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延长线与平行线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科幻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想象  

一

市场化、现代性、全球化等一批重量级词汇的活跃，意味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生了意味深长的转折。转折的识别依据并非仅源于特定的时间或事件，更来源于诸多因素合力所形成的趋势。经济建设、全球市场、产业发展代表了不同于阶级斗争的社会内涵，再次催生了文学蓬勃的叙事生机。毋庸置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关注的焦点、叙事的形式、参与的文化表达与博弈，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市场时代的揭幕并不意味着旧问题的自然消解，反而使文学叙事所面对的社会关系结构变得更加复杂。许多汹涌的情绪和认知接连不断地撞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此时的知识分子叙事记录了这种时代的印痕。

许多小说集中呈现了市场秩序兴起后知识分子生活的巨大变化，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和谌容的《人到中年》里知识分子的清贫与困顿，迅速被另外一种表情替代。在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李劼的《丽娃河》、阎真的《沧浪之水》、张者的《桃李》、何顿的《荒芜之旅》、莫怀戚的《经典关系》、史生荣的《所谓教授》、王家达的《所谓作家》等小说中，出现了大量意气风发的知识分子形象。这批被视为市场时代成功人士的知识精英既熟稔特定的知识话语体系，又擅长于将这种话语体系携带的象征资本充分地物质化、利益化。《桃李》的开篇就捕捉到市场时代对知识精英称呼的明显变化，比起“老师”，硕博士们口中“老板”突显的是权力和资本的色调，“一男多女”的情感叙事模式也顺理成章地漫延开来。《所谓教授》里刘安定教授对他的岳父宋义仁教授的评价，可以视为对这个时代知识精英形象的理想化勾勒：“岳父是一个最懂得生活的人。在事业上，岳父能抓住机遇，与时俱进，让学问走向市场变成经济效益，成了名，挣了钱。在生活上，岳父儒雅而不死板，开放而不张狂，既有知识分子的稳重，又有现代青年的热情浪漫。如此活一辈子，怎么说都应该是活得很有质量，很有内容。”a“懂生活”“有质量”“有内容”将知识分子形象的重心拉回到日常秩序的意义范围中，个人的需求理直气壮地抬头，这是相比于革命时代价值判断所发生的明显转变。

市场时代解放了个体的、感官的、物质的诉求，但这种诉求也可能是饥饿过后的饱食，很快产生新的不适。知识分子不可能都热衷于名利的追逐。强大的人文道德传统、执着的行为价值追问，都在抵抗或消解这种知识精英的魅力。就在同一批小说里，一些志得意满的知识精英们被安置进略显突兀和夸张的死亡结局中。《欲望的旗帜》里一把年纪的贾兰坡教授带着情感上的暧昧和内心中的困惑跳楼，却栽到了楼下寡妇的阳台上；《桃李》中的法学界大腕邵景文的尸体被情妇耐心地割了一百零八刀；《荒芜之旅》中在1990年代初就拥有硕士学位的张逊在纵情于肉欲和赌博的刺激后死于车祸。相似的是，北村在《最后的艺术家》里将堕落而茫然的艺术家们扔进了重症和疯狂的绝境，但与《欲望的旗帜》或《桃李》等小说不同的是，北村对知识分子的安置以信仰的确认为终点站，在某种意义上，这批艺术家的皈依就是回避。邵景文们在市场时代的答卷显然无法令人满意，章永璘——张贤亮发表于1984年的《绿化树》中的知识分子——用几何知识仅能争取到让罐头筒多盛些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精神世界的饥饿或恐慌可能造成更为持久且剧烈的痛感。思想史或文学史的研究者都发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个难以概括出共识的时代。知识话语分散为各个相互孤立的单元，“同一性已经不存在了，统一的思想平台完全解体，不再有为所有人一致认可的元话语，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各样越来越不可通约的共同体的话语……在知识话语上，一个统一的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已经荡然无存了”b。自然而然地，价值判断也难以达成共识。“知识分子开始对自己以往的‘价值立场’产生怀疑和困惑，知识界和文化界一度出现‘阐释的焦虑’和‘失语的惶惑’。如何阐释目前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状态，采取何种价值立场与话语体系，知识分子角色功能的转换等话题，成为90年代文化界关注的焦点。”c邵景文们的张狂、惶惑和暴亡，都是价值认同无法安放的表征。

