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历史的褶皱

历史散文具有“宏大与磅礴的生命力，历史的融入某种程度上挽救了散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散文不再局限于过于狭小的格局，走向一种恢弘与大气”a。历史散文的写作需要作家具备更为开阔的胸怀和包容的心态。夏坚勇就是一位能够持续深耕于历史散文创作并取得卓越成就的作家。从20世纪90年代凭借《湮没的辉煌》走红，到新世纪初《旷世风华——大运河传》问世，再到近年来“宋史三部曲”之《绍兴十二年》 《庆历四年秋》的出现，夏坚勇用自己独有的方式诠释着长篇历史散文写作的诸多可能性。近期，他又完成了“宋史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东京梦寻录》b，继续在历史细节的褶皱里展开丰富的想象和深度的思考，在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的巧妙融合中彰显了他驾驭长篇历史散文的高超能力。

“宋史三部曲”以近百万字的洋洋巨著，徜徉于宋代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伦理、风俗和信仰等诸多层面，给读者呈现了一个立体的、饱满的、真实的而又颇具诗性的宋代社会历史画卷。作品融可读性、丰富性、文化性和批判性于一体。面对丰富驳杂的历史素材，作者夏坚勇并没有面面俱到，而是采用截取历史横断面的方式，透过宋史中重要年份重要历史事件的书写，辅以适当的延伸，巧妙地将宋代的历史文化和内在肌理呈现出来。《绍兴十二年》围绕着读者耳熟能详的民族英雄岳飞被杀事件写起，展现了民族英雄被迫害的来龙去脉，表达了作者的惋惜之情及其对皇帝不识真才、昏庸无度的批判和反思。《庆历四年秋》重点书写的是庆历新政期间文人官员命运起伏的点点滴滴，以及他们面对历史的无奈和惆怅。到了《东京梦寻录》，作者在时间上继续向前追溯，讲述了宋真宗从登基到登基之后，多次举行“天书”封祀运动与大兴土木的故事。作者对每一次封祀的过程都进行了充分展现：从人为制造“天降天书”到封祀前群臣虚假的请愿，从封祀过程中的各类仪式和细节到封祀后的大兴土木和供奉天书，最后到真宗去世后天书灰飞烟灭，作者都如穿针引线般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因果缘由。作品通过一次次封祀的细节呈现，展现了官家和群臣极度虚伪造作的一面和历史人物真实的人性。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每一部作品中，并不是对历史事件和素材的简单陈述或梳理，而是用历史的眼光捕捉那些饱含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元素，同时面对千余年前的历史，作者站在当下性的视角，以冷静和客观的态度予以审视，呈现出作者对历史的追问、反思和批判，追求“思想和言说的快感”c。作者试图拨开历史的褶皱，呈现历史中被遮蔽和被遗忘的一面。作品在历史理性、审美诗性和反思智性的呈现中，彰显了作者试图拨开历史褶皱的努力以及弥补历史结构完整性的决心。

一、历史理性：素材的甄别及其与历史学家的对话

长篇历史散文创作如何面对历史，也许是作家创作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之一。历史纷繁复杂、林林总总，作家们既无法做到对自己所关注的历史面面俱到，也不能对那些没有文学价值意义的历史喋喋不休。这就对作家选取和甄别历史素材的能力提出了考验。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实则需要作家具备较好的专业知识和敏锐的判断能力。作家们需要以理性的眼光，甄别出那些反映历史真现实、真问题的素材，同时对这样的素材加之文学上的处理和思想上的提升。这首先需要作家具备历史理性。所谓历史理性，“就是探究历史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和探究历史研究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d。作家既不能对自我推崇的历史和人物进行肆意拔高，又不能对自我厌恶的历史或人物过度贬低。特别是在历史散文这一文体中，虽然作家可以进行适度想象性的创作，但是这种创作依然要在遵循历史基本真实的基础之上来进行。在《东京梦寻录》中，作者敏锐地发现了真宗“天书”封祀运动这一既真实而又荒诞无比的故事。之所以说真实，是因为这些事件确实是历史中真实发生过的；之所以说荒诞，是因为在今天看来，整个事件充满了戏谑和讽刺元素。历史的真实性让作品具有了充足的说服力，这一真实所带有的荒诞又成为文学最好的素材。在此基础上，作者既避免了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娱乐主义，又做到了历史与文学的适度调和，以此增强了作品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那么，作者是如何做到以历史理性的方式架构长篇历史散文的呢？一方面，作者在素材选取上，选择的是自我擅长和熟知的历史细节来展开书写；另一方面，作者做到了以理性的方式与历史学家对话。

