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合优势力量的小说总攻

很难描述我眼里的陈彦，他纹丝不乱的发型和擦得透亮的眼镜，整洁的衣着和稳重的步态，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仿佛过着从容的、既定秩序的生活。这是小说家？可是，明明有他业已完成，且一部胜似一部扎实可读的长篇小说在那里。当然，这样的小说秩序井然，跟他本人留给我的印象并不违和。

2023年初，陈彦的长篇新作《星空与半棵树》横空出世。之所以用这样的词，是因为它大大颠覆了我对陈彦的既有印象。原来，他的沉稳平静下面有着如此多的冲动和激情，热烈和沉思，掌握着那么多的方言俚语和哲理名言，真可谓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家事国事天下事，都在一部小说里激烈地对冲着、纷繁地纠缠着。这是一部声音强劲、动作夸张，描写生动、叙述奔放，悲喜兼具、主题鲜明的小说。各种元素野蛮生长，又不失内里秩序；各种声部激烈对抗，又不失作者的主心骨。这是陈彦为自己彻底松绑，尽显其丰沛才华和创作才能的小说，可以说调用了他所有的能量，集合了所有的优势力量，汇聚成一股强劲的小说洪流。与其说是他在小说创作上的一次“变法”，不如说是他创造能量的尽情释放。小说家需要有这样自由挥洒的勇气，不管不顾而非亦步亦趋。

在小说创作上，陈彦已有的“戏剧三部曲”《装台》《主角》 《喜剧》，充分证明了他在小说创作上的不俗才能。不过，讨论陈彦的小说创作，不能不参照他的另一个身份：戏剧家。他是长期浸润在戏剧界的小说家。戏剧本来是一个比小说还要古老的行业，不过在今天，戏剧的复兴颇成气势，而且吸引了很多小说家前来比试。连莫言都信誓旦旦地说：“我发誓，我要尽我的余生成为一个戏剧家。”看到这个表态，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陈彦，不就早已游走在小说与戏剧之间，深得其中的奥理么。

无论如何，《星空与半棵树》，丰富而又博杂，生动而又不失深刻，对阅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可以获得满足感的旅程；对批评者而言，它提供了足够深广的阐释空间。说实话，当我想要以一篇批评文章表达自己的阅读感受，并希望将这部小说推荐给更多读者时，却突然感到，怎样的一句话，都无法凝练地概括出那么多的内容、主题以及艺术风格。我注意到，陈彦在创作谈里使用了这样的题目：“我爱仰望星空，也爱人间烟火。”a这很准确地表达了他个人的创作追求。但很显然，小说所提供的要丰富得多。

一、“二元对立”的戏剧性

在小说与戏剧之间，陈彦始终保持着对这两者的尊重，很少把它们“搅拌”到一起。在我的印象里，他的几部代表性小说，在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时，他只愿意做一个转让者而不去亲自担任编剧。反过来，他的戏剧作品，也多是直接的原创。在我的认识里，这是他对小说和戏剧充满同等热爱的证据，同时还是他不想把二者看成是改编与被改编关系的证明。总之，他至少是“有两把刷子”的文学家。

《星空与半棵树》是一部戏剧性极强的小说，这种戏剧性应当是陈彦自觉去做的。他要打通小说和戏剧，小说明显借用了戏剧，尤其是中国传统戏曲中的许多元素，使小说呈现出不同凡响的面貌。

