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断裂致敬“断裂”的师承

2012年出版的《橡皮：中国先锋文学》出现了一些当时可能并不显眼的名字。那时张墩还叫张墩墩，他穿了棉袄和三条裤子在雪后的早晨骑车上班，脑子里滑过的是小说用十年时间走到了先锋文学的反面；魏思孝还十分客气地在小说里探讨杀手1和杀手2该如何行动，并没意识到自己将会以不足200字的“墓志铭”不动声色地写完王能好的一生；“90后”郑在欢还只能被安置在“80后另一种写作”中，那篇《这个世界有鬼》十年后被收入《今夜通宵杀敌》才算重见天日。今天看来，在杨黎不着边际的卷首语中或许真的埋藏着某种预言：“这并不是结束，这仅仅是开始。”

一

世纪之交，“诗江湖”“橡皮”“他们”“新小说”“小说之家”“黑蓝”“暗地病孩子”“火星招待所”等一大批由诗人和新锐作家创办的网络论坛变得热闹非凡。无以计数的文学爱好者在摆脱了时空限制和纸媒的承载与审核之后潜伏于网络，观摩或惴惴不安地将从未示人的习作公之于众。文学写作似乎在一夜之间破除了“专业”门槛，成了一项更具日常性的活动。斯继东就在文章中写过文学论坛的红火场面：“有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新面孔出现，拜码头的方式基本类同：先是试探性地跟几个别人的帖，然后再放上一二个自己的作品，坐等别人品头评足……因跟帖太多，同一个帖子经常会占去好几个页面，长得实在无法容忍时，就会有人另起一帖，然后该论争继续论争该掐架接着掐架。”a网络论坛让文学创作以一种更加开放、自由和平等的姿态向人们敞开，这无异于让许多心怀文学理想的人发现了既有生活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张楚曾回忆初入文学论坛时的状态：“那个时候，我已经偷偷写了六七年小说，只在《山花》杂志上发表过一个短篇。在国税局上班，管理着全县的加油站加封事宜，兼顾发售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白天忙得一塌糊涂，只有到了晚上才读读书上上网。在生活中我是个羞涩、不喜欢跟陌生人交谈的人。关于县城写作者的状态，我在《野草在歌唱》里有过详尽描述。你有话要说，但对面空无一人；你在暗夜中行走，但并没有同行者的呼吸声。那种不得不失语的状态让人在网络上突然就奔放起来，犹如木讷口笨之人，酒后突然滔滔不绝手舞足蹈，任谁也拦不住。”它不仅仅是内心积郁的冲动、理想与情感找到一个期盼已久的出口时的快意，更有孤独夜行突遇同伴的狂喜。“原来世界上竟然还有那么多与我们相像的人：孤独、自傲、身居囹圄、以为独具才华。到了论坛，才察觉到，哦，这个世界上，会写小说的人那么多，写得好的也那么多。这是一个自我修正、自我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懂了自己，懂了别人，也懂了小说。” b

网络论坛将一大批写作者聚集起来，这对于文学新人来讲意义重大。有人说那时的文学论坛门派林立，但在那些意气之争和口舌之快以外，某些特定的文学趣味、审美偏好、语言风格也在不断的交流与碰撞中日益突显。文学论坛的存在为青年写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某种参照，这种参照不同于经典阅读式的遥不可及，而是近在咫尺、有着更多经验认同与情感共鸣的写作的可能。它为青年写作者们带来了更加切实的影响，它所提供的不一定是对于文学创作多么抽象或深刻的理解，也并非一种可供考量的文学标准，而是含糊却又涌动着的写作动机——小说原来可以这么写或这样的小说我也可以写。