这是理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想象的一个简要而又必要的背景。说简要，是因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叙事不仅只有同步性地思考时代的一面，还有如宗璞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花费三十余年完成的《野葫芦引》长篇系列、李洱的《花腔》、格非的《人面桃花》等其他主题。涉及知识分子叙事的线索，可以追溯到当代文学史中杨沫的“《青春之歌》三部曲”，乃至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郁达夫的《沉沦》、叶圣陶的《倪焕之》、巴金的《寒夜》、钱钟书的《围城》等名篇，这个名单的丰富性足以引人注目。说必要，则是考虑到科幻小说内在的现实性及其与主流文学的关联性，这是理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必要环节。众所周知，达科·苏恩文对科幻的界定就是“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是根植于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d詹姆斯·冈恩也强调，科幻小说“一向与大众思潮和公共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它与主流文学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高垒深沟：“科幻小说既是文学，也是通俗小说，既可以预言，也可以推测；科幻小说可以严肃地思索问题，并期望受到严肃的对待。”e西方科幻小说发展史清晰地呈现出与主流文学的呼应关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的科幻遵从现实主义的叙事法则，新浪潮运动带动科幻进入现代主义，而1970年代末之后的后现代主义又成为科幻写作重要的动力资源。f呼应与融合同样在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中上演，从改革开放初期到1980年代末，“中国科幻最重要的收获，是将社会现实题材纳入科幻小说的创作范围之内，同时又吸收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题材文学的成果”g。了解自身所处的时代以及同时期相同主题的文学创作，是探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科幻小说知识分子想象的起锚点。

二

何夕的《伤心者》体现了与《欲望的旗帜》《桃李》或《沧浪之水》等小说相似的情绪。《伤心者》以科幻的视角进入了市场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焦虑，也可以将此理解为对《欲望的旗帜》等小说的承继与补充。作者除了将自己的名字赠予小说主人公，还特意将科幻事件的发生时间与小说创作的时间统一到1999年。这表明，小说有强烈的对所处时代发言的愿望，甚至不需要增添多少科幻的佐料。主人公何夕所提出的“微连续理论”，几乎就是小说科幻色彩的全部，而这轻描淡写的五个字，却是一百五十年后大统一场理论方程式诞生的源泉，直接通向宇宙秘密的终极揭示。“微连续理论”的问世过程而非其巨大的理论能量，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主线，而理论的重量与其提出者经历的悲惨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主人公何夕不曾享受到“微连续理论”带来的丝毫荣光，终身穷困潦倒。深爱他的女友最终投入了成功人士的怀抱，关心他的导师无奈地放弃了援助，只有贫困而不识字的母亲成为他最后的依靠，这位二十年都说不出话的理论天才在母亲去世两天之后就在精神病院里孤独地死去。叙事者何夕如此激愤，甚至悍然忽视了某些情节设置所必要的合理性。例如，为何主人公何夕不顾巨大的经济负担而执着地要出版自己的成果？发表论文这条可选择的路径为何被包括导师在内的所有人忽略了？一百五十年后的大科学家何宏伟居然跑到一幢“正被推倒”的旧楼之中发现《微连续原本》，这难道不与大侠在深山中发现武学秘籍如出一辙？小说安排的伤心之旅指向这样的认知：绞杀或湮没了天才理论家何夕的，就是由各种制度、话语、规则和价值判断构成的整体氛围。“是否有用”是这种氛围中通行的价值判断尺度，《微连续原本》所包含的理论价值因超出了其时代的理解能力而一文不值，作为导师的刘青承认，“我不知道它能用来干什么”，“我们的研究终究要获得应用才是有意义的”。h实利化的价值判断几乎埋葬了“微连续理论”，也几乎逼疯了《沧浪之水》里曾自诩清高的池大为。写出《微连续原本》的何夕在科幻小说中绝非个案。在王威廉的《野未来》中，物理系的研究生马征震惊地发现，初中毕业的科幻爱好者赵栋居然靠自学超过了自己的学识：“你说的很多东西我才刚刚接触，我觉得你比我导师说得还透彻。”i可赵栋同样无法被体制接纳，普通的知识个体只能消解在充满幻想和隐喻意味的奔向未来的姿态之中。《伤心者》的何夕和《野未来》的赵栋延续了1990年代知识分子叙述的部分想象，但这些困顿的天才还不是同期科幻想象中的知识分子主角。

