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溯“第三代”：以“校园”和“地方”为视域

将“第三代诗”指认为“‘朦胧’诗之后的青年实验性诗潮”a的观念，由李振声提出后，在较长时间内成为学界的某种共识。而“第三代诗”在“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上 “哗变”式的登台，同样被认为是对朦胧诗强有力的“反叛”，两个诗潮之间紧密的承接关系由此不断被建构。这种划分诗歌潮流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依据了以“迭代”为核心的撰史标准，也广泛应用于诸多新诗史的书写之中，似已成定律。但纯粹以诗潮和运动的“更迭”去分割新时期诗歌的演进历程，并非毫无问题，它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第三代诗”以“校园场域”为载体，从“影响的焦虑”中挣脱的复杂过程，以及“地方”作为诗歌发生要素的关键功能。因此有必要回到1980年代初期的诗歌现场，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已趋凝固的衔接链条中发现裂痕与缝隙，还原其过渡期的历史样貌。这不仅是对“第三代诗”前史的一次重要回溯，也能够澄明“地方”曾被固有现代性认知所遮蔽的价值，从而重塑“地方-中国”之文学结构，探讨诗歌创作在对话世界文学时的“中国经验”。

一、校园诗歌运动与“第三代诗”的发生

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使得散落于广袤天地之中的文化精英和年轻血液，重新汇聚到大学校园之中。此时的他们迫切地需要一种有效渠道，去释放久抑的心绪，并找寻新的人生支点。“校园”作为思想先锋、观念激荡，且与社会思潮互动密切的知识场域，恰以相对自由的氛围，容纳和提炼着这些迷惘、愤怒、激情交杂的繁复情绪，并最终衍生出1980年代初期声势浩大的校园诗歌运动。实际上，“校园诗歌”的概念一直未有严格限定，谢冕认为它的边界“仅仅决定于作者写诗时的身份，而不决定于其它因素”b，而马俊华则表示此类诗歌的核心，在于以校园为知识背景的诗人群体之间“较为密切的联系或交往”和“相互认同的诗歌主张”c。如果就该阶段校园诗歌运动而言，“校园”的确更倾向于对某种知识场域的确证，以及弥散而开的文学氛围，因此其界限理应更为宽泛，既以在校学生诗作为主体，也应囊括教师、毕业生在该场域影响下的创作。这些写作、交游既张扬了某种共同的精神立场，也以“群体”的面貌产生着影响。

校园诗歌运动在很短时间内便结成洪流，其间诞生了北京大学早晨文学社及刊物《早晨》、武汉大学珞珈诗社及刊物《珞珈山》、吉林大学言志诗社及刊物《赤子心》、中山大学红豆诗社及刊物《红豆》等一大批影响颇盛的诗人群体和刊物。而1979年由十三所高校联合创办的刊物《这一代》，成为该阶段校园文学风貌的集中展示。出于诸种原因，原本108页的《这一代》只刊出了64页，且黄子平的《脊梁》、王小妮的《闪》等诗篇散佚。但恰恰是只占四分之一篇幅的两组诗辑，成为刺向时代的利刃，凸显着那一代校园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这些在社会整体氛围尚未明朗之时便涌流而出的情绪，一方面彰显了诗歌内涵的某种新变，另一方面却也瑜不掩瑕地暴露出些许局促。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运动尽管目标不一致，但以彼此交织的方式“耦合”在了一起，这导致转折阶段的文学尽管呈现出脱离政治从属的欲望，但很大层面上仍是替“一代人”想象、思考与发言，未能跳出“‘集体无意识’的代言诉求”d的旧有叙述框架。这从《这一代》的创刊词中便能窥见端倪。他们认为“这一代”人的生活思考和艺术探索仍关乎“唤起人们的信念、意志和尊严”的“神圣的使命”e，而这与当时“今天派”风行的“同代人”境况显然密不可分。在旧时代刚刚离席的真空期，北岛等诗人在对以往的文学政治化思维做出突破时，也陷入另一种“后文革”的幻觉之中，该氛围同样影响到此时期的校园诗人，使他们将过往思想的余晖、青春的希冀与失落，以及社会转折期的参与感和责任感，通通熔铸为“相信未来”的终极呼唤。在这种意识笼罩下，“校园”知识场域所提供的古典传统、外来资源，被他们有意识地择取，而非整体性地考量和接纳。例如《这一代》中高伐林辨析西方象征派时，肯定的是它“批判社会生活阴暗面”和“追求社会正义和美好理想”的价值，批评的是它对“人类社会的必然趋势”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潜力”的忽略。f可见此时校园诗歌与西方诗艺的交汇，多限于意象重塑、技法革新等形式维度，其思想底色仍是与时代的整体性共振，以及与人民、国家、政治之间千丝万缕的勾连。校园诗歌对“今天派”的追随与效仿，“不一定是直接落在技巧本身上面，而往往成了精神层面的顶礼膜拜”g。

