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探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文学位置

文学如何书写历史？这个问题无法一言以蔽之，也很难正面回答。丰富、庞杂、苍茫的历史既是文学不竭的资源和滋养，也是永恒的诱惑、暗礁和陷阱。文学走向辽阔和博大很难离开历史，但文学如何从历史中获得素材和方法，又如何找到面对历史的恰当位置，这个问题并不简单，而是持续地考验着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在我看来，讨论魏微新作《烟霞里》无法抛开文学与历史这个议题。和《应物兄》 《兄弟》 《人世间》 《金色河流》等作品一样，《烟霞里》也试图以长篇小说回应当代史。我们不必急于给一部刚面世的作品判定文学史位置，却不妨以之为样本，观察当代文学的关节性、症候性问题。陈晓明教授曾以“历史化”“非历史化”“去历史化”来概括中国当代文学书写历史的诸种立场。a从文本看，《烟霞里》的编年体结构涵盖了当代史、城市史、家族史和心灵史四个维度，魏微努力使历史与个人构成并行而非互否的关系，其历史书写既有非虚构的确定性，也有审美化历史观的抒情性，既非“历史化”，也非“去历史化”和“非历史化”。那么《烟霞里》站在何处书写历史？出示了何种独特经验？又存在哪些待解的问题？ 进而，文学如何写史，如何探寻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文学位置？《烟霞里》提供了一个契机，使我重新思考这些问题。

一

对文学而言，人物常常是从日常通往历史的桥梁。所以，谈论《烟霞里》的历史书写，不能不谈田庄，以及田庄的“出生入死”。很多人不免讶异，魏微何故狠心至此，让田庄死于华年。她生于1970，卒于2011，不过四十一岁，生命还待展开，遽然中止，究是何故？

田庄之死，令我想起王琦瑶之死。王琦瑶被入室谋财的长脚害了命，可谓死于非命。死于非命的本质不在没了命，而在死得意外，死得荒唐，死得无意义。陈思和教授则读出了王安忆的反讽。王琦瑶是凝结着王安忆关于上海这座城的人物符号，人谓王安忆是海派代表，谓海派引领了20世纪90年代的小资怀旧。陈思和先生提醒我们，王安忆对王琦瑶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是反讽的b，而非衷心认同。

那么魏微和田庄的关系呢？她们同生于1970年，写田庄，就是写魏微的同代人。甚至，有人认为，田庄就是魏微。这么说是有证据的，田庄的经历中有很多取材于魏微个人的生活和生命经验；这更离奇，一个作家何故把带有自传性的人物早早写死了？！在访谈中，魏微给出一个小说家的解释，因为篇幅。小说家大抵总觉得，急吼吼地解释自己的作品，状如小孩做错事的辩白。都在书里了，自己看去！ 按我看，田庄之死，是一场几乎没有悲伤的死亡。因为田庄不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死亡的。从现实看，一个具体的人总不免活在一定的情感和社会网络中。在这网中，根根须须，交相缠绕。遽然离去，拔出萝卜还带出泥呢，有些人心里总不免要血肉模糊的。可是田庄之死被魏微处理得很淡。“田庄卒于2011年12月24日，离她的四十一岁生日还有三天。”c这淡既是“编年史”体例和文风的限定——编年体的人生视角是大全景、长镜头，戏剧性在编年体结构中常常隐而不彰。更重要的是，田庄之死似乎是小说内在设定的。《烟霞里》不是写生，也不是写死，而是写生死之间的“活”：“一个人出生入死，中间几十年，他怎样去活，这是个问题。”d人生是有两个端点的线段，只有生而未有死的人生还是一条射线。魏微要写线段而不是射线，田庄岂能不死！不妨说，作为具体人的田庄死了，作为象征人的田庄们才能更好活过来。这道理小说也交代了：“田庄死后的十年间，我们这代人都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习惯性会回头看，诚实地再现亡友的生命史，使得我们也活了一回，听惊涛拍岸、看八月流火，那是我们这代人的童年、青少年时代，恢宏是恢宏，灿烂也灿烂，但时过境迁，很多事忘了。本篇是书写复活的过程。她之死，我们得以活。”e《烟霞里》写的是一个人的“出生入死”，一代人的“死去活来”，这两个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词在魏微笔下发生了意义重组，既阔大又日常：阔大得像命运的出海口，日常得又跟每个人息息相关。“出生入死”终是每个生命的必由之路，“死去活来”则必须经由写作来凝视、沉淀和生发。没错，田庄作为一个具体人死去了，却作为一代人的象征符号活过来了。所以死不是真的死，只是为了提取一个段落，为了更好地注视、回眸和省思，田庄这瓢饮才被从浩浩荡荡的时间河流中截取出来，放进小说中，置于话语的放大镜和扫描仪下。所以，如果说王琦瑶的死之于王安忆是反讽，田庄的死之于魏微，则是象征。象征者，无非是以小观大、出实入虚，窥一孔而知全豹。田庄就是这“一孔”，是一标本、一象征。由此，魏微重返中国当代史的四十年。这也不是单纯的大历史，而是历史的莽莽苍苍中，人来人往、凡人歌哭、繁茂浮沉、终期于尽，化为一声叹息。有点《红楼梦》的哲学和美学趣味了。

