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的沉潜与词语的生机

一、向内反观或意识之“看”

基于对中西哲学的细致体察，高尔泰认为：“西方哲学作为对神学的扬弃，主要是认识客观世界，致力于追求外在知识，语言是描述性的。中国哲学主要是反观自身，致力于通过内省的智慧，成就德性化的人格，语言是启示性的。”a在有心检视、开采并糅合中西不同的文化、语言资源，以开辟现代汉语诗歌新道途的一众诗人中，深入佛法研究的禅修者王君尤其对此心领神会。依循本心衡量外物，在梵我合一的境界里空心澄虑、忘我忘物，是禅宗的思维方式与基本原则。这既“与西方基督教向外观察，从圣痕、紧缚、十字架、殉道中看到悲剧式的崇高，从而内模仿产生一种崇高感，因此向往天国、净化心灵”不同，也“与早期佛教苦苦折磨肉身，崇拜佛陀偶像，从而求得超生解脱”很不一样，禅宗“这种向内反观的方式，要求的是摒弃外在形相，凝心反思，忘我忘物，静思反照，以求得心理宁静式的自我解脱”b。仰仗修禅的心识训练和内心体验，王君的诗明显具有向内探寻的倾向，并因此持有特殊的方法论，融合了视觉效果和高度的精神性。比如王君在组诗《七根钉》的第五首《清凉尸林》中这样写道：

当星空呈现时，西日桑哈坐到

尸陀林里，开始了他奇异的修行。

意识捕捉到一个光点，目光之外，

鸟群又来了。渐渐地，视力拐弯，

“看”，从自身抓到了一个物，并把物

变为一个返回的活物，带着啸音，

密度坚硬如星星曾经遥远的一张脸，

眼光里长出了群峰雪白的肺。

在王君的诗中，意识的延展往往与视力的发散或“拐弯”保持一致，视觉形象十分突出。比如，“他必须获得一个新的支柱，/新的空间的‘眼睛’，从旧的实体长出，/时间恢复为器官……一个念头出现，/事物的脸涌现”（《献诗》）。“空间在吸入眼珠，/身体消失，枝丫蔓延，绿，/坐在视力的尽头，开成光的样子。”（《观音寺》）有科学家证实，图像重建确实存在于意识体验中，内心意识体验的萌发很可能与视觉机制同步进化。c但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视觉中心主义所定义的客观之看d，禅宗的观照方式既不屑于对外部世界作忠实的反映，也无视距离因素、时空界限甚或物我之分，其目的自然也与确认存在或思考真理无关。王君从禅宗实践中汲取经验，致力于在意识的光晕中呈现“事物的涌现”“身体的消失”，实现物我的交融、重组与穿越。因此，这种被他称之为“意识之看”的观察与创作方式，实在不必仰赖真实的目力，而更仰赖心境、仰赖思维的潜能和意识的活力。在《蝴蝶苔藓》一诗中，王君很清楚地区分了纯粹凝视与意识之“看”之间的差别：