首先是戏剧式的结构。这种戏剧式结构主要体现为“二元对立”的明晰性，小说始终以这种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为结构方式。“星空”与“半棵树”本身就是一种对立关系。小说故事的主体，是北斗村村民温如风的上访经历，以及围绕他的上访展开的“围追堵截”。这种总体上的对立紧张中又有各种离奇的、夸张的，但也是合情合理的对立紧张。以这个故事核为中心，向上是“星空”与“半棵树”的对立。这象征着两种价值观的意象，分别代表了理想主义和俗世主义的对立紧张。安北斗的仰望星空，既有某种不合时宜的喜感，又代表着宁为玉碎的执着。对安北斗的坚持，小说在描写上有让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感，同时也在价值观上表现出某种认同，在情感上给予理解，让人心酸，令人感动。“半棵树”，则代表着物欲横流中的俗世欲求，其中含着对利用权势进行资源掠夺、霸占的批判。仰望星空，这是比一般的理想主义更加茫远、空洞、不可捉摸的幻想，更无直接功利性，因此也更加具有理想色彩。“半棵树”，是非常切近、具体的利益象征。从现实角度讲，“半棵树”所拥有的利益或许是可以忽略的，但在代表着权益的象征意义上，却比一座煤矿的争夺更值得关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温如风的坚持才让人同情并产生某种尊敬。温如风对“半棵树”利益的执着诉求，同安北斗对星空的向往，在本质具有同构色彩。它们都代表着某种理想，只不过一个远在天上遥不可及，一个近在咫尺却一样难以实现。

温如风的上访，向下引发的二元对立关系是一连串的。温如风与村霸孙铁锤之间的强弱对比，孙铁锤的以强凌弱和温如风的永不言败，构成了小说最为直接、鲜明的紧张关系。对孙铁锤来说，半棵树的侵占是无须过虑的小事；对温如风而言，在这半棵树并不直接影响其生存的前提下，他却坚持要通过不断的上访来申诉，他的行为被视为一种对尊严、权利的不懈要求与保护。他上访的目的非常具体而且个人化，但所蕴含的精神和要实现的目的，却代表着某种觉醒的观念、意志的力量和不屈的信念。在温如风和镇派出所所长何首魁之间，在温如风和安北斗之间，在温如风和所有相关的村民、镇上的干部，县里、省里的相关领导之间，无处不在的对峙，无数矛盾的化解，将小说串联成一个复杂的、立体的架构。

这正是小说结构上的戏剧性体现。在复杂的网状结构中，以一组接一组“二元对立”的方式组合起来。所有的人物矛盾、故事线索都因一个中心点引发，这就是温如风的上访。无论牵出多少人物和故事线索，温如风这个中心点始终没有消失，直至小说结尾。因此，故事纷繁而线索明晰，整体复杂而局部明晰，成了小说在结构上鲜明的特征。在我看来，这样的结构方式，特别类似于中国传统戏曲的剧情结构，即多样呈现和核心要素之间的并行交叉。

除了这种潜在的戏剧性结构，小说的显在结构同样突出了戏剧性的存在。小说的开始和结尾有如一个封套，用象征性的猫头鹰独白，框定住了中间的100个章节。“序幕”通过猫头鹰的独白呈现了它与人类的观念对峙。“尾声”又表达了它与人类沟通之难，劝诫无效后对人类自以为是的固执感到的无奈。语气中含着看穿一切的超然，不失挑战意味的喜感流溢其间。第74节里安北斗梦见自己与猫头鹰对话，第76节仍是“猫头鹰说”，由此可知，猫头鹰是故事主题抽象化的点穴者和评判者。第98节，直接就是剧名为《四体》的独幕剧。猫头鹰作为独白者上演了它对人类为了生存和利益，更为了满足贪欲而对大自然进行的无休止的开掘等行为造成的恶果，渲染式地含着愤怒的批判。中间还出现了“阎王”“黑无常”的插科打诨，更有小说人物孙铁锤、狗剩、何首魁、跛警察、安北斗、花如屏的依次出场。加上序幕时已经出现的温如风，影响小说故事走向的主要人物都在这几个戏剧折子里出场。小说人物一跃而成戏剧人物。而且小说故事里两个重要人物孙铁锤、何首魁，就死在这部独幕剧里。这样的处理十分离奇又很有隐喻色彩。作为封套和“画外音”的戏剧，就这样成为小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结构的戏剧性不是一种添加，而是一种契入。

