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词语的测量与漫游

1949年，乔治娅·奥姬芙（Georgia O’Keeffe）从纽约搬到了新墨西哥州阿比奎附近。过去二十年间，她往来两处，并终于栖身荒漠。96岁时，她对安迪·沃霍尔说出了那个动人的谜底：“相对于其他我知道的地方，我更愿意到这里来。生活在如此遥远的地球尽头，无人打扰，非常惬意，我喜欢。”a仿佛安居在她笔下花朵的内部，这位一袭黑衣目光笃定的女士，端坐于现代的土坯房屋中央，驱车旷野与山岩之间，凝视海浪般的山体从眼前抒情地展开。

荒莽大地，盛放之花，自由意志。画家只是有力地成为自己，便为人与自然、与自我的相处或对峙建立了新的美学。后来，我在小说里遇见独行荒漠的女人，又一次次遇见在山川与万物间孤旅的人类，奥姬芙的神色与面容就隐约兑现为他们的样子，她笔下骨骸与花朵悬浮旷野的超现实主义亦为小说带来一种镜像。重读《随园》，作为弋舟小说的重要意象，杨洁的荒漠“孤旅”b第一次浮现，它勾连起一些其他文本，从早年到近来写作，这是作家不时顾返的重要主题。弋舟一次又一次驱使笔下人物往旷野去，去置身精神的旷野中。

“到旷野去”是此番重读的认识之一，一起到来的还有其他几个词语。是的，词语。写作者总是有他们最应手的“字典”和“词汇表”，那些被拣选而出的词语携带着自己的光泽、重量、气味、形状和刻度，编织亦湮没于故事，而叙事和语境，会将词语重新擦亮。作为叙事的最基本单元，词语或许可以成为重读小说的具体遵循。在关于文本的记忆和此刻的直感之间，小说如雪山兀立。盛夏已然到来，雪线在修改它的边界，记忆的风景浮动于新的注视中。而“记忆”本身正是“重读”，它召唤对审美惰性的克服，那些重遇依然被新鲜和战栗包裹的经验证明，迷人从不是一次性的。

一、黑狗

二十余年间，在作为“都市生活建造师”之外，弋舟笔下还有一座“动物庄园”。小说里的人和蝌蚪、狮子、孔雀、夏蜂、猫、仓鼠相处，而近些年几度走笔的“黑狗”，却与小说人物乃至作者，数次对峙。

黑狗最先出现在《会游泳的溺水者》c中。“我”与女同学宋宇碰巧住同一小区，经年之后她的美水落石出。“我们”偶有照面，一直保持着距离，但并不妨碍确认彼此为同类。在“我”的妻子——“从小参加游泳比赛的她将自己溺毙在了游泳池”之后，宋宇常和“我”一起在小区散步。“起初，我们是在散步时偶遇的。她很怕狗。这也是后来我们并肩在黄昏散步的一个理由。”d“那些艰难的日子，不是我在陪她散步，是她在陪我散步，为我驱散心中撕咬着我的流浪狗。”e这是一篇叙述上舞步轻盈的小说，夜晚与回忆自由地交叉行进。弋舟以叙事结构和文字质地制造出类似“慢镜头”与“平行镜头”的影像表达，时间被空间化和感受化了，时间的到来脱离了线性秩序，人在其中像短暂溺水，似乎也正对应“我”痛失妻子后应激般的周转不灵。

故事里出现的“黑狗”起先似乎只是情节催化的需要，而临近结尾时，它因咬伤居民遭到痛打，那痛击竟通感于“我”，无助野蛮的流浪狗从具有震慑力的犬类转变为“我”的同类，狗的狰狞与绝望是“我”的身心状况在那个深夜的显现。那个夜晚本携带着辞旧迎新的美好，于“我”，这只丧家之犬，却领受忧伤的凝视，或者还有启迪。“跨年之夜除了落雪的声音，紫色的世界好像还回响着一种粗重、可疑的喘息声。落雪与喘息之声暴怒而又安静地对峙着，那些藏于暗处的黑狗，在伤感地凝视着我。”f黑狗的凝视让“我”看见自己的眼睛，也感知到了痛。妻子消失后，钝感淹没痛感，击打已久却难以感知，直到“我”也向深水走去，并意识到宋宇已在水深处久矣。倒地的黑狗让所有暗处的悲伤逐一显形，“我”正视了会游泳的妻子为何将自己溺毙，并力图在新年开始之前将另一位溺水者捞起。

如果说《会游泳的溺水者》中黑狗较为具体地指向抑郁者的模糊恐惧，那么近两年弋舟一次又一次在叙事中放出的巨犬，则愈益接近那些埋伏于日常、为大多数人所须直面的心灵现实。2022年初，弋舟写出短篇《拿一截海浪》，题目来自诗人蒋浩为送别友人所作《我辈复凋零》。这首诗击中作家的显然不仅是“拿一截海浪”的意象，还包括人到中年接踵而至的意外、丧失与告别。

