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当代性 

1993年我写作《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讨论的是晚清到民国时期的“现代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价值取向，但当时我主要面对的却是自己对于前途的迷茫和选择，是指向当下的。因此，1993年我思考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既有当代性，也有实践性，从知识分子形成时期的“源头”中辨析三种价值取向，以知识分子的实践经验与教训来检验其在当下社会的意义。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年，中国乃至世界都发生了变化，国家权力依然是国家权力，世界霸权依然是世界霸权，但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人群的思想感情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化经济、互联网、数码时代、人工智能，以及虚虚实实建构起来的元宇宙，云遮雾障弥漫在天地之间，加深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难度。知识分子个人所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加艰难。当然，不选择也是一种态度，如今青年中流行的“佛系”“躺平”等现象，正反映了当下社会的消极抵制情绪。我在三十年后重新捡拾起这个题目，虽然谈的依然是晚清到民国时期的陈年旧事，但我的思考里也融入了自己近三十年来社会实践的切实体会。我对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是自觉的，对于知识分子岗位的理解和实践也是一贯的，三十年来我对此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尤其是对其艰难性的感受。

在这次写作的过程中，我的思路越来越偏离原来的设想，基本放弃了对传统士人庙堂意识的讨论，用更多篇幅来讨论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与岗位意识。理由也很简单：我所讨论的主要对象，是指晚清到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价值取向，其中庙堂型的价值取向，作为传统体制下的士人价值取向，随着废除科举制度、推翻帝国、大批青年出国学习新的专业知识等一系列变化，应该逐渐被废弃和淘汰。尤其在现代社会，如果有健全的民主制度，国家公务员以及行政管理系统，属于社会职能部门的岗位，而不是高居社会之上的“庙堂”。两者有本质的区别。a“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知识分子最先接受世界新知识新思想的洗礼，成为具有新价值取向的新人，代表了最鲜活的社会进步力量。他们在长期追求民主政治理想中凝聚起来的广场意识，以及在专业训练下服务于社会人群的岗位意识，在他们的社会实践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价值导向作用，应该成为多数青年人蓬勃发展的主流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受制于社会发展，反过来也影响社会的发展趋势。我们研究社会流行的价值取向，大致可以判断社会发展的倾向性。而对于一个现代文史研究者来说，我更关心的是青年知识分子如何在现代社会进步中发挥健康作用，更好地呈现其价值所在。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我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先驱者社会实践的教训方面，从他们的人生道路总结经验，探寻走向未来的方向。我反复地描述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和岗位意识两者的关系，反复地说，在广场意识高涨的时候，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会受到压抑；然而广场意识受到挫败时，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却会进入新的高涨时期。但这种现象不能倒过来理解：知识分子广场意识的兴衰不是由岗位意识所决定的，自然是另有原因。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虽然看似是一种平稳的选择，却往往承载了广场意识所不能完成的使命，坚守岗位与超越岗位，才能真正做到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这同时也包含了下面一层意思：健全的社会形态由单一性价值取向朝着多元共存的价值取向发展，有赖于社会各类专业岗位共同建构、集体作用才能完成。庙堂型的价值取向适应于一元化的社会建制，广场型的价值取向适应于二元对立的社会形态，而岗位型的价值取向强调的是社会的多元共存及其发展，知识分子在各类岗位上做好自己的专业工作，并且能超越岗位，对社会公共事务有所担当，有所贡献，现代社会才能朝着理性的方向、理想的方向慢慢地发展和不断自我完善。