戏剧元素在这部小说里俯拾皆是。小说多次描写安北斗、温如风、南归雁进入乡派出所时见到的场景，几个没有名字的嫌疑犯被铐在院子里，派出所雇来的“帮手”正在呵斥、恐吓这些被铐者。这不是一种小说情景上的重复，而是一种戏剧性场景的强调，一种特定氛围的反复制造，甚至也可以理解为是戏剧舞台程式化设计在小说里的运用。戏剧元素在小说里随时可能跳出。有时是叙述语言，有时是人物对话。比如第28节写到那个名叫“存驴”的青年因追逃而意外死亡，除了出殡的喜感和舞台画风外，还写到村民们的议论：“大伙也都议论，驴就没个好名声”，“老戏《窦娥冤》里最瞎的一个丑角叫张驴儿，《包公三勘蝴蝶梦》里一个瞎瞎丑也叫赵顽驴。看来这就不是一个正经名字么”。这样的“概括性”关联，其实是作家本人戏曲知识的信手拈来。第29节写一位叫“蔡表舅”的人拿着腔调说话，说他“开始说话还软软的，调门也低，突然就像秦腔花脸唱到激昂处，一下翻高八度音，用假嗓门、也叫‘犟音’宣叙咏叹起来”。这就直接是戏剧“理论”的专业表达了，但的确很有效果。上访专业户温如风居然也会背着二胡，拉着《赛马》和《二泉映月》上路。孙铁锤即使在坟上大演闹剧，也不忘了用《龙凤呈祥》等大戏制造气氛。《一棵树》 《捉放曹》 《哑女告状》 《刺目劝学》 《白蛇传》 《西京故事》 《起解》等戏名在小说故事里的出现，以及秦腔剧团的场景，都营造着一种特别的戏剧氛围。小说经常会把人物放到戏曲环境中讨论，因此产生奇异的勾连效果。尤其是温如风，几乎很专业地用一些戏曲人物和场景来比喻他与安北斗之间的谁是主角、谁是丑角的矛盾关系。曾经在陈彦“戏剧三部曲”里出现的秦腔演员忆秦娥，居然也成了温如风们观看的角色、讨论的话题。“西京天天有秦腔”，舞台上的悲喜剧与现实里的上访路在小说里常常会合，造成奇特的效果，使得小说叙事变得多元立体，十分好看。

以上所述，不过是将从阅读中感受到的一些戏剧性要素进行了简单的描述与罗列。事实上，关于戏剧与小说之间的区分，戏剧性与小说性的不同，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作家、艺术家们一直在探讨着。比如，米兰·昆德拉就曾说过二者的差异：“在戏剧中，一个重要的情节只能衍生于另一个重要的情节。惟有小说发现了无意义琐事的巨大而神秘的力量。”b不过，这样的比较并没有否定戏剧性在小说里的存在，而是强调小说家一定不要忘记，比起戏剧，小说可以做到展现“无事的悲剧”。从这一意义而言，《星空与半棵树》一样留下许多值得讨论的话题。