夏坚勇在创作谈中说道：“在历史写作中，即使面对着同样的题材，分道扬镳的想象力也会使每个作家的作品因其独特的禀赋而具有鲜明的‘私人写作’的质地，这就是所谓的辨识度……关于《承天门之灾》，当初其实就是《宋史·真宗本纪》结语中的一句话触动了我。”e也就是说，正是宋史中的真实事件，触动了夏坚勇的心弦，让他选择这样一段历史来展开书写。这说明作者对宋史的精准把握和选取，是建立在自我对宋史熟知的基础之上的。在《东京梦寻录》中，作者对宋史中上到王公贵族、君臣关系，下到饮食起居、日常礼仪等都可谓是信手拈来、掌控自如，这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达成历史理性的重要基础。作家对历史真实的书写，不仅体现在对历史大事件的呈现上，更体现在对历史细节真实的展现上。在《东京梦寻录》中，作者除了对封祀前的准备、封祀中的活动进行了细节的呈现，还在事件背后穿插书写了宋代的日常饮食起居和繁琐的礼仪文化。如作者在“解语杯”这一小节中，就对朝廷中的宴会进行了详尽的书写。作者对宴会中使用的器皿、呈上的酒类和菜系及其使用过程中的礼仪规范等的书写，都可以看出宋代日常文化礼仪的丰富和繁琐。作者将官家举行宴会的真正目的揭示出来，特别是在赐给宰相王旦的“解语杯”中加一坛珠宝这一细节上，明显可以看出官家对王旦的信任和依赖，群臣关系和交往的细节就在这宴饮期间揭示出来。此外，封禅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期间发生了诸多历史书中不曾或少有记载的细节：真宗登基后不久和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为宋朝争取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太平盛世滋生了真宗封祀的私心。但是真宗知道，“封禅这样的大典，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需要得到天瑞”f。于是，封禅过程就在群臣不断逢迎而真宗不断拒绝间展开了虚伪的博弈，最后营造的表象是真宗在群臣不断逢迎中不得已才同意了封禅。真宗要将这种封禅先制造成天意，再编造为民意。作者就通过对封禅过程中的细节呈现，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书中看不到的元素。这些都可以看出，作者甄别历史素材和驾驭历史细节的能力，只有那些真实的细节才是最感人的、最能令人信服的。

与历史学家的对话，是夏坚勇长篇历史散文彰显历史理性的重要特征，从作品每一章最后的诸多引用文献就可见一斑。文学与历史有着重要的区别：历史学家重点呈现的是历史的结果，文学家则侧重呈现历史的过程；历史学家侧重从历史必然性的规律中总结结果，文学家则试图从诸多方面推断历史的可能性。当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也有共性：历史学家对历史结果的判定，需要他们通过对史料的考据和挖掘不断地修正和调整；文学家在长篇历史散文的书写中，在对历史细节和过程的把握中，透过文化、情感和人性的视角，有时候就自觉不自觉地承担了修正和调整历史结果的任务。在《东京梦寻录》中，作者就多次通过商榷的方式实现了与历史学家的对话。如宋代史学家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六十八卷中曾记载，宋真宗北上亲征时，留守东京的王旦问如有不测该当如何，真宗的回答是“立皇太子”。作者夏坚勇就通过时间上的推算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因为官家当时尚无子嗣，所谓立皇太子根本无从说起。”g夏坚勇认为这“是史家在这里做了手脚”h。再如作者还对史书中记载四月一日大内皇宫再次发现天书事件的遮遮掩掩进行揭示。作者认为这种遮掩很不正常，虽然这一事件至今仍旧没有定论，但作者根据蛛丝马迹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这无疑增加了读者认识历史真实的可能性。在这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作者在书写作品前所作的精心准备，没有前期大量的阅读和积累是无法与历史学家进行商榷和对话的；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作者眼光的独到和判断能力的突出；还可以看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充分利用历史素材而又不拘泥于历史素材的高明之处。