明甲砺器，牧宇耕星。深邃幽暗的太空才是科幻小说钟情且擅长的领域，这也到了刘慈欣“三体”系列隆重登场的时刻。这部思考人类文明在宇宙中的前途与命运的三部曲涉及众多知识领域，曲率驱动、能量镜面、引力波广播、宏原子核聚变、概率云、低光速黑洞、死线等科技想象名词和宇宙社会学、黑暗森林法则、猜疑链、思想钢印、黑域计划、回归运动等文明状态描述，都把注意力的光源集中到了知识分子形象之上。“三体”系列中的重要人物，除史强外基本上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或至少拥有特定的知识背景的人员。以第一部为例，直接导致人类与三体文明遭遇的叶文洁是天体物理学家，她的丈夫杨卫宁是红岸基地的总工程师，女儿杨冬是物理学家，父亲叶哲泰和母亲邵琳都是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汪淼是主攻纳米材料的应用物理学家，在刘慈欣其他的科幻作品中多次出现的丁仪是理论物理学家，三体文明也设有“科学执政官”的职位。读者发现，连一众次要人物也都有明确的专业身份：申玉菲和魏成这对形式上的夫妻分别是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被叶文洁的护卫拧断脖子的ETO降临派成员潘寒是生物学家，红岸基地政委雷志成是天体物理专业出身的、当时少见的知识分子政委，甚至连作战部普通一员、在小说中仅露了露脸的徐冰冰都拥有计算机专家的头衔。知识分子或拥有鲜明知识背景的人物继续在随后的“三体”系列小说中挑起大梁，第二、三部中的核心人物罗辑和程心，前者是清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后者拥有航天发动机专业的博士学位。或许科幻小说中大量出现的知识分子人物不足为奇，因为这种文类必须含有科学因素，但值得关注的是这批知识分子聚集的方式：他们共同朝向一个宏大主题。这与《桃李》等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形成了明显的差异。毋宁说，“三体”系列中的知识分子活动逻辑更像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革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围绕着必然出现在某个历史远景中的命题展开。

总体历史蓝图再度复活、逐渐明晰。叶文洁、汪淼、罗辑、章北海、程心等人的思想、观念与作为，都关乎人类文明在宇宙中的命运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等问题。人类如何在宇宙中生存的叙事主题如此宏大，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革命小说中保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成长细节，就显得细琐且无须兼顾了。《青春之歌》里林道静的恋爱过程也是知识分子摆脱旧价值观而成为党的忠诚战士的过程，随着恋爱与革命在相互隐喻中推进，原先林道静钟情的北大国文系学生余永泽很快失去了魅力。他的小资产阶级做派被同样出身于北大的青年学生卢嘉川身上的革命气度击败，在青年知识女性眼中，由一位多情骑士和饱学才俊，迅速地蜕缩为一双猥琐的小眼睛。投入时代洪流的成就感冲垮了日常的安逸和情调，但这样的细节不是“三体”系列所在意的。作为罗辑梦中情人的具化，庄颜是大史动用政治组织力量找来的，又成为政治组织推动罗辑不断参与总体历史建构的重要砝码，她是对情节推动颇为关键的符号，却难言有多少令人印象深刻的复杂性格或情绪。毕竟，罗辑的丰功伟绩足够扣人心弦。他领悟到“黑暗森林法则”的真相，在人类太空战力被“水滴”彻底摧毁后成功地建立起“黑暗森林威慑”，在三体文明入侵地球后成为地球抵抗组织的精神领袖，又主持研发曲率引擎为人类文明的存续保留了可能。罗辑的一生就是不断回答人类文明能否被拯救、如何拯救、是否值得拯救等大问题，这完全超出了《欲望的旗帜》《桃李》等小说里的知识分子的能力。围绕着这些大问题的，是宇宙社会学、黑暗森林法则、曲率驱动、回归运动等需要详细说明和演绎的概念，而非眼波流转、辗转反侧、执手凝噎、睹物思人等传统文学所熟悉的细节。邵景文们陷于功名利禄的焦虑、迷惘或痛苦，在罗辑面前显得轻若鸿毛。