因此，新时期之初多数的校园诗歌，虽然迸发着强烈的变革冲动，也取得了许多拓荒成果，但思想底色上与宏大叙述的暧昧，使得它们仍是羽翼未丰的序曲。那种试图以星火燎原之势消解崇高主义和英雄话语的诗歌，反而悄然酝酿于西南一隅的四川校园之中。它以民间姿态和生存本相对朦胧诗发起的反叛和冲击，促使新诗潮以北京为“精神中心”的格局逐渐破碎，“外省”“地方”崛起的多中心并峙之势逐步形成。而这池春水早在1979年，便由四川大学锦江文学社创办的刊物《锦江》掀起了最初的波澜。

《锦江》共出版四期，前两期诗歌作品中的启蒙意味较为浓厚。“我只把希望交给火炬；/我只把胆怯拿去埋葬”h的激情，“看树下暗色的落叶一片，/枝头，却有点点新绿露出笑脸”i的期冀，都烙印着转折期的典型意象与情感。但在时隔半年的第三期中，《我要去寻找》《影子的歌》《红豆》等向内心和生活深化的独语性诗歌便如春笋般涌现，作者对私人化的隐秘情感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细细吐露。《锦江》的风格整体而言与《这一代人》较为相近，都是宏大抒情影响下的产物，但许多诗篇中青涩稚嫩的私语，已显露出突破既有桎梏的尝试。同一时期，成都的游小苏、翟永明、欧阳江河等人也组成了诗社，其中四川大学学生游小苏凭借诗歌《金钟》、诗集《黑雪》中唯美真挚、轻盈飘逸的低语，冲破了以磅礴性、使命感为底色的抒情框架，被认为是“南方最卓越的抒情诗人”j；而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的钟鸣，也在“温泉，江石，山峰，书卷，阶梯教室，一连串的打哈欠，瞌睡”k中开始了诗歌探索，编印出诗集《一二三四》，与成都的校园诗歌遥相呼应；而南充师范学院的万夏、李亚伟尽管还在“‘中毒’的青春激情”l中无所适从，很快也将以殷红的诗歌岩浆，引燃流经的土地。

1982年10月，赵野、唐亚平、北望、万夏、廖希等诗人，分别代表成都、重庆、南充三地的七所高校参与了西南师范学院的诗歌聚会。他们在短暂的三天里“热血沸腾，青春呼啸”m，最终以“第三代人”作为对自身风格的命名与确认。即便这场聚会因观念上的龃龉，未能达成共识性的理念与标准，但这一裹挟着青春躁动气息的遗憾结局，未能阻挡他们继续以“校园”为阵地，将“第三代”推向历史舞台的雄心。两个月后，赵野、胡冬、北望前往南充师范学院，与万夏讨论并完善他起草的《第三代人宣言》提纲，但理应作为标志性成果的诗集，却一再耽搁。直到1983年春天，赵野、北望联合成都八所高校成立“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并创办《第三代人》，这部结集才以“残缺”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北望为《第三代人》撰写的代序中，“行动”被标榜为他们的特质，他指出当下不是“几句激昂的论语”就能燃起民族复兴激情的时代了，唯有“贯注着强烈的责任行动”方能“制止这种呆滞”n，奠定了自身躁动的“实干派”底色。在《第三代人》收录的24首诗歌中，“自我”和“生命”意识的再造，成为诗人们摆脱空泛、对话时代的原发点。唐亚平的《悼亡》借一位患癌姑娘的离世，对生命的存在本色做了还原。那些象征缥缈寄托的“红色十字架”，在死亡的迫真感逼近时显得如此无力，面对灵魂的长眠，“不流一滴泪水，也不道那声告别”o方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北望的《城墙》则剥离了该意象惯常的历史厚重感，认为它作为“先驱者的背影”过于遥远，只有凸显“自我”，才能切实感受到“曳动的茅草”“风更快的通过”以及“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儿童”。“城墙”由此建立与生活、生命的联系，不再只是“烽火台的浓烟”和“北方的战争”p之象征。可见，《第三代人》消解着诗歌的沉重感，转向探索“非政治化”视野下的生命与诗意，“自我”不再是与时代意识紧密联结的“大我”，而是更具人性的“小我”。这很大程度上已呈现出“第三代诗”的重要特质：“像上帝一样思考，像市民一样生活。”q