这一次，从天而降的黑狗以被车撞碎的身形和搭救同伴的凶猛，横亘在一个几近溃败的返乡者与女儿的婚礼之间，也让那一截几乎以全部家当换来的送给女儿的“砗磲海浪”，在租来的比亚迪后备厢中令人伤心地碎裂。小说围绕着贺轶宁与黑狗的对峙展开，这在弋舟小说中颇为鲜见，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如何调度一个人的漫长往昔和此刻境遇，写作者在这个场面中意图抵达一个怎样的寓言，从这个角度来看，《拿一截海浪》为弋舟克服书写惯性刻下新的标记。

这不是由故事触发，而是被恐惧和懦弱感驱动的小说。在高速行驶中撞死一头小兽尽管意外，但并非是敷衍出故事的好地方，而弋舟偏要贺轶宁在这里停下来，在严酷、错愕、惊惧里，与黑狗虚弱又狠狠地对峙。于是，贺轶宁看见：“它蓄势待发，黑毛因为奓开，通体变成了一种森然的、说不清的颜色。”他感到：“自己的恐惧里有种古怪的喜剧性，隔着车窗玻璃的黑狗仿佛只是一团抽象的概念，这团概念悬浮在他的道路上，既邪恶又滑稽，既残忍又诡异。”g如同与深渊对视，“恐惧”开始展示它的内部，那些游走在弋舟数篇小说中言而不明的威慑与忧惧开始显形。

“黑狗”突降之前，人已缚于困境，敌手无处不在却并不可见，无助、失措、愤怒与其说是情绪，更像是一些符号，它们空乏地支配着人的皮囊。但一只狗的威逼显影液般滴在大地上，黑狗肉身的破碎迫使人看见，它让无助、失措、愤怒结结实实地回到肉身，当恐惧像痛感一样确凿起来，游离者才回到自己的皮囊和灵魂里。与黑狗的对峙激活了贺轶宁，它带来恐惧也带来启悟。在撞死一只狗后，与其说无法绕过狗的破碎与威严，不如说，这位返乡者难以绕过自己心中的破损与尊严。黑狗是障碍之物，也正是与它对峙者的情志本身。“他又一次看到了那条黑狗。黑狗蹲在前方的公路中间，像一尊叵测的、命运的化身。它仿佛怀着某种审慎的悲伤，遥遥凝望着他，凝望着这个站在海面一般暗自涌动的山道上，拿着一截海浪，又好像双手空空的人。”h他在黑狗的瞳仁中，第一次看到那个半途而归、一事无成的落魄者。弋舟迫使贺轶宁与黑狗对峙，这让一个人第一次看见自己，他就是那条黑狗。

《拿一截海浪》中还有一个饶有意味的意外。幸得搭救，犬尸得以清理，贺轶宁无法直视的惨烈在偶遇大哥看来却有其价值，得知他赶赴女儿婚礼，大哥道别后又等在前方，直到把一头羊作为“份子钱”塞进了比亚迪的后座。“贺轶宁回身看羊。那头羊与他面面相觑。它半爬在后座上，如同一座宁静的、吉祥的圣物。”i羊的到来带来了一个“宗教修辞”。一只待宰的羊让那惊悚一日第一次被温柔拂过。这只跪卧后座的“圣物”带着宗教气息降临，它似乎在暗示严酷生活中静候在前方的救赎可能。如此意外，一道优美的拐弯，这是小说叙事弧反光的一瞬，而短篇小说总是内在地对临近结尾的拐弯能力提出要求。

半年后弋舟又写了一个短篇，名为《降獒》——降临的藏獒。这次他更直接了，让威严、凶猛而圣洁的巨犬确凿地成为主人公的镜像。“我”，一个为重逢爱情来到汉藏交界小镇的女人，被误认为是收藏獒的狗贩子，那么，命运果真安排了一头“下凡”的藏獒与“我”相遇。重逢的不是爱情，而是不可思议的命运时刻。故事很简单，重头戏在结尾，这头被整座小镇人寻找追捕的藏獒奇迹般出现在“我”暂住的旅馆的小院中。

《降獒》在弋舟的短篇阵营中雪白、轻灵、神秘，是一个奇异故事，是作者为数不多的颇为任性的一次书写，他将人与自我的和解重置在一个“童话”里，奇迹在现实之上贴地而过。我以为比写出一个故事更重要的，是小说家贡献了“与巨犬对峙”的意象，从凶残破碎的黑狗到高贵沉着的藏獒，从抑郁者、失意人到寻觅者，“巨犬”本身拥有强大的解释力与延展力，读者将兑现各自所见，而“巨犬”与对峙者形象的不断丰富意味着写作者对一个具体问题的持续推进——如何跨越那些日常生活中“有限度”的恐惧，如何驯服或拥抱内心的“黑狗”。而回到写作这件事上，一个以短篇创造为志趣和志业的写作者，近三十年间于百余部作品的构造中一次又一次完成对自我的克服和超越，或许正意味着，他必须面对、驯服并拥抱横亘在他与故事、与每个字之间的那条“黑狗”。

