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的形象呈现与人设建构

青年作家与前辈作家的一大区别在于，他们不满足于被媒体贴上各种标签，而是主动利用媒介来进行自我形象的呈现，将文学作品与作家形象挂钩，将文学创作变成一场“事件”。人们对于作家的接受，除了是对文学作品的接受，也是对作家形象的接受。年轻人更是把作家、人物、自我重叠为一个整体，锻造出新的身份认同，文学阅读也由此变成一种创造性的实践。a

一、1.0 艺术照时代

青年作家的形象呈现可以追溯到“70后”美女作家群体。1998年第7期的《作家》杂志推出了“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以配发照片的形式推出了卫慧、棉棉、周洁茹、朱文颖、金仁顺、戴来、魏微七位女作家的作品。《文汇报》的一篇报道《一批年轻女作家崭露头角》更是将关注点引向年轻女作家靓丽时髦的外表和无所顾忌的文风，彰显着都市现代派女性的前卫意识。b

随着媒体的热炒和卫慧、棉棉两位女作家在图书出版、宣传过程中一系列“出位”的言语和举动，很快“70后”从一个指称文学代际的词，变成了专指时尚女性文学，以及一种放荡不羁的另类生活方式的词。c出版社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99年珠海出版社出版了谢有顺主编的“文学新人类丛书”，包括卫慧、周洁茹、朱文颖、金仁顺等女作家作品。2000年天津出版社出版了“非常女孩”丛书，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后先锋美女作家方阵”，这些丛书都以“70后”“美女作家”概念进行炒作。反响最大的莫过于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的卫慧《上海宝贝》，封面印有“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一部发生在上海秘密花园里的另类情爱小说，一部女性写给女性的身心体验小说”，以“自传体”“另类”“身体”等关键词吸引眼球。d书的封面还印有作者本人的半裸体照片。2000年《上海宝贝》因描写女性手淫、同性恋和吸毒，被北京新闻媒体和文化管理部门定为“腐朽堕落和受西方文化毒害”e的典型，加以禁售。

这种打着文学旗号，依托媒介宣传展现作家形象，在故事上惊世骇俗、在个性上标新立异的登场方式的确成功推出很多“70后”作家，但也使他们总想着以更出位的言行来拔得头筹，缺乏应有的沉淀。这种被媒体预设了的前进方向，使“70后”陷入“一出生就衰老”的尴尬，同时被纳入文化产业的链条中，成为可以被消费的“事件”。f

世纪之交，“80后”作家开始登场，相较“70后”作家经由媒体、出版商进行形象塑造，“80后”作家的形象建构则是一个主动、协商的过程。他们是在对自我风格了解、对媒体风尚和传播规律有所把握、有资源与出版社协商的基础上来进行自我形象的建构的。他们展现出的叛逆、忧郁、残酷又青春的风格避免了“70后”对身体直接呈现造成的风险，打出了一张既个性又安全的牌。

2002年，在书商沈浩波的策划下，混迹在网络诗歌论坛的北京女职高生春树推出了自传体小说《北京娃娃》，并进行巡回签售。在成都签售会前夜，春树购买了一件红色的肚兜，在沈浩波的建议下，她穿着肚兜亮相签售会，立刻吸引了媒体的注意。她的年少、青涩和大胆、不羁的作风混合在一起，展现着中国年轻一代的新风貌。人们从对她作品的关注变成对作家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新一代中国青年的关注，春树也由此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封面标题是：China’s youth finally dare to be different（中国的年轻人终于敢与众不同），内文标题是The New Radicals（新激进分子），一个被命名为“linglei”的年轻群体在世界亮相。

春树最初以另类、离经叛道的姿态登场。《北京娃娃》封面上，一头短发的她跷着二郎腿，孤傲又对抗性地与读者对视，整张照片充满波普风格，封面印有“十七岁少女的残酷青春自白”“I，Seventeen，Badness Girl”字样，使人们将作品与作家经历画上等号。g后来春树的形象多了几分时尚酷炫，粉色的短发、朋克皮衣、墨镜，从过去有点土气的北京女孩变得前卫时髦。她连接了西方青年亚文化的脉络，成为与“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的酷女孩、摇滚女孩。她眼神不再迷茫，而是充满着“愤怒”的生猛力量，她也成为“80后少年朋克的文化偶像”、中国“新新人类”叛逆精神的代言人。h