三

宇宙为纸，时间为墨，如此宏阔的气度适宜于对本质性问题的想象追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活动半径，在科幻领域中突然向光年尺度、宇宙范围跃升，纷纷指向许多“本质”或“真相”的想象。有研究者指出，考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出现的科幻作家，“无论从作家群体的年龄跨度、教育背景、个人经历，还是作品的主题、形式、文字风格、表现手法、审美趣味，甚至包括他们对‘何谓科幻’这一问题的表述，都存在着看似不可通约的巨大差异，也很难找到与此前七八十年代科幻创作之间的传承关系”j。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科幻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想象，又似乎延续了总体历史蓝图的叙事逻辑，只不过那时的林道静们面对的是革命的总体历史图景，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科幻小说中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总体图景要更为复杂。这是否是一段历史的复现或延长？科学技术、文明进程、社会形态、道德判断等等都参与了宇宙尺度上的总体图景建构，这张话语之网中绝不缺乏对终极性问题的想象和思考。

围绕着人类文明能否被拯救、如何拯救、是否值得拯救等问题，“三体”系列中的知识精英们作出了各自的选择，他们的行为甚至关系到宇宙能否最终重启，比如在结尾处程心留在647号小宇宙里的5公斤的生态球。动辄天崩地裂、星光灭绝的场景已经远超过革命时代和市场时代知识分子的关注范围，但“三体”系列绝非个案。许多作家期望能借助科幻想象把握宇宙的终极性规律，“大统一”理论是刘慈欣、何夕等人笔下的知识分子念念不忘的所在。何夕的《伤心者》宣称天才理论家何夕提出的“微连续理论”导向“大统一场理论方程式”的诞生，人类从此拥有揭开宇宙终极规律的钥匙。刘慈欣的《朝闻道》 《微观尽头》 《坍缩》等都涉及了大统一理论，《坍缩》中的顶级科学家丁仪直接创立了统一场论，他带着一批知识精英和物理学专业出身的省长共同见证了宇宙的坍缩和时光的倒流。《微观尽头》里一批科学家在撞击夸克的过程中观测到宇宙反转现象，这证明了“超统一方程”的正确性。《朝闻道》大统一模型中，以丁仪为代表的地球顶级科学家希望得到宇宙终极奥秘的真相，但被拥有此终极知识的“排险者”以“宇宙中文明世界的最高准则之一”“知识密封准则”严禁向低级文明传授高级知识为由拒绝了。在揭开终极真理的神秘面纱的巨大诱惑之下，丁仪等人决定以生命为代价，让“排险者”传授终极真理后再毁灭自己。“排险者”应允之后，真理祭坛前聚集了包括物理学、宇宙学、数学、生物学、经济学、史学等学科的全球知识精英，“宇宙大统一模型”作为人类渴望的终极物理知识登场，它缓慢而庄严地从物理学家们的上空移过，这些知识精英随即化为上升的火球。“对宇宙终极真理的追求，是文明的最终目标和归宿。”k“宇宙大统一模型”代表了人类知识界对宇宙奥秘的渴望，现在，至少科幻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可以摘到这颗物理学皇冠上的明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