尤尔根·哈贝马斯有一次在回答记者提出的“介入型知识分子”（the committed intellectual）衰落原因时指出：“以法国为例，从左拉到萨特，再到布迪厄，公共领域对于知识分子至关重要，尽管这一脆弱的结构正在经历日益堕落的过程。‘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这种怀旧意味的问题没有说到点子上。如果没有与之对话的受众，就不可能有坚定虔诚的知识分子。” 哈贝马斯指的是，欧洲社会在互联网效应下正在发生改变，对公众产生巨大吸引力的商业化引发了传统公共领域的解体。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形象是与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古典结构共命运的：“这有赖于一些让人难以置信的社会和文化的假设，主要是警醒世人的新闻界的存在，报纸、大众传媒有引导社会大众将兴趣转向那些与政治舆论有关的话题，也有赖于一个读者群的存在——这个读者群对政治感兴趣，受过良好教育，对于舆论形成中的冲突习以为常，也肯花时间去阅读高质量的、独立的报道。”b知识分子不可能孤立地展开活动，他的活动总是与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当代社会连这样一种构成公共领域的环境都不能具备，那么，何来“介入型知识分子”？对此，哈贝马斯也感到无可奈何。但是“介入型知识分子”不存在了，不等于知识分子都不存在。知识分子会有另外一些展开自我的方法。联系到我们讨论的知识分子价值取向，也面对着哈贝马斯同样面对过的问题。古代士人阶层之所以遵循庙堂型的价值取向，正源于传统社会结构中庙堂一统天下；现代知识分子建构起来的广场意识，正是诞生于整个中华民族追求民主、解放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如果社会实践的环境发生变化，那么大多数知识分子追求的价值取向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但是，作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及其价值取向总是存在的。我这是指一般的情况，至于少数知识精英凭着坚强意志与崇高理想介入社会运动，不挠不折，影响周围的人群，吸引部分先觉者一起来投入，也会形成可观的价值取向。这样的例子永远不会缺少。所以，我们要讨论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当代性，并不限于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广场意识也同样具有当代性。

但是我更愿意强调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当代社会发展需要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在各自岗位上坚持专业原则，实践科学与人文的理念，并能够直接在社会上发挥积极作用。在一个文化普及相对贫瘠的落后国家里，有文化的人显然比普通人（靠体力劳动谋生的人）具有更高的公信力，但是当社会进步与教育普及，一般的社会成员大都受过一点教育，脑力劳动在整个社会劳动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所谓“受过教育的人” “有专门知识的人”“脑力劳动者”在社会人群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他们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一部分，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邓小平断然指出“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c的事实依据。 知识就是力量，新知识的掌握者就是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力量。这种“新的知识”当然也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的思想和发现。作为知识分子精英而存在的、比较接近intellectual原义的知识分子虽然相对于社会大多数受过教育、有专门知识的脑力劳动者来说是少数，但也无可讳言，他们属于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可能是其中更拥有博爱能力、最富有正义感，同时也最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一部分，不能说，他们与一般的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完全没有关系。在中国的语境下，精英知识分子是广大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即社会劳动主体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把知识分子从这个社会体制中完全剥离开去，使其成为孤立的社会存在。即使在西方社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作为intellectual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恢复到左拉的反犹时代，更不可能恢复到拉赫美托夫d的俄罗斯沙皇时代。米歇尔·福柯在20世纪80年代讨论法国知识分子状况时，分析过这样一种情况：

知识分子现已不再以“普遍性代表”、“榜样”、“为普天下大众求正义与真理”的方式出现，而是习惯于在具体的部门——就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把他们置于其中的那些地方（寓所、医院、精神病院、实验室、大学、家庭和性关系）进行工作。无疑这赋予他们一种更为直接和具体的斗争意识。而他们再次碰到的问题是专门的、“非普遍性的”、往往有别于无产阶级或大众的问题。然而我认为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和大众的关系实际上变得更为密切，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它成了一个真实的、物质的、日常的斗争问题；其次，因为他们经常同无产阶级面临同样的对手（尽管是以不同的形式），即跨国公司、司法和警察机器、财产投机商等等，这就是我要称做的专家性知识分子（specipic  intellectua），相对于普遍性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 e

请注意福柯的表述：他把知识分子的“普遍性代表”“为普天下大众求正义与真理”的属性视为一种存在方式，而不是天赋的特质，它是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演变而变化的斗争形式。福柯所说的现代西方社会的“专家性知识分子”和“普遍性知识分子”，从价值取向的角度来理解，有点接近岗位型知识分子和广场型知识分子，如果可以用符号来指称，也就是说“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普遍性知识分子”是主流，广场也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但发展到现在的环境，知识分子的岗位型价值取向要比广场型的价值取向重要得多，广泛得多，福柯所说的“专家性知识分子”的现象将会越来越普遍。我注意到福柯在这里分析的正是专家性知识分子的斗争方式和意义，他并没有把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从intellectual的概念里驱逐出去。这就说明，在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里面，也没有一个intellectual以外的“知识分子”的概念。

