹〈秦腔〉的叙事形态》一文，发表在林建法先生主编的《当代作家评论》上。贾平凹的《秦腔》洋洋五十余万字的篇幅，文字及其所描述的生活，犹如林间小溪的涓涓细流，既有宁静中的流淌，也有逶迤前行中泛起的微澜，情境中虽然少有叙事的高潮，但也可谓生机处处，叙述常于平实中见奇崛，于宁静时觅得涛声阵阵。十七年前，我曾这样表述我阅读时的真切感受和体验：

《秦腔》这部小说以四五十万字来写一条街、一个村子的生活状貌或状态，细腻地、不厌其烦地描述一年中日复一日琐碎的乡村岁月，从时间上看并不算长，但叙述却给阅读带来了一种新的时间感。这种时间感显然最为接近小说所表现的生活本身，一年的时间涨溢出差不多十年的感觉，正是这种乡村一天天缓慢、沉寂的生活节奏，这种每日漫无际涯的变化，累积出乡村生活、人世间的沧桑沉重。相对于那些卷帙浩繁、结构宏阔的乡土叙事，贾平凹诚恳、朴实地选择简单的单向度的线性叙事结构，非作家经验化的生活的自然时间节奏，没有刻意地拟设人物、情节和故事之间清晰、递进的逻辑关系，也不张扬生活细节后面存在的历史发展的脉络，只是平和地、坦诚而坦然地形成自己朴素的叙事，叙述本身也较少对当代乡村及其复杂状貌的主体性推测与反思性判断。细节的琐碎既构成生活的平淡或庸常，也构成了生活的真实。

也就是说，在《秦腔》中，小说的故事，始终保持着线性叙事时间的完整性，表面上看，大故事的结构，并没有被叙述任意地“切割”，虚构似乎完全隐蔽在再现、复现生活的技术中，隐蔽在人的存在、人与存在的关系乃至生活的细部和肌理之中，而且，它完全是自己呈现出来。所以，在《秦腔》中，乡土生活是较少戏剧性的，小说故事的叙述结构基本上就是现实生活中“事件”的结构。整个叙事结构的组成，丝毫不依赖冲突和巧合，叙述的逻辑起点和不断延展的依据，则是生活和存在世界自身的逻辑和规律。这样讲并不武断，因为，它的叙述从头至尾是坚实而经得起推敲的。叙事同时依赖未被“顾及”的生活本身的“空缺”所产生的魅力，而不是那种偶然性累积起来的某种脆弱的巧合机制，进一步激发人们的阅读想象。并且，叙事也避免了因那种密不透风、不停顿地延展而破坏故事本身应有的张弛。也就是说，生活没有僵化在某种固化的小说叙事模式里，而是呈现出其原本的形态，令阅读者徜徉其中，不断慨然兴叹、恍然所悟。无疑，回到生活的原点，使贾平凹真正打开了新的文学叙述空间。

《秦腔》的文本形态和美学风貌，我们可以谓之叙事中的“生活流”。实际上，这样的叙事形态，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并不多见。若从所谓写作方法上界定，它很容易被置放到“自然主义”的窠臼之中。在此后，贾平凹分别于2013年、2018年又写出了长篇小说《古炉》和《山本》，基本延续着这样的叙事策略和美学风格。我感到这几部长篇小说，从贾平凹整体创作而言，叙事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小说故事的叙述结构往往就是现实生活事件的结构，它的组成并不依赖冲突和巧合，叙述的依据是生活和存在世界自身的逻辑和规律”a，如此说来，就不仅仅是小说叙事学层面的问题了，其中蕴含着某种哲学的视界。