二、审美诗性：长篇历史散文的重要标识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i长篇历史散文的写作需要遵循历史理性，但更要强调其文学性或者诗性。长篇历史散文对历史事件和素材的选取固然重要，但是如何处理这些事件和素材，则是长篇历史散文创作的重中之重。可以说，能否处理好长篇历史散文“史”与“诗”的关系，是判断一部作品质量高低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长篇历史散文首先是散文，是一种侧重精神传达和情感抒发的文体。长篇历史散文有着自我独特的文体特征和要求。因篇幅长、信息量大等特点，长篇历史散文同样需要在结构、人物塑造和语言上下功夫。在《东京梦寻录》中，历史素材成为夏坚勇建构文学想象的翅膀，他“合情合理地再造逻辑使历史有了想象与虚构的成分，历史真实被阐释为意义的真实”j。具体而言，首先，虽然作者是有意识地截取宋史横断面进行创作，但在这一横断面上，作者并不是平铺直叙地将故事讲述出来，而是着力呈现长篇历史散文的内在结构；其次，作者对宋代人物的塑造着力颇多，特别是在塑造宋真宗这一历史人物时，作者力图把历史人物当作“人”来写，写出了历史人物的丰富和立体；再次，作者的语言特色明显，呈现出长篇历史散文语言所具有的历史感和文化感。这些都彰显了夏坚勇长篇历史散文创作的审美诗性，这些审美诗性也成为长篇历史散文的重要标识。

如何处理散文之散与结构之整之间的关系，是长篇历史散文创作的一大难题。如果过于强调散文的结构之整，很容易将散文小说化，如果不注重结构的呈现，长篇历史散文就容易流于芜杂。相较于中短篇散文而言，长篇散文还是要在结构上下一定的功夫。在《东京梦寻录》中，作者就在尊重散文文体特点的基础上，内嵌了多层次的结构。一是从时间上来看，总体上是以顺序的方式呈现了事件发展的进程，中间也零星夹杂着闪回、跳跃来弥补事件的可靠性；二是从空间上来看，基本上是围绕着东京至三次封祀活动所在地“泰山”“汾阴”“亳州”及其之间的往返来进行；三是从人物命运轨迹来看，作品围绕着宋真宗赵恒命运发展的轨迹“因缘巧合登基——被迫北征——三次封祀活动——国运衰败——因病死亡”来运行。三种结构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相互交织，共同融汇成一个多元立体的宋朝历史政治文化景观。此外，作者在结构编排的过程中，有序而合理地穿插着宋朝的朝纲纪要、君臣交往、礼仪规范乃至生活日常。在保持大的结构规整性的同时，将宋代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伦理等融入其中，构成了一个宋代官场版的“清明上河图”。这就恰到好处地处理了散文之散和结构之整之间的内在关联，写出了长篇历史散文的整体性和饱满度，增强了长篇历史散文的系统性和可读性。

把历史人物当作真正的“人”来写，是夏坚勇长篇历史散文的重要表现。传统的历史书写中，那些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往往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存在，历史人物的内在性格往往被历史的宏大事件所遮蔽，其内在的、细微的属于自我个体的人性往往不容易表现出来，这就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性。实际上，在“宋史三部曲”中，夏坚勇始终坚守着将历史人物当作“人”来写这一信条。在《绍兴十二年》中，作者在岳飞被杀事件的前后，重点书写了包括岳飞、秦桧及多位皇帝性格生成和发展的历程，写出了岳飞被害的来龙去脉及其不屈不挠精神的具体表现。在《庆历四年秋》中，庆历新政背后的富弼、韩琦、欧阳修、苏舜钦、蔡襄、王洙、王益柔、晏殊等人物形象饱满而立体，他们的命运走向和最终归处，既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状况有关，又与他们的内在性格相连。在《东京梦寻录》中，作者借助具体事件，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交织叙述中，塑造了“万人之上”的宋真宗内在性格中阴险、自卑、虚伪的一面。本质上来讲，历史一定是必然性与偶然性共存的。但史书往往更为注重历史的必然性，而忽略历史的偶然性。作者夏坚勇说道：“国事家事天下事，这一系列变故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赵恒，陈桥兵变，一夜之间让赵氏取代柴氏成了国姓；烛影斧声，一桩谜案让老爸赵光义成了大宋王朝的第二代君主；煮豆燃萁，对德昭兄弟和廷美的迫害则保证了皇位将由太宗的子孙世代传承。”k宋真宗就是在这种偶然与必然的交织中走上了高位。作者用颇多笔墨写出了真宗阴险的一面，如关于真宗上位就写道：他“采用的是钝刀子割肉的方法，慢条斯理，不慌不忙，一边又有足够的机会表演自己的假仁假义”l。此外，作者还写出了真宗性格上的弱点，指出了真宗生性自卑，迫不得已之下甚至还会讨好宰相臣民等。在几次封祀活动中，作者写出了真宗极度虚伪的一面：真宗向往封禅，却在臣民的多次蓄意恭逢中欲拒还迎，等等。作者将真宗皇帝作为“人”的七情六欲挖掘出来，而这都体现了真宗性格中的复杂性和真实性。在作者笔下，真宗有着历史人物的共性，更有着人之为人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