如此理解，你就知道田庄出生时，何以会有一场大雪。借着十七岁知青李海燕的眼睛，“她看得见，大雪正覆盖着整个村庄，在方圆几十里地，在清浦县的各个村镇，大雪纷纷扬扬，落在田野、山头、树梢、屋顶、草垛、猪圈……天地苍苍，人间茫茫”f。这场雪从《红楼梦》里落下来，平等施与天地万物。喜乐有偏倚，悲剧却很公平。“天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烟霞里》分享了这种超以象外的悲剧感。作家写烟霞，如果只见生而不见死；只有喜悦，而没有伤逝；只有云霞灿烂，而没有白雪茫茫；只知少年意气，不知中年苍茫，是写不出命运的。

魏微让田庄“出生入死”，以苍茫的悲剧感写出生，以冲淡的象征性写去世，这便有了张力，兼容了现实书写与文学象征。《烟霞里》让我们意识到：文学要领受历史的馈赠，并不意味着有一份现成的、静态的历史可供认领。面对历史，文学站在哪里？只能站在能动性工作之处。

二

必须谈到“烟霞”。论者对书名多有赞誉，但更多强调的是烟霞意象的古典美及烟霞对现实世界活力的隐喻。这些都对，但我仍要提醒“烟霞”来源处的凄伤，以及凄伤与灿烂所构成的审美张力，因这才是文学转化历史典故的能动性。

《烟霞里》扉页已交代，书名出自唐人王质诗句“人事空怀古，烟霞此独存”。烟霞固然灿烂，诗情却是怅惘的。看看原诗《金谷园花发怀古》就更清楚了：“寂寥金谷涧，花发旧时园。人事空怀古，烟霞此独存。管弦非上客，歌舞少王孙。繁蕊风惊散，轻红鸟乍翻。山川终不改，桃李自无言。今日经尘路，凄凉讵可论。”g这是元和六年王质参加省试的作品，由此登进士第。此诗写诗人于金谷园怀古，带着安史之乱后的中唐凄伤之风。烟霞是此时此地的灿烂，怀古则把眼前绚烂放到时间之中。烟花易冷，况味犹存，遂生沧桑。没有历史感的美随时即逝，魏微由王质诗所提取的，正是一种寓绚烂于沧桑的审美历史观。一般的历史观，重视的是盛衰兴替，是大潮滚滚中掌舵领航的英雄，是大河拐大弯的关键节点和瞬间。这种历史观看重的是红日，而非烟霞。烟霞虽美，终究只是背景。一般心理中，日月才是天地间最引人瞩目的主角。这种历史观，强调的是主次，看重的是成败，歌颂的是英雄，浓墨重彩的必是激动人心的高潮华章。黑格尔说得好：“时代的伟人是能把这个时代意志表达出来的人，告诉这个时代什么是这个时代的意志，并实现这个意志。他所做的一切是这个时代的核心与本质；他把这个时代现实化了。”h时代伟人便是所谓的当代英雄，他们是创造者和胜利者，他们代表着最核心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意志。英雄的历史当然是历史，且经常被视为唯一重要的历史。可是，英雄的历史之外也有历史，那是失败者的历史和普通人的历史，审美历史观更钟情于后一种历史。

以史观史，观的是理；以美观史，观的是情。人常谓以史为镜，鉴古可以知今，这是历史的史学部分。关于历史，还有一大部分要交给文学去处理，也惟有文学能处理。事实上，文学面对历史，不是用审美取消历史，而是用审美观照历史；看重的不是历史的主角、结果和成败，反而是历史的悲剧性和瞬间性。论及中唐，人们记住了作为历史分水岭的安史之乱，也记住了唐明皇和杨玉环的长恨歌。如果不是这首《金谷园花发怀古》为《文苑英华》《全唐诗》等书所录，谁会记住一个叫王质的诗人经过金谷涧看见的烟霞、花开和发出的感慨呢？论起来王质不算小人物：“文宗大和五年（831）出任虢州刺史，七年召为给事中，十二月权知河南尹。八年拜宣歙观察使。”i就是这样的士林翘楚，其生命瞬间和细节都将湮灭于历史的烟尘中，遑论其他凡人。这就看出魏微历史观的特别了！全唐那么多诗人名句，她独拎出三四流诗人王质的“人事空怀古，烟霞此独存”来充当文眼。诗自然是好，更有意味的是，王质在唐是普通诗人，而非著名诗人。选择英雄还是普通人来代表历史，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选择英雄者以为英雄才是历史的主角，选择凡人者以为普通人反更能通往普遍性。魏微秉持的当然是凡人史观、审美史观。这就是她为何要为田庄编志的因由。田庄地位远不及王质。王质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田庄则是现代知识分子；王质任观察使是正四品官员，与市委书记平级；田庄副研究员则是当代中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待遇不过副处级。有人疑惑，田庄一个连正高职称都没有的副研究员，为何竟有一班人兴师动众为她立传编志，太不现实了吧！须知这就是文学的特权，以虚构之笔彰显精神和理想。既然现实中凡人不配有“志”，何妨便以小说“志”之。须知田庄虽平凡，却并不平庸。她出版过多部专著，研究领域兼涉文学与历史、批评与研究、诗歌与摄影……可是，她也远不是呼风唤雨、开宗立派的人物。换言之，她不是历史的主角，也不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绝大部分人一样，她是时代大潮中的一朵浪花。更确切说，田庄是一个已长成，却未完成的生命。她的心智、感受力和知识结构均已成熟，她理解世界的方式已经稳定。假如不是意外去世，她的人生恐怕也只是顺流而下，很难有特别的高潮。某种意义上，长成而未完成，正是大多数人的人生。因其长成，所以对现实、世界和人生有理解力，而非蒙昧、懵懂、随波逐流或狗苟蝇营之辈；因其未完成，她没有机会进入更高的社会或历史位置。写田庄便是写凡人；写一部以田庄为主角的小说，便是书写当代史中的凡人，书写凡人的当代史。