在这里，我之所以重提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古炉》和《山本》，不仅因为王跃文的这部《家山》在叙事形态上与前者非常接近，更重要的是，这几部长篇小说体现出一种不谋而合的、近似的叙事美学风貌。《家山》的叙述，深深地呼吸着地气，紧紧地贴着人和自然的原生态，文字切入存在世界的肌理。确切地讲，王跃文深掘“形而下”世道人心的隧道，描摹人在自然与社会、国家与家族的多重网络之中，以及人的存在状态在这个网络的限制之中的不断调节。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矛盾，在家族、社会变革、乡土文化演变过程中相生相克，此消彼长。我深切体会到，《家山》的文学叙述，显现出作家自觉建立起来的“感觉结构”。这种所谓“感觉结构”，就是植根于生活本身的“全息”深层结构。可以说，这个“结构”源于作家对个人经验的处理，也发生于被重新唤醒的作家个人记忆。当然，个人记忆在叙事中“重组”，极大地强化了对历史、人性景观的描述能力，主题意蕴也由此呈现出包括精神深度在内的“复数性”价值。一部家族史，在被重新梳理、追忆和重构中，愈发清晰。从追忆、重构、反抗遗忘的角度感知生命在沧桑岁月里的沉浮，生死歌哭，不仅可以扫除某些附丽于生命本体、社会历史之外的虚假表象，更能够直接接近人性、灵魂基本的、核心的层次，令我们大有“别梦依稀”之感。进一步说，王跃文较少对于生活进行净化、纯化，而是在文本中始终让人生活在各种各样鲜活的关系之中。可以说，这其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那种能够在四通八达关系中相互关联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共同呈现出乡村社会里从个体到整体的生存意识、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环境里人性的复杂性。《家山》里，前辈的“前世”经历，家谱上的名字，无论辈分，无论性别，仿佛魂魄犹在，伴随着陈年的光阴流水般无法止息的生命印迹，在王跃文的笔下重现，时光正在以某种自为的状态，缓缓地流淌、倾泻，每日漫无际涯的变化，沉淀出乡村生活的沧桑与沉重。我感觉，《家山》与《山本》，分别构成了“湘西”和“秦岭”的世纪叙事。面对《家山》这样一种没有高潮但处处生机的“慢叙述”，我不由得涌动起探究王跃文叙事动力和写作发生的强烈冲动。在这里，“日子”被写长了，俗世生灵的生生不息的存在，与大历史“对冲”演绎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也呈现出了乡村的逐渐苏醒。我们看到一个宗族及其谱系，其中的每一个弱小和卑微的个体生命，在大历史的风云际会中，已经或可能释放出来“山”一样的生命力量。显然，王跃文格外注意考量家族的盛衰与国运之间的隐秘联系，包括乡村世界里生命的暗角。可以说，半个世纪以来的家学传统和乡村习俗，恰恰是几代人之于家国关系、时运境况以及相互关联的重要元素。无疑，《家山》是一部广阔的、浩浩汤汤的河流般的作品，故事、人，都仿佛从历史的深处渐渐浮现，一切尚未冻结和凝固，这是对过往的一次回望、探寻、沉淀，家国的记忆同时被重新找回来了。对此，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一场深情的奔赴。王跃文对历史的关怀是如此深沉，而他表述的方式又是如此的朴素、从容和含蓄，不能不让我们细思他在文本中的寄托和沉浸。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王跃文的精神激流和心理走势，他比以往更加富于情怀，更加沉郁感伤。可以毫不讳言地说，这是我读到的王跃文迄今最好的作品。十余年来，他悄然地探索乡村世界中人与社会、人的生态的暧昧而浑然的处境，对家乡文化和礼俗的关怀，以想象回归在个人记忆中行将失去的母体，赫然提醒我们远逝的时间之流。这里，矗立的是一个宿命的“家山”，一个沉重的“家山”，也是一个有传统、有秩序、有撞击的在沉默和压抑中抗拒衰朽的苏醒的“家山”。《家山》，并没有像有些“乡土叙事”那样信誓旦旦地要为历史作证，而是为大历史记忆中“旷野的微光”作出遥远的述怀。他的叙事语境和情境，除气势上的沉稳之外，体味乡土世界的生活的眼光，不断地做低空盘桓，竭力去理解生命、命运及其存在价值。因此，王跃文将我们带入貌似绵长、略显荒寒的时间向度，让我们细腻地咀嚼乡村、乡土、乡情里的生命况味。这些，都深入地体现着王跃文的文学叙事伦理。无论是大时代背景下乡村的微澜，还是乡土世界的奇诡或人性盲点，都嵌入到《家山》细腻的文字里，同时，让我们感悟到这个村镇，以及一个个家族的生生不息的力量，这是一种“再生性”的记忆与书写，让“家事”重新回到历史的纵深。

二

从这部近六十万字篇幅的《家山》中，我们看到王跃文超强的从整体到细部的表现俗世的能力。我相信，一个作家的成熟，必定要体现在他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对自己表现生活和人性的角度、方向、方式的选择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王跃文叙事的耐心和精神的膂力。他从容地书写大历史风云变幻中生命个体的沉浮，对社会生活层面做出深刻的揭示，对题材进行深度解析和组织编码，从独特的角度寻找题材所包容的审美价值和精神容量，在漫长的叙事中对生活进行渐进的梳理、归纳。这种“归纳”在文字中不断延展的过程，使得那些瘫倒在地上的血肉，在时间、时代生活的飓风中变成能站立起来的骨骼，呈现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文本正文前附着的那张家族、人物关系表，罗列出“陈氏”大家族的三老四少，代表着芸芸众生之于农耕与自然、乡土与社会、历史变动、人事沧桑、悠远的往事与现实骤变。每一个家族成员的角色、位置和相互牵动着的生死歌哭，都透射出“家”之于“国”所担当的沉重、沉痛的负荷。自然与人为的种种压力，经年累月地生成包含极多人情世故的线索，在王跃文的笔下或浓郁，或冲淡，皆丝丝入扣，令人难以释怀。王跃文无意对这些小人物做自然主义的观察和烛照，但人物行为常见浪漫和神秘的光泽，所述故事也时时笼罩着朴素的历史辩证。

王跃文十分清楚，这样沉浸于古老乡村的文学叙事，惟有念兹在兹地心系“家国”，亲近而不疏离，由近及远，由远而近，一切才不徒然和空泛。“沙湾”的故事是过去的旧事，是虚构的事，却不是虚构的世情。七八十年前，沈从文曾经以《湘西》 《湘西散记》 《长河》 《边城》 《石子船》等一系列文字，深情描述故乡的山光水色之魅，人情风貌之美，充溢着无限留恋的绵绵乡愁。王跃文承传了自己前辈的文韵挚情，延伸了原乡想象的灵魂路径，续写乡土的奇观异象。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次奇妙的因缘际会，也是对乡土或“湘土”的重新雕塑。