一双人类的眼睛，重合的视角

最多可以是120度；

如果人类凝视一个物，最多可以框住

25度视角内的物体。

……

如果我真的闭上双眼。

把狮子和绿，还给虚空，

绿的界限也会消失。

蝴蝶跟着融入虚空，并在虚空中

像空间一样重新生长出来，

只要你需要，它就内生为

你需要的那只蝴蝶。

你识别到哪一只蝴蝶属于你的，

它就是属于你的。

从这首深奥玄妙又活泼机智的诗作来看，意识之“看”的对象并不会囿于物理的维度，被“框”死在固定的位置或空间，“看”的过程也并不遵循既有的顺序或自然逻辑。在意念中，光影聚变，蝴蝶翻飞，看的角度不停转动，甚至看的主体也在时时变幻——“这取决于人的本身，拥有的/是人眼、鸟眼还是狮眼/抑或是一只蝴蝶的非眼。”（《蝴蝶苔藓》）意念的蝴蝶可以显现为锦缎花纹，亦可以化作人形、鸟形和狮形。佛教唯识论认为，一切现象皆为心识所变。由于并不存在意识之外的客体，也就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主客体之分，想象或视觉图像也只是看起来外在于意识而已。借用佛教唯识论的术语“相分”或现象学的术语“意向”（intending）e，也许比“对象”更能体现这种思维与视觉形象或“前语言”状态之间的关系。与西方哲学自康德以来，才逐渐地从探寻外部世界逐渐转向内在感知不同，中国哲学一开始就重视内向体验，并在“五四”前后显示出向外转的趋向。f在许多诗人醉心于外在经验的种种新变，搭建起装饰繁复的诗歌阁楼时，王君颇为难得地坚持向内沉潜，探索意识的无边秘境。“人应该是桃子在春天作的一个梦”（《李白捞诗》）；“蓝天进入画眉。/蓝天在画眉的白云之中”（《七日禅》）。王君更愿意游荡在晦暗不明的边界，打开“万物奔腾转换的门”（《二祖煮雪》），在意识的幻化中捡拾生命细节的碎片。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意识之“看”颠倒了“感物”诗学那种为物所感的被动关系，在“转物”观念的加持下，“不是诗人去观察体验世界，而是世界不得不向诗人展示呈现；不是诗人的感官去反映万象，而是万象自动前来亲近和接触诗人的感官”g。一个念头出现，“事物的脸”便携带着自身的神秘性自然涌现，即便感觉器官是关闭的（比如合目闭眼），也能在意识的召唤下实现不同感觉的互通，在一闪间捕捉到事物的显现：“一张低头顺眉的脸哪，/所见的露水中的万物——过耳，过鼻，/呼啸而来。”（《献诗》）与“应物而动”正好相反，这种心理能量的聚集状态更具自发性、主动性，可能更近乎梦的直觉——既伴有活跃的脑活动，又自成体系，不受肢体与外物的限制和支配h，只是它还不至于弥散到无意识的境地，始终收束于自身的意识之流中。从禅宗这里，王君锻造出特别且有效的诗歌方法论，向内反观、凝神深思，赋予他的诗以充沛的想象力和澄澈的精神性。在熔铸了现代主义的技巧和元素后，内在于意识中的视觉形象愈加生动复杂，富于变化，不仅盛纳事物更多的“陌生而无名的成分”i，昭示世界的多样性，还闪烁着诗人自己的语言理念。毕竟，有关视觉的一个真相很可能如陈嘉映所说的那样：“视觉跟语言是高度重合的。”j

二、意识之“看”与动的态势

尽管王君从主张静照默坐、潜神内观的禅宗修习中获益良多，诗意隐蔽深奥，但他不似唐朝士大夫那样追求淡泊宁静的感情、幽深清远的气氛。与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这样静穆悠远的诗句不同，王君的诗在保留精神澄澈性的同时也富有十足的激情，更贴近宋代诗僧机智活泼的风格。王君自述以宏智正觉禅师为精神导师，欣赏其跳跃的思维、错落的诗歌节奏和口语、俚语相杂糅的语言方式。事实上，王君的诗也多少具有这样的特征，高密度的、旋转的语词与跳跃乃至横飞的思绪相互配合，凝结为不断更迭变幻的视觉碎片，在诗行间激荡出一种鲜活的运动姿态。比如：