与此同时，经由“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平台登场了一批“80后”作家。“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举办对中国文学发展来说是一场影响深远的事件，年轻人对于“文学”的理解从课本里的范文和书店大部头的经典，变成“文学”是对自我情感的抒发、是华丽的辞藻和飞扬的想象、是联结同类和惺惺相惜的桥梁。“文学”内涵的转变和新一代文学创作人才的横空出世、文学思维模式的建立、文学阅读群体的更迭，都使得21世纪文学产生了巨大变化。从“新概念作文大赛”走出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甫一登场就注重自我形象的呈现，“文学”成为披在他们身上的一件华丽外衣。

郭敬明前三部作品勒口的作者照片还是自拍的大头照和影楼的艺术照，经过风格的不断摸索，从第四部作品《梦里花落知多少》开始，他加入了以自己为主体的摄影插图，等到第五部作品《1995-2005夏至未至》，他直接成为封面的主角。2004年郭敬明成立了“岛”工作室，出版“岛”系列丛书，这个出版物最大的特点是注重装帧和版式设计，采用铜版纸印刷，基本每期封面都以郭敬明为主角，将他嵌入到某种情境之中，如同一本偶像的写真。在郭敬明的创作部分，文字也多由插图所展现的意象衍生开来，缺乏逻辑线索，只是不同片段的组合。到了后期插图越来越多，影像超过文字成为主角。也正是从《岛》开始，郭敬明不再只专注于文学创作，还负责外景拍摄、视觉呈现、产品衍生，对作品和个人形象进行立体化开发。

郭敬明形象呈现的特点是将自己融入某种氛围、情境中。这种氛围在《岛》阶段充满着梦幻色彩，人物身处辽阔的自然环境中，如沙漠、大海、森林，以自然界的浩瀚衬托人类的渺小和对命运的无法掌控，就像电影《小时代》的经典台词：“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漂浮的宇宙尘埃和星河的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等到《最小说》阶段，人物从自然环境进入到具体生活情境中，如校园、历史建筑、卧室，他身处在一种日式的、忧伤的、生活化的氛围里，照片都是半身像，突出表情的悲伤，打造一种“80后”特有的纸上电影。再到后期，越来越时尚化的郭敬明开始进行专业的摄影棚拍摄，注重细节处理，从凸显氛围感变成强化概念，如将两张脸拼接在一起，一半是休闲风格、一半是正装风格，或是手持面具遮住半张脸，这种分裂的意象也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里，凸显其矛盾的性格。后期郭敬明每张照片都以自己为主体，他像是一个从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精致王子，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散发着一种自恋气息。

当郭敬明被出版社打造为“金童”的形象推出时，张悦然也相应地被塑造为“玉女”。和郭敬明不同的是，在济南长大、在新加坡接受高等教育的张悦然从一开始就注重对自己美貌的呈现。她的作者像选用艺术照，单独放置在扉页，还特地为媒体宣传准备了一组照片，这些照片有着一种不符合她年龄的成熟感，卷发、厚重的刘海、公主风的长裙、蕾丝花边、繁复的配饰、浓重的眼妆。相较“70后”女作家的黑白个性风格，张悦然的形象充满着华丽的戏剧感，蕾丝裙和浓妆的碰撞造成一种极端的效果，如同她笔下塑造的那些性格极端的女孩。一向注重文学品质的张悦然，也推出过图文集《红鞋》，三万字的小说配有大量插图，她亲自客串模特。直到主编《鲤》，张悦然的形象才发生了变化，从华丽的公主风变成生活化的知性风，这也与她多了大学教师这一新的社会身份有关。

二、2.0人设时代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青年作家的形象呈现进入第二个阶段：人设阶段。“人设”概念来源于动漫，包括角色设计和人物造型两方面，前者又分为性格设计、生活背景设计，后者侧重视觉呈现。“人设”还跟当时的社会氛围相关，符合着观者的某种偏好和期待，具有一定的传播规律。青年作家的人设可分为：反差性人设、矛盾性人设、统一性人设。

相较郭敬明铺天盖地的照片，韩寒的照片并不算多，照片里的他一头长发，羞涩的表情和文字里的火力全开形成了反差，属于反差性人设。他在一次又一次的“事件”中凸显自己的姿态，在不同阶段打造不同人设，从早期的叛逆者、赛车手，到公民、公共知识分子，再到“国民岳父”。他的人设伴随着媒介转型，经历了传统媒体、博客、微博等不同阶段。