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更年轻的作家并没有赶上文学论坛最为红火的时期。在文学论坛陆续关停之后，一部分网刊被保留下来并继续流传。“2008年，我接触到乌青创办的果皮论坛，里面有关于橡皮文学网、他们文学网以及乌青做的《海岛》等电子书。我去网吧，把这些下载整理好，拷到没有联网的电脑里，一遍遍翻看。列个名单，以下这些人的文字，在那段时期，陪伴我度过难熬写作学徒期，乌青、手指、小安、曹寇、韩东、于坚、朱庆和、李樯、赵志明、杨黎、李黎、何小竹、孙智正、顾前、六回、邝贤良、一闪、吉木狼格、吴又、于小韦、朱白、叶青、纯铁牙签、张维、朱文、张敦、离、王小菊、竖、张三、横、小虚、张羞、张军、咄、谈波、司屠、李红旗、叶勐……这些都是我的文字英雄。”c魏思孝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阅读这些作品开始的，在这一过程中，他“确立了文学上的审美”，也认为自己文学上的师承就来自当年聚集在“他们”“橡皮”等文学论坛的作家们。身处山东淄博的魏思孝曾在李黎的访谈中说道：“小说上，我骨子里其实是南京人，在阅读匮乏的学徒期，我看了‘他们文学网’的所有网刊，后又按图索骥阅读了韩东、顾前、朱文，以及后续更年轻的你、曹寇、李樯、赵志明、朱庆和。十多年过去，以‘他们’为根基的南京作家群，不论是从知趣还是文本上，都在影响着我。在我身上留下文学的烙印。不谈国外，仅在国内，抛开其余零星几个喜好的作家，这就是我的文学母本。”d

2023年3月，谈波新作《捉住那只发情的猫》在南京先锋书店举行分享活动。谈波当年曾活跃于新小说论坛、橡皮论坛和他们文学网，小说产量不大却评价极高，韩东将之视为“目前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家”，“他的存在始终在提醒我写作为何事、为何物”。魏思孝和郑在欢毫无预兆地来到现场，他们在简短的对话中便能发现一种文学审美和志趣的共识。魏思孝讲这是一次“在文学上有完全认同感的活动”，而郑在欢说专程从外地赶来就是为了“忝列其中”，当他在写网络小说的时候，正是“魏老（魏思孝）带我读小说，带我读韩东、曹寇”。南京先锋书店的这次分享，不仅仅是对《捉住那只发情的猫》的推介，更是对一种文学审美和小说写作方式的彰显。而对于魏思孝和郑在欢来说，此次南京之行不啻于一场文学的“寻根”之旅，它十分具体又明确地显示了从“他们”到“断裂”再到文学论坛对一批青年作家创作的深远影响。

当然，“他们文学网”的发起人韩东也乐于承认这种影响或传承。正如曹寇在《我所知道的“他们”》中所说：“‘他们’还存在另一个延续，起码韩东是这么说的。他认为1985年-1995年的十年间，十期民刊的作者们是‘老他们’，以199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他们〉十年诗歌选》为‘总结’。而2003年-2005年的‘他们文学网’则可谓之‘新他们’。……其核心倒并非当年混迹他们文学网的经历，而是一种基于阅读对‘他们’和韩东本人的认同和敬佩。”e而在这种致敬和情怀之外，文学上的共识也显得尤为重要。在《我的中篇小说》中，韩东直言：“我喜欢单纯的质地、明晰有效的线性语言、透明的从各个方向都能了望的故事及其核心。喜欢着力于一点，集中精力，叙述上力图简略、超然。另外我还喜欢挖苦和戏剧性的效果。当然平易、流畅、直接和尖锐也是我孜孜以求的。”f从《障碍》到《我的柏拉图》再到《幽暗》，如果一定要为韩东的中短篇小说寻找一个主题，那就是生活的日常、无聊和荒诞。这其实也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它在消解我们熟悉的宏大叙事的同时，也在对抗着文学写作中语言的圈套或黑洞。因此，语言的简约、直接和尖锐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规避人在小说写作中的有限认知与叙事无限张力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它对叙述的削剥使之尽力回归言语的原始动机，而这与作家所面对的世俗日常有着天然的亲近，它并不一定通往诗性，却带着原生、质朴、野性的活力。