所以，我们对于《现代汉语词典》里“知识分子”条目的诠释f，尽管不全面，但也用不着耿耿于怀，也不必在西方intellectual面前自惭形秽，似乎我们连“知识分子”的称号都不配。中文的“知识分子”条目只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实际状况的一种描述，关键词是“从事脑力劳动者”，前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后面的补充说明也只是对知识分子的岗位做出某种限定。这种限定是必要的，属于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的岗位，并不包括官吏、政客、资本家、土地出租者等职业岗位。g但是在这个基础条目之下，还可以分为多种“知识分子”，如我们所讨论的“专家性知识分子”“普遍性知识分子”“介入型知识分子”等等，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定义和分类，把知识分子概念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充分包含进去。其实像哈贝马斯、福柯这样的不同背景下的西方学者比我们要潇洒得多，也现实得多。他们都是从已然的社会现状出发来重新考虑知识分子的作用和斗争责任。回顾我国的知识分子的实践之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引导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主要是知识青年群体）实践的价值取向，是以广场型价值观为主导的，而知识分子的岗位往往被混同于一般的社会职业，非但得不到张扬，反而被时时防范，视为革命的对立面，社会不断对之进行思想改造。一般来说，在一个欠发达的社会里，大部分社会人的生活过程中，都必须通过某种职业性劳动来换取生活资料，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与之相联系的是，在社会主义价值观里，职业性劳动价值曾经获得普遍尊重，劳动成果的社会意义更是被强化宣传。但随着20世纪中期社会大动乱以后，历经上山下乡运动、国营企业转型、工人下岗失业，以及农民工进城，从事大量低回报、强劳动的工作等等，传统社会主义理想型的价值观消解殆尽。1990年代随着资本主导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观很少再被主流媒体所强调。在社会流行的价值取向中，劳动仅仅是人们换取生活保障、延续生命繁衍的主要渠道，劳动价值观与工资待遇、岗位等级联系在一起，劳动者价值的社会意义，非但不再为真正的体力劳动者所关心，反而被视为讽刺的虚伪说教。然而，相反的情况是，在高科技引领下的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人的体力劳动越来越贬值，但脑力劳动——尤其是高端知识开发的脑力劳动，在当代社会发展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在这个前提下讨论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虽然主要是讲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岗位型价值取向，其意义同样包括了科学技术领域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实践性，是与某种社会职业联系在一起的，但职业只是形成岗位意识的第一步，我特意为知识分子的岗位添加了两个修饰词：“专业”与“民间”。“专业”是指岗位内在的规范与标准，“民间”是指岗位外在的社会立场（知识分子作为普通人的立场，保护社会弱者群体的立场，而不是为权力或资本服务的立场）。知识分子从事的专业，无论是教育科研、著书立说、新闻传播、艺术创造，还是其他服务于社会人群的行业，都含有人文性的理想和精神性的超越，这是与一般体力劳动的职业相区别的地方。如果把知识分子的岗位仅仅等同于获取生活资料的社会职业，那么知识分子专业的人文性和精神性就无法彰显，岗位的意义也是缺失的。而且，知识分子岗位所体现的人文性与精神性，除了指代专业本身包含在内的人文特性外，还具有岗位的超越性，即在特殊情况下对社会邪恶力量的抗衡与战斗，以捍卫专业的纯粹性和科学性。

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的实践需要有强大的主体精神来支撑。说到底，就是要用最专一的情怀投入到专业理想中去，爱自己的专业，爱自己的岗位，没有一种外在力量可以剥夺这种执着的感情。我经常听到这样一种声音：“我是想好好工作，但是现实的环境太恶劣，弄得我一点心思也没有，我怎么安得下心来工作呢？”在互联网时代，这类似是而非的虚幻的感叹，正说明岗位意识的薄弱与混乱。20世纪30年代国事蜩螗，这类声音常常会转换为“华北之大（或者中国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一类的声音……于是很多青年就放弃了书桌，奔赴战场；但也有那么一批知识分子，他们辗转千里，在云贵高原的山洞和农舍里，在敌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坚持学术研究和教学，培养出一批优秀青年人才，心之所向，无问西东。这就是知识分子两种价值取向的并行，在战争时代是必须的；然而在正常的社会发展中，真正的岗位意识似乎更需要坚定意志的支撑。在这里我想转述一个知识分子可歌可泣的故事，自然是发生在特殊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