在传统媒介时代，他是一个被遗落在民间的文学天才、一个被寻回的“传奇”。他戏剧性的经历被反复提及，参加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却没有收到复赛通知书，等接到编辑电话才发现被遗漏。组委会为他单独设立了考场，考官现场出题，将一张纸揉成一个团放到水杯里。韩寒思考片刻挥笔写下《杯中窥人》一文，展现了他思维的敏捷和文笔的老辣，在一众沉湎于情感抒发的青春文学里显得独树一帜。尽管获得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青睐，但韩寒在高一期末考试中曾因七门功课不及格而留级，一年后又再次挂科，最终选择了退学。他以自己的前途挑战应试教育，被视作“勇士”，也由此奠定其叛逆者的姿态。

很快韩寒抓住博客发展的契机，将本属于私人空间的博客公共化，变成激烈观点的输出平台，持续更新、不断巩固着自己“批判者”的人设。他深谙网络狂欢化的本质，知道如何能引起争议，先从自己的创作入手，反对评论家所贴的标签、批判文学界的圈子意识。为了标榜自己是“性情写作”，他的论战方式也颇为“性情”，文章充满了粗鄙的口语，随意攻击文坛前辈，宣布和上一代文化人彻底断裂。同时他仰仗年轻人思维的敏捷，在博客上的论战讲究你来我往，在对方回复后迅速回击，随着牵扯的人越来越多，造成韩寒一人PK多人、“新兴力量”PK“顽固势力”的对比。“赛车手”的身份也为他增色不少，一是能始终保持着一种业余创作姿态，和文坛划清界限，二是创作和赛车都体现了他非凡的速度感，当“时间意识形态”取代“空间意识形态”时，“速度”就成为年轻人的超能力，谁能追逐热点、迅速反应，谁就能成为年轻人的偶像，韩寒正具备这种素质。

2008年起，韩寒把矛头从文学、教育转移到了社会议题，实现从作家向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型。2008年有两个关键节点，一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二是“5·12”汶川大地震，两者间隔不到三个月。巨大的灾难冲击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使得过去只注重自我价值、缺乏社会关怀的青年群体开始觉醒，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年轻人对公共事务关心和表达的欲望被推到顶点，2008年也由此被认为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元年。i韩寒先以赛车手的身份批评市政交通管理，提出问题，同时也为城市管理积极献计献策，使这一系列杂文富有建设性意义。可后来韩寒却拒绝再提建议，只凸显自己的批判姿态。

很快，韩寒拥有了一个最著名的身份——“公民”。2009年《南都周刊》对他进行报道，封面上韩寒戴着一个大号的红领巾，敬了一个礼，表情似笑非笑，“公民韩寒”四个硕大的红字和红领巾相互映衬，像是宣告这代人已经足够成熟，可以发挥作用。但在这篇报道里，韩寒重点介绍的是即将出版的杂志情况，被人记住的观点是他说自己跟郭敬明“男女有别”。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韩寒的形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与郭敬明的区隔、纠缠中展开的，他相对于商业化的、自恋的郭敬明是一个“他者”，代表了不同的道路选择，一个借由文学建立商业帝国，一个投身公共事务成为意见领袖，一个形象精致、气质阴柔，一个不修边幅、随心所欲。他们的不同还在于年轻人希望可以“像郭敬明一样”，却发现韩寒的人生道路不可复制，他就像网络小说里“开挂”的主人公，随心所欲地进行生活选择，给那些还在饱受应试教育之苦的年轻人带来一种爽感。

虽然韩寒表示不认同外界强加给他的身份，但仍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发表各种言论，包括著名的“韩三篇”（《谈革命》 《说民主》 《要自由》）。韩寒的杂文带有一种煽动性，他会刻意模仿鲁迅的语言，如“在未来的十年里，这些年轻人都是无解的，多么可悲的事情，本该在心中的热血，它涂在地上”j。这种语录式的行文风格被很多年轻人模仿、传播。他还在文章里自我矮化，用来强化一种对立关系：“以前你吃肉，我们吃骨头，我们已经满足。但现在怎么连骨头都不剩了呢？那当然了，主人养狗了嘛。但是，当真的掉下一些骨渣来时，又变成了屁民互掐。”k这种描述充满了画面感，但也带着卑微的自我丑化，靠自我降低引起底层民众的共鸣，挑起矛盾。韩寒还喜欢挑出一些留言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复，这些留言明显带有偏见，经过韩寒的刻意挑选却变成了“普遍民意”，故意营造出一种对立势态，引起读者的共同攻击。韩寒充当着“代言人”的角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读者放弃了自己的思考，也不再信任媒体，而是在社会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参看韩寒的评论，思路不自觉地被引导。同时韩寒还受到一众知识分子和娱乐名人的追捧，与他们的互动也不断提高着韩寒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