二、 活色生香的现实性

《星空与半棵树》具有强烈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还包含着某种程度上的荒诞色彩。在美好的东西被粉碎的悲剧中，包含着丑恶的东西被撕开的喜剧。但是，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星空与半棵树》是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的小说。戏剧性与现实感在小说里互相烘托、互相映衬、互相渲染。在现实性这一点上，陈彦显然使用了既清晰又模糊、既明确又刻意“泛化”的策略。小说有明确的时代感，但没有具体的年代。它是离今天最近的昨天，甚至也是活生生的扑面而来的今天。这种时序处理，是象征性在现实性里的天然生成，是戏剧性和现实性的某种“合谋”。小说有大的时代背景，也有一年之内的四季轮回，却恰恰没有具体的年份。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北方农村，这样的历史时序正是从“半棵树”的历史描述中得来的。长在孙铁锤和温如风家地头分界上的那棵老树，其实原来不止一棵，“大炼钢铁”时大都被砍了；这棵老树之所以能留下，是因为长在庙里，是“庙树”，没有人敢动，但红卫兵把庙推倒，“庙树”就只成了一个概念；“包产到户”让一棵树变成了两个“半棵树”，温孙两家各据其中一半；不知哪一年，突然兴起了“大树进城”运动，村里的老树变成了有价值的商品。充满戏剧性的小说故事因此发生。小说没有用一句话、一个词告诉读者这是哪一个历史时期，在描述大树的命运交响过程中，历史时序、时代氛围已经扑面而来。时代背景交代得再清楚不过。一树老树的命运是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的，树权的有无和份额也一样留着时代印迹。一棵树的突然蒸发，绝不是一个人与树的抽象故事，背后牵动着多重的历史踪迹。权利与权力，物权与物欲，这其中的矛盾冲突看似一场闹剧，却牵出了许多引人沉思的严肃命题。

“树哪是贼偷的，其实是孙铁锤做局卖了。那晚全是戏，一折全梁上坝贼喊捉贼的好戏。”这出戏，是严肃的现实主义正剧，又不乏荒诞和喜剧色彩。小说由温如风的一路上访而牵动出许多现实景象，这些景象让我们看到太多曾经熟悉、正在耳闻目睹的生活，知道了这些生活背后连带着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缠和矛盾纠葛。温如风的上访从小小的北斗村出发，一路而上乡里、县里、省城，直至京城，牵引出各级干部、各色人物，无论笔墨多少，方位何在，他们都是剧中人，也都是这出剧的观众，是剧情的推动者，也是这出大戏的“评论家”。当温如风到乡里慷慨陈词时，当他到县里据理力争时，当他在省里的重要场合突然出手引起轰动时，当他进京上访、引来多方不安时，当代社会的种种世相因此被点化出来，它们有时生猛、有时滑稽，时而可悲、时而可笑，有时像一幅世相漫画，有时又逼真得如同身边故事。这也让我不得不再说一遍，陈彦把小说性与戏剧性揉合到了全方位的极致状态，可谓是相得益彰、相映成趣。

我特别想强调小说现实性的一面是，在温如风上访故事这个并不复杂的设置背后，陈彦铺设了一个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背景。这个背景，直接表现的当然是一路追踪温如风上访的截访者安北斗，是安北斗热爱天文、仰望星空、探索宇宙的无法克制、不可泯灭的热情。但其实，在温如风身上，在“上访”这个小说的核心故事之中，同样蕴含着理想主义情怀，读出并且理解这种情怀，上访就不是一个人的官司，也不简单是世俗利益的抗争，而是具有“无我”之境的更高诉求。这种诉求是对恶势力制止的要求，是对理想的、抽象的权益的追求。固然，半棵树是温如风要获得和必须保证的权益，但是，这不是分钱的问题，而是树不能卖，更不能豪取强夺的问题。小说特别设置了这样一个前提，温如风其实并不缺钱，在北斗村，他们家的日子从来都算得上是“殷实”的。“温家人老几代都是开碓房、磨房的”，尽管受到过各种冲击，但温如风依然延续勤俭持家的家风，“因人缘好，服务周到，尤其是把机器里的面粉，能给人家扫得干干净净，不贪便宜，而把临近几个村的生意都揽了来。兄妹俩倒是把日子过到人前去了”。也就是说，半棵树的钱不过两三万，对温如风来说并不致命。但是，“当他听到叫驴说，那棵树是孙铁锤贼喊捉贼后，就准备起来维权了”。“维权”而不是单纯争利，这正是温如风要上访的原因。他上访的目的，是要告诉村霸孙铁锤，不是你卖了树没有分一半钱给我，而是你没有权利决定属于我的“半棵树”的去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