有的能量聚集之后，转化为脑核

中的凸起。有的能量转化为死，

如树叶一样无人地落下。

而这一棵树转化为蝴蝶：看哪

一块蓝褐色、夹杂着嫩绿的苔藓，

爆炸性出现在树干分叉的地方——

肉质。滴着水。有如一只蝴蝶从枝头

活了过来，并轻盈地飞下，

飞入虚空里它的肉身中。

所有感受到它的人，蝴蝶与人

都飘起来。

——《蝴蝶苔藓》

褔柯（Michel Foucault）在他的动词理论中有这样独到的看法：“语言的入口处在于动词突然涌现的地方。”动词不再只停留于指称事态或活动，而起到断言作用，用来“断言两个表象的联系和共存。动词被定义为画布本身，向语言提供了展现其绘画的场所”。k在王君的诗中，词语的飞舞姿态和动词的密集出现，的确勾连了细小之物间的隐秘联系，并暗示其互相介入、变幻不定的可能。汉语本就不像西方语言那样苛求动词的时态，而着意于用模棱未定的词序语法，来表现物物之间的延展与契合。如叶维廉所说，汉语文字更像水银灯，能点亮一刻的真趣；又恰如琴拨，能在适切的指法下，引渡读者作空间的飞跃，由此进入弦外之境。l王君诗中画面的延展闪烁、空间的急速转接，就极大地发挥了汉语的这种能量。与之适配且引人注目的动词，更激发了物物间的交互关系。与张枣偏爱敞开空间，使事物在一面通向另一面的途中缓缓现身——“你看看春天的窗扉和宫殿/都会通向它们的另一面/还有里面的每件小东西/也正正反反地毗连”（张枣《惜别莫尼卡》）不太一样，王君似乎更倾心于跨越和消除界限，在神与物的交汇中呈现物的无尽转化——转化为“脑核中的凸起”，转化为 “死”，转化为“蝴蝶”，以及展现转化之际形态的变幻过程：“雨沉默如行云流水的变化：清晨/一夜寒至，水结为冰。/云从遥远变得如此清晰，/伸手可握。摸上去还是烫的。/水的暗示是，煮流水而求冰，可也。”（《水神》）“水气从周身向中心凝聚，/然后发生为水：水幕、水雾、水珠。/水滴则是成批地出现，/一个接一个，点燃了绿的/圆形的想法。”（《蝴蝶苔藓》）“翻卷之物”的虚幻的姿态始终与流动的意识相渗透、相扭结，意识为物赋形，也召唤出那些隐蔽的内在运动，昭示如“煮流水而求冰”这般的可能性。王君的诗不止像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 观察的中国诗那样，读来仿佛“在眼观事物显示自己的命运”m，还往往利用视觉的旋转与颠倒，来呈现世界在被人看到之前对自己的最初意识：

你写下：燕子已飞万重山，衔来一颗青稞粒。

我问：是燕子飞过万山还是

万重的山倒退着，被吹进小，小成一粒青稞米

燕子看见燕子眼瞳深处的一个黑点？

隐去的一定是山？

还是有更温柔之物，沿着时间的剩余

上下爬走：在高原，我记得是去年，

看见一个人背着冰镐在凿冰面。

他想从水下借点光。燕子飞远

光映在天幕，人空旷成无

群山邈邈，像天女手指里的一根弦。

——《空山问答》

类似于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从莫奈画作中得到的启示：“在‘看’的眼睛存在之前，水的眼睛，静水的大眼睛已在观看花朵怒放。”n“你”看到燕子飞过万重山，也许只是万重山倒退着，被吹成小小的青稞米，又或者并非是山在隐退，而是视觉后撤，“人空旷成无”。甚至，也并不是“你”在写这些句子，只是燕子在飞。依据周裕锴的研究，“学佛的宋人在观照现象世界的自然山水时，往往超越了‘以下望上’之类的看‘真山之法’，而惯常用万法平等观来看待一切事物”。他指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批评了宋初画家李成的画法，称其一味“仰画飞檐”“掀屋角”，不懂以大观小的奥妙。o王君的观照方式既结合了中国古典诗画的眼光与禅宗思维，保持开放性的多重透视，也糅合了现代主义的核心观念——基于对旧的粉碎和无条件逐新而构成的否定意识。

在对这一观念青睐有加的张枣的诗中，否定意识表现为一种不断追问的写者姿态，而在王君这里，则体现为一种在自由意识浸润下生发的动力态势。“隐去的一定是山？”这一疑问拆解了认识的确定性和必然性，并将视线重新带回到朦胧不清的光晕中。在王君的诗中，否定意识并不一定表情严肃、语气笃定，相反，它总是在一种摇摆、错位的状态中实现自身：“也许不是你在写，而是燕子在飞”（《空山问答》）；“上一分钟，我陷入到竹子里。/‘现在’的这一根：我已经消失了，/竹子有可能不是一枚浆果。”（《12月27日的山色》）。赵汀阳认为：“能够为意识开启可能性的临界点必定是超越‘是’的关系的一个词汇（或一个符号功能），只有超越了‘是’的关系，才能够超越对应关系而为意识开启一个由无穷可能性组成的因而与有限现实性完全不对称的思想空间。”这个词汇就是否定词，“否定词的出现是一个创世事件，它创造了思想的复数可能世界”。p对王君而言，否定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摆脱既有现实的秩序，使意识在发散的、游移的、晦暗不明的状态，抵达或返回世界的陌生之处。王君不止一次地写到时间的回流、有关死亡的“将死”和再生，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