二、权力

驯服与和解不足以解释所有人生。

社会秩序、文化系统、情感结构衍进中被塑造与被解构的权力关系，其间的张力复杂、暧昧难辨也是弋舟小说多有触及的主题。写作者将“问题意识”包裹在故事与叙事之内，读小说，只是获得一个故事或一种情绪无可厚非，但文学永远拥有它之于现实更严肃的存在意义，它邀请我们直视风景内部的风暴。

《缓刑》与《势不可挡》分别完成于2017年夏末与秋初j，除了创作时间上的连续，两篇乍看并无关联。但在第三次阅读两部短篇后，我愿意相信，写作这两篇小说的两三个月是弋舟创作上甚为重要的一段爆发，他暂时脱离驾轻就熟的故事轨道，在更险峻的叙事路径上展开速滑。我曾以“文明的反噬”与“风险社会”解释两个文本，而这次当“权力”作为隐秘的叙事核被看见，它就像血管一样遍及小说各处。权力关乎人的欲望，关乎人被来自身体之外的能量赋予力量的实感和幻觉，关乎某种力在系统中的运转。权力的隐现与显在、游走与制衡、困境与反转、作用力及其方式被编制在人的动机和处境里，也弥漫在以小说场景为隐喻的现实空间中。

如果说《拿一截海浪》在开篇即以撞死黑狗触发危机进入高潮，《缓刑》则是缓步抵达。漂亮的小女孩操纵着爸爸在机场刚买给她的礼物，一个会发射激光炮的机械战警，一步一步走向未知。小说以小女孩父母在机场的争执展开，在失败的婚姻关系中，漂亮的小女孩只能承受不幸，不足八岁而拥有世故的天真使她更浓郁地散发着牺牲品的气味。她脆弱地向着失控的世界发射脆弱的炮弹，这是送给爸爸妈妈的“礼物”。应验着父母吵架时的谶语，她让自己“消失”在机场，这也是送给爸爸妈妈的“礼物”。小女孩无意地制造着自己的绝境，让那对行将崩裂的男女陷于更大的绝境之中，权力在此发生了反转。而“弱者”的争取与表达，是否只能是朝向自我的毁灭？

故事发生在候机大厅里，在小女孩逐渐离开父母的走失过程中，她依次与小男孩、老男人有所交集。作者放大了小男孩这样一个特征：“这个男孩也穿着短裤，令人吃惊的是，他的小腿居然也长着黑乎乎的腿毛，这让他看上去完全是个小孩中的实干派。”k这与儿童形象迥异的特征悄然形变着小女孩目之所及的世界。与此相关的是，小男孩与小女孩都操着与年龄不符的世故对话，他们模仿成人，仿佛幻想拥有某种优越于自我的权力。而发生在小女孩和老男人之间的言语来往，起先是游戏，但它模拟着成人世界的暧昧，游戏引导现实走向失控，她终于为自己说出的话感到难为情，她选择逃离。这篇小说既较为明显地包含着男性女性、成人儿童之间的权力关系，后退一步看，小女孩碰见老男人的“贵宾室”，她将自己迷失在的“保洁间”，让候机大厅内部微缩世界般旋转着一扇又一扇通往不同阶层的门，小女孩冥冥中被某种欲望驱使又被某种命运支配，“力”的流转与发生使人后背生凉。

“势不可挡”意味着一股洪流。是什么在释放力量，又是什么被裹挟呢？再读《势不可挡》依然心生寒意。这是一份造神运动的报告，也是一张有关欲望磨平与席卷的心电图。我并不将《势不可挡》当作科幻小说看，尽管它构造了未来时间的另一个世界，但弋舟落笔的重点在于，那个世界是怎样从我们这里一步一步抵达的，人的每一个境遇是怎样从之前的境况里逐步趋近的。

在技术进步与人的生命机能、欲望日益委顿的过程中，人逐渐“进化”为失去情感、欲望的人，人与人之间也日渐丧失依偎和联结的必要。更骇人的是，人的劳动权利被取消了。政府配给日常所需，但整个社会空气都浮荡着因不劳而无价值的漠然和悲伤。“冷漠是‘无用者’集体的特征。”l为了克服这股力量的碾压，一群作家画家行动了。在一座废弃的化工厂内，“我们”以中年妇女杜英姿为“偶像”，这位过去时代的修鞋匠，落伍、愚钝，游离于时代之外，她与体面、现代之间不可弥合的距离和矛盾使她反而避开时代洪流的裹挟，成为被膜拜的“神”。对最无用、最愚拙、最失序的追随成为反抗精神的表达，她“铁杵成针”的手艺与精神品格成为那时（故事设定在2027年）稀缺的特质，让“我们”追随，在反智的行动方式中，艺术家们以取消文化的方式表达文化态度，而一种集体无意识也在化工厂内弥漫开来。“我们”选择成为杜英姿的拥趸，是行动者们无意识的合谋造就了“圣母”身处的平台逐渐升高，权力由“圣母”与追随者们共同缔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