我觉得不应该将《家山》简单地视为一部所谓“家族小说”“史诗性文本”，也不能轻易地将其归类为“民间叙事”。其实，这更像是一部具有沉实、厚重内蕴的“地方志”。说它是“地方志”，并非意味着强调文本的“记事”“本事”“档案”的功能和价值，作家是在一个更自在、洒脱的叙事空间里试图写出浩瀚大历史中的乡土生活流。民生、民俗，乡村、乡野，以一种自然的形态从文字里逶迤而来，表面看，日常没有惊雷，但暗流涌动，在巨大的时空间隙中，各种生命形态，各种生命力量共同搅动着人间烟火，生生不息。《家山》这部小说，启发我们从另一个维度来理解叙事的“史诗性”及其意义。一方面，小说里的故事、诸多事物和人物，都凝聚着作家对过去历史的诸多诗意想象，从生活的最细微处折射、反映出那个时代生活的深刻底蕴，让我们在今天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巨大投影；另一方面，叙事完全摈弃了理想主义的写法，而是让我们从人物的一言一行中感受到一个消失了的时代的脉息，使那些隐匿已久的历史光影，构成一个大的寓言，成为一个历史的镜像，举重若轻地标识出大时代里的生命伦理刻度。实际上，当代作家的写作，近些年在所谓“史诗性”呈现上，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困难。叙事文本中语言的隐喻性特质更显困顿、模糊。但是，王跃文似乎很清楚如何应对历史题材叙事的自我局限性和可能性。我想，这样的“史诗性”，并没有局限在“沙湾”，更不是盘桓在“佑德公屋里”“逸公老儿家”“祠堂”的空间，而是深藏于每一位沙湾人的心理灵地。

世界在每一个人眼里都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它作为整体在作家的逼视下或扩大或缩小，神秘的并不是世界缘何是怎样的，而是它是如此这般的。显然，王跃文竭力在历史的徜徉中，以自己的哲学给我们勾勒、深描出他所感知到的世界的最基本图像。而且，我能够感觉到，他还试图在这个世界中建立一个有自身秩序和逻辑的时空场域。无疑，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事物的总和，但是，个人逻辑空间感知到的事实和想象，不一定就是世界的全部。或许，惟有读罢这部厚实而诚实的《家山》，方可越发清楚这个道理。

具体说，《家山》叙述的故事时间跨度是从1927年到1949年，叙写南方乡村“沙湾”数百户村民，主要是陈氏家族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兴衰起伏。表面看，叙事生发、存在于一个封闭的文本结构里，其中陈氏家族的百余号人物，男女老幼，喜怒哀乐，俗世之象，道德伦理，尽显“原生态”的乡土本色。虽然，小说并没有描摹、营构传奇，“本事”书写沿着线性的时间坐标重启记忆之门。但是，我想，现在重述百年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风风雨雨，写作主体意欲彰显的，是否既遥指时间的逶迤，也暗含历史之谜的偈语？换言之，王跃文为何要写作这样一个大部头的长篇？而书写古老乡土究竟如何才可能出新？近些年的所谓乡土小说，少有凸显世情驳杂，道出民生、人物心事之作。但《家山》却突破了乡土写作的瓶颈，呈现出新的历史洞见与美学魅力。

《家山》里的人物大多其来有自：“桃香的原型是我奶奶”，“伯父王楚伟，化为《家山》中的陈齐峰”。b可见，族谱里的人物，已经一个个走进了《家山》，可谓个个有来源，人人有着落。他们历经军阀混战、国共合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大历史的烟云里，经年累月，春种秋收，四季轮转，儿女情长，烟火日常，大历史的风云跌宕进入每个人的内心。在这里，家族的繁衍生息，代际的赓续，不可言传的隐痛，聚焦在故事的背后。这个叫“沙湾”的村落不仅自身承载着古老的往昔和风云激荡的当下，还在很大程度和意义上为国家负担着诸多有形和无形的使命。家族的传承和赓续，是乡土文化的传承和递进，也是指向民族未来的路径。乡村世界这个“超大文本”，在许多时候是模糊的，甚至是难以理解的，因此，对于它的回首与展望，最好的选择就是从人入手，从每一个生命个体出发，考察、考量乡村的秩序缘何成为秩序，关系缘何成为关系。很显然，《家山》呈现的历史叙事的方向及其叙事伦理，都是由家族里重要人物的人生选择和取向决定和实现的。“世道在变。外面的世界变得快，还会变。”“早都改朝换代了，还要变到哪里去？”修根和齐峰父子俩的简短“对话”，道出了乡里乡外的动荡命运。齐峰、劭夫和贞一们，正在改变着一个庞大家族的精神选择和前景，而且这一代人已经身体力行地与整个社会和时代对话，“离岸”乡里和家族，最终彻底参与到时代剧变和革命潮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