正是这种气味让出生于不同年代、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生活经验的人聚集起来。他们本沉浸在各自的生活中，有着各不相同的命运，也许擦肩而过都不会相互看上一眼。但是，一种文学的气味让他们跨越时间和空间，跨越现实生活的局限，在对方的文字中惊奇地发现了苦苦寻找的自己。文学就是这样产生了影响或继承，某些作家的创作恰恰促使一个写作者与文学中的自我不期而遇，它在提示了一种文学道路的同时，也让他写作的独立性趋于完整。

那些网络论坛中的交流与碰撞，作品的流传与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在文学的气味中不断相互辨认和自我确定的过程。而魏思孝和郑在欢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在文学前辈和文学阅读所带来的直观、惊异、冲动与焦虑中找到了自身潜藏的文学能量与动力。

二

今天，重读大部分完成于十年之前的《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依然能够感受到魏思孝生猛的冲击。用他自己的话说，“2012年是写作的一个转折点，在经过多年的奋笔疾书后，似乎开窍和入门了”。

小说的生猛首先来自语气。相对而言，一部作品的语言比较容易辨析，语气则来得含糊，但这就像胡安·鲁尔福在《佩德罗·巴拉莫》里那么平静地讲述一个恶棍的一生，那些难以框定的调调决定了小说的面貌。对《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来说，那些无聊的、羞怯的、猥琐的、不安分的小镇青年怎么会具备小说中如此强硬的底气？他们在生活中无疑是虚弱的，如惊弓之鸟，需要用不羁的言行、宿醉、拳头和对年轻肉体的挥霍来遮掩内心的尴尬与空洞。然而，这些虚弱的故事被讲述起来却坚硬如铁。这并不是说小说充满了气焰嚣张的挑衅，或者说小说的故事情节会让一些人深感冒犯，而是小说在叙述中经由措辞、断句和情绪的调用所形成的那种笃定又满含不屑的语气。曹寇曾讲到网络论坛时期，谈波曾寄给魏思孝一本巴别尔的《骑兵军》，其间那种叙述的“冷暴力”多多少少会在魏思孝的写作中投下影子。它是《和它的美国亲戚一样》里“你信不信就是这样”的意外；是《我总觉得不舒服》里被一一罗列但又被逐一忽略的“麻烦”；是《教你做好吃的蛋》里一个悲伤的故事过后毫无表情的食谱；是一个乡镇实习老师的卑微经历开始于“数学老师的屁股还是那么大”；也是一个女人在经历了一年的等待，那个男人说：“你看，我现在都还没有工作。”在《橡皮：中国先锋文学》第一卷“新世纪10年（2001-2011）先锋文学报告”的讨论中，张墩墩似乎还对新一代作家的创作产生过疑虑：“那就是过于追求‘爽’了。你看，我们的故事很爽，语言很爽，让你读着也很爽，这不好吗？——好是好，就是有点不对头。十年的时间，我们似乎已经走到了当年先锋小说家的反面，我们成了另一种姿态的先锋。”而对这“另一种姿态的先锋”，张墩墩也有比较贴切的概括，“相比之下，这些新作家的小说变得简单了，叙事手段非常单一，语言也不绚丽多彩，难得的是，这样的小说能给你带来前所未有的阅读快感”。g这里暂且不论张墩墩是否对当年的先锋小说怀有什么特别的情结，也不论这种疑虑在十年之后再看是否还有必要，仅就他开列的“新作家”名单来看，魏思孝毫无疑问当属这一序列。那么在简单的叙事手法和并不绚丽的语言之外，是什么带来了这个“爽”？或许就是在日常化的叙事语境和激烈的个人姿态中展现的另一种先锋的小说的语气，或是对原有小说美学的反动。这种经由语气不经意间塑造出的小说的坚硬质地，在魏思孝告别了小镇忧郁青年转向鲁中乡村之后更显历久弥坚，它甚至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张墩墩所谓的“爽”，反倒生出许多与现实相关的钝击式的痛感。