从写作来说，作为小说人物的田庄，从属于凡人谱系而非奇人谱系。为文千道，并不一律。奇人和凡人谱系，不是对立，而是并存。不过，相对来说，奇人书写的传统要比凡人书写更久远。这里所谓的奇人，即身份、能力、阅历等等区别于普通人之人，异能异质，正是大书特书的资本。普通人、平凡事，读者如何感兴趣？所以凡人书写需要等待普通人登上历史舞台，一种尊凡人的哲学和美学准备好了，才会成为一种文学现实甚至潮流。这已经是以人道主义为观念基础的现代写作趣味了。你看《荷马史诗》的两大英雄，上部的阿喀琉斯和下部的奥德修斯，各是勇和智的代表；古希腊悲剧中，俄狄浦斯身份乃是国王，经历也够悲催，从老家逃到忒拜，还是逃不脱杀父娶母的命运。就是有选择困难症，整天追问to be or not to be 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他好歹也是个王子呀！18世纪是平民成为小说主角的世纪。可是你看漂流到荒岛上的中产阶级之子鲁滨孙，他那种无坚不摧、一往无前的意志，他超群的“造物”能力，又岂是凡人？

中国古典小说，大抵也是奇人小说。唐人称小说为传奇，所传者乃奇人异事也。凡人文学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其实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倡“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这里的国民文学其实是平民文学。但平民文学并不就是凡人文学。凡人只是地位经历普通，未必都有文学价值。从凡人到凡人文学，需要经历典型化转换。凡人文学的难处在于，他/她是一个人，却必须是一群人和一代人；是一群人和一代人，却必须回到一个人的血肉和特殊性中来写。

这是凡人文学的难处。《烟霞里》必须面对这个难。你会发现，田庄虽是凡人，可是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类人（知识分子）和一代人（“70后”）。田庄的生活经历关联起一类人或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这是何以编《田庄志》的同代朋友说田庄之死，使他们得以活之意。其实，让一个人去代表一群人或一代人并不难，只要让这个人物去经历集体记忆就够了。难的是，如何让人物既是群的代表，又具有个体独特的精神光泽？因此，作家不能不追问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一个完全超越或脱离时代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完全为时代所塑形的人并不是最值得写的。文学该去勘探的其实是那些在时代中，身受时代的推力和投影，又保留了自我领地的人。

若问人和时代是何关系？多谓人是大时代中的一朵浪花，其实人是时代的果实。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样的果；可同一棵树上，果实与果实可能大不相同。时代如何成就伟人，容易看得一清二楚；但时代与凡人的关系，似乎颇为模糊。因其模糊，人们可能忽略了田庄这颗果实的独特性，以及《烟霞里》的成人主题。

成人和做人不同。做人不易，却只是循着模版，按部就班、依样画葫芦地活着，人情世故、汤汤水水，做人的秘诀是从俗随众。成人则难，这里专指精神上的成人。成为一个人，便意味着守住了人的光泽、人的高贵。就意味着，在艰辛时世中，虽是凡人，却活出了人该有的样子。

成人有两种方式。有一种成人，实是成圣。比如浮士德和冉阿让。浮士德式成人，是无限敞开去迎接人的所有可能性。浮士德飞翔般的一生，经历了知识之境、爱情之境、权力之境、审美之境和事业之境，最终天帝派“光明圣母”将其灵魂接到了天堂。浮士德这个形象的实质是关于人之可能性的极致冲锋。田庄式的成人，则是后撤。田庄在人间、在时代中。她并非归隐，她毕竟还获得“青年英才”“岭南文化新锐”等荣誉，媒体也曾对她做过专访。舞台的余光是曾打在她身上的。可是，她的姿态却是后撤的，是一步步地舍弃，舍弃到可以知行合一，回撤到人更清净的样子。在我看来，这种姿态其实有一种微弱而坚定的力量，这是田庄这个并不卓越的学者身上泛着的人的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