如果《第三代人》尚显单薄，那么与它几乎同时面世的诗刊《次生林》，则是对四川校园诗歌这种异质性突围的再次印证。1982年，刚到四川师范学院工作的钟鸣，在“让新的地平线在南北同时出现”r念头的催动下，创办了《次生林》。“次生林”原指森林毁灭之后“重新生长起来的次代森林”s，该命名本身就蕴含着重建“另一代”的期冀。刊首的《编者说明》也郑重宣告：当“几首诗就能扇动热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带着原始的纯洁性”和“艺术的个人”的真实之诗将在“反叛精神”中复生。t这种新群体自我确立的冲动与《第三代人》如出一辙，但它更冷凝的情绪和更明晰的阐述，显然强化了发声的力度。《倦》是诗集中的典型，它全篇由感知的碎片所构成，既有“阴影重叠着阴影”的思辨、“钢板好烫哟”的狡黠u，也有拟形式的排布，以一种迂回的方式触碰着存在的真谛。游小苏则借由恋人在“一堆火”的激情与“一个空螺”的寒凉之间的情绪起伏v，提炼着生活中难以名状的絮语和人的私密性灵。此外，柏桦的《表达》还无果地寻觅着“表达”的途径，无论是历史梦魇所遗留的“文字恐惧症”w，或是感觉恣意游走时所察觉的语言限度，都隐喻着对语言本体和词物关系重审的必要。尽管翟永明的《蒲公英》、孟明的《冬天》等篇对能量和光线的“聚拢”，表明朦胧诗的游魂仍无可避免地附着于《次生林》上，但它相较于前阶段的校园诗歌，已然呈现了诗歌新质的进一步崛起。

《第三代人》创办两年后，万夏、杨黎主编了《现代主义同盟》（后更名《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作为中国第一本铅印民间诗歌刊物，它最终以书面形式完成了对“第三代诗人”的概念厘定和代际划分，使该群体含混不清的面容清晰起来。而1986年10月的“现代诗群体大展”，正式宣告了“第三代诗”的出场，尽管尚仲敏高扬“大学生诗派”的大纛参与其中，但这俨然已是校园诗歌运动的遗音，它在“第三代诗”诸多派别的分流下，最终趋于消散。

“校园”是新时期诸多诗人投身诗歌的原初动力，正如钟鸣所说，“我只要一眯上眼睛，就能想起它的感召力”x。通常而言，生成于“校园”场域的诗歌，受限于相对封闭的认知体系，极易落入“精英化”“自我欣赏”的窠臼，但《第三代人》和《次生林》却印证了一种“和诗经相持不下的楚辞（南糜）的传统”y之复苏。当同时期的校园诗歌还徘徊于“阳光，我，/我和阳光站在一起！”z“象一面火红的旗/席卷古老的大地”@7“我要到你的天空里飞舞/我要到你的大地上歌唱”@8等围绕史诗、英雄、希望展开的理想主义抒情时，四川校园诗歌自诞生伊始便已越出泛政治化情结的藩篱，呈现一种以“边缘”意识和“反叛”精神为核心的新质，形塑着“第三代诗”的雏形。不过“校园场域”以古典、现代、西方诗学资源建构起的知识体系，并不足以诠释四川诗歌新质的全部来源，反而是诗人们身处和内化的地方特质与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因习见而常被忽略的发生学要素，或许能在“应时而生”的原因之外，提供另一种溯源的方向。因此，将“第三代诗”再问题化，放置于知识场域与地方特质互嵌融合的关系中重新考察，颇为必要。

二、“市井”与“南方”：四川诗歌的“内陆”底色

巴山蜀水一直是中国诗歌版图的重要构成，其源远绵长的地域文化和传统蕴藏，不仅孕育了风格鲜明的古典诗歌资源，也赋予现代新诗独树一帜的“原生”力量和“地方”特征。但新诗诞生后的较长时期里，偏安西南的四川诗坛并未获得太多关注，反而在“大河涨水小河满”的现代性认知模式下被遮蔽。除了郭沫若、何其芳等卡里斯马式的诗人，其作为整体的诗歌史意义，始终蛰伏于历史的地表之下。直到新诗潮兴起，四川诗人方才凭借血气方刚的诗意创造和张扬锐利的诗学理念，成为文学转折期披荆斩棘的“急先锋”，其长久以来的边缘性坚守开始收获硕果。

1980年代四川诗歌的新质，生成于成都、重庆、南充、西昌等多个城市的“校园”场域之中，最终又在成、渝两座中心城市汇流与喷发，这与巴蜀市井传统的复现息息相关。巴蜀之地依附巴山、巫山、岷山、秦岭等天然屏障，又坐拥平坦富庶的成都平原，这种道阻且长的地理环境使其文化更多地带有原始遗存和民间印痕，也赋予了它一体两面的文化性格。一方面，巴蜀与域外的联系被山峦阻塞延宕，形成了川人安于现实、匮乏创新的保守性，他们多着眼于形而下的生存状态，张扬世俗性的生命意识，构成了“重实际，黜玄想”这一极具现实内涵的文化基底，也产生了“吃闲茶”“摆龙门阵”的市井传统。这在许多川籍作家围绕“茶馆”展开的公共生活叙述中有着充分体现。如李劼人便指出茶馆具有“各业交易的市场”“集会和评理的场所”“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9等多重属性，王笛也将坐茶馆、吃讲茶、喊茶钱称为巴蜀人家“日常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0。像“警察与挑夫同座”#1“你扯你的山海经，我摆我的龙门阵”#2这种不同阶层融汇一堂的景象，在巴蜀茶馆并不鲜见，既是其公共生活包容性和平民化的缩影，也表明一套自成体系的生存思维逻辑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