郑在欢《驻马店伤心故事集》的再版距离这本书的写作过去整整十年，很多年前他还是郑欢欢，后来收入《今夜通宵杀敌》的《这个世界有鬼》里李清还叫李清水。这让人不禁感叹时间之快，或者用他习惯的说法，“世界一直在更新”。在我的印象中，郑在欢好像很少从正面去谈或者回应文学自身的问题，倒是在《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再版序里，他说：“小说是松绑的艺术，绝不是让人忧心忡忡的一副枷锁。枷锁已经够多了。在耗不尽的生活里，小说也只能勉强提供一点喘息、一次驻足，最多是一个假性结局。生活是不可能有结局的，甚至连过程都很模糊，而世界，一直在更新，哪怕是小说里的世界。”当然，这也不能完全算是正面回应，或者说郑在欢的话语体系和我们常见的那套文学说辞根本就是两回事。相比很多作家在文学内部努力找寻的意义与价值，郑在欢更乐于在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中发现某种乐趣。用他的话讲就是“玩笑”——“文学对我来说，也是娱乐，是文字表演，所以我喜欢的文学必然是有娱乐性。在我这里，胡安·鲁尔福有娱乐性，海明威有，鲁迅也有。娱乐首先不是取悦他人，而是取悦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妄图以天地万物为沙砾，搭出一个个昙花一现的脆弱景观。这其中的一腔孤勇与可笑不自量首先就是一种娱乐。”但是不难发现，这种“娱乐性”与张墩墩提到的“爽”关系暧昧，而“取悦自己”又和魏思孝在《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后记中所说的“我只关注自身的问题，情感充沛且缺乏释放的渠道。那么写成文字，无疑是适合我的”殊途同归，只不过郑在欢用喜剧的方式写下伤心故事，而魏思孝用虚构成全了自己卑微之下某种狂暴或罪恶的快感。

于是“伤心故事”里便有了“欢乐”。菊花成了大王庄的圣女贞德，头箍绿布条，身披袍褂，披头散发手持刃口雪亮的铁锹傲然立于枣树之下；怕死的四川老人每每听闻他人死讯都会煮上家里所有的鸡蛋大吃两天；“电话狂人”成了村里的笑话，“或许有一天他突然哭起来，大家还以为他是在故意搞笑呢”；儿时摔坏脑子的傻磊娶妻生子，再也不用顾忌别人的不耐烦，因为他去火星烧水或给老毕唱歌的幻想有了两个忠实的听众……村里的傻子、疯汉、小儿麻痹症患者、吵架夫妻和深受孩子喜爱的惯偷，无一不为“我”心中的大王庄贡献着欢乐。中国乡土文学从来不缺少这样的形象，但他们的生死祸福、他们的病痛和怪异，以及他们的可悲与可笑往往只被用来同情和批判。而《驻马店伤心故事集》里的伤心人和伤心事，无论其中饱含多少辛酸泪，最终都会被一句俏皮话或一个玩笑化解。正如誓死保卫自己贞操和枣树的菊花曾拦下运送另一个枣树保卫者山林遗体的殡仪车，从自己的树上折下一枝置于棺板，原本惺惺相惜、令人动容的一幕却在小说里成了笑话。大王庄观察员马宏颇为严肃地“表示”，“山林根本就不喜欢枣树”，他“受够了一个人在家，守着那棵枣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喜欢菊花”。这不是无厘头式的解构，山林和菊花的悲剧只不过是在郑在欢的讲述下，产生了让人哭笑不得的调子。它是在叙事中建立起的特别关联，就像菊花树下的形象之于后来的《拳皇》漫画，也像本不相干的菊花和山林因“各自守卫着一棵枣树”让人产生的同病相怜的错觉，也许郑在欢早已洞悉了所谓悲剧或喜剧只不过是同一故事的不同讲法与安排，而“病人列传”也仅仅是“我们治不好自己，只能去嘲笑别人”。或者说，郑在欢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对那些活成了故事的乡亲邻里，有着特别的关照和保留。他不忍再让这些为其提供了丰饶记忆的人在他的故事里狼狈不堪，不忍再让这些普通、平凡却经历了生活艰辛的人在小说中依旧伤痕累累，他要让人看到他们身上的光，看到在他们无常生命中的温暖和幽默。或许这也是郑在欢对自己的一个交代，松绑、喘息、安慰，在想起这些人的时候能够欣然一笑，“不再释放一点类似的伤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