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歌的日常生活感觉力

2022年7月，韩东出版了诗集《悲伤或永生》a，这部诗集所选诗歌跨度四十年，清楚地体现了韩东诗歌的总体风貌：从1980年代初到2021年，韩东的诗歌和诗学在根本上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经历了逐渐演进、逐渐丰富充实，并且其发力点逐渐清晰集中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表征了四十年来当代新诗“崭新传统”b逐步确立的轨迹。研究这部诗集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既是对韩东诗歌的诗学研究，也是通过韩东四十年的诗歌创作对当代诗歌的一种重要诗学演变路径进行梳理。本文认为，韩东的诗歌体现了当代新诗始终朝向诗歌本体的一面，是汉语诗歌非历史化写作结出的硕果，其中所体现的诗歌的日常生活感觉力，显示了新诗既可以保持诗歌高度纯粹，又可以拥有处理诗与现实关系的能力。这种诗歌中的日常生活感觉力，充分体现了在21世纪的今天，汉语新诗在此“崭新传统”下，可以焕发出巨大的活力。

本文以“诗歌的日常生活感觉力”概括韩东诗歌的总体诗学特点，在此过程中，也讨论四十年来汉语新诗在非历史化写作的向度上的新的可能性。所谓“诗歌的日常生活感觉力”，是指诗人在写作时以一种平等、无分别的“世界意识”对待和处理日常生活，捕捉日常生活在心灵中瞬间生成的感觉，并用语言准确地在诗歌中呈现。这种感觉是诗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瞬间的直接意识，它不含分析、比较的过程。此感觉连接了诗人个体的身体和具体的日常生活，从而让诗人个体与日常生活达到物我合一的境地。以此方式生成的诗歌，使得诗歌回到诗歌的本体，因而在最大程度上赋予诗歌以感性自由和审美价值。日常生活感觉力具有无限性，诗人感觉的敏锐、细致、清晰和精微的限度决定了诗歌审美价值可能达到的高度。

一、韩东诗歌的诗学发展脉络

对于中国当代新诗而言，韩东是一位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诗人。他从18岁开始学习写诗，到2022年已经四十三年c，这四十多年，韩东不但见证了这一时期的诗歌历史，而且还参与其中，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他与朋友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起创办的民间诗刊《他们》，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这份刊物体现出的诗学观念，影响了几代写作者。尽管韩东声称最初“创办《他们》时，我们并没有一个理论的发言”d，但是刊物本身却显示出，这是一份具有明确诗学主张的刊物。《他们》所刊发的诗歌明显体现了这个诗人群体共同的艺术理想和追求，即他们“关心的是诗歌本身”，是让“诗歌成其为诗歌”。e他们所看重的是诗歌的本体性，而不是诗歌的功能性；他们的写作追求的是新诗的美学现代性。

韩东作为《他们》的灵魂人物和“第三代诗歌”的标志性诗人，他从198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开始，从来都没有偏离过自己的艺术理想。可以说，他用四十年始终不渝地追求的就是诗歌的真和真的诗歌。这“四十年，对于一种新诗传统的建立不算短时，但对原则上面向无限的深入而言耗时也不为多”，然而毕竟“一个确实而不无丰富的崭新传统”已经建立起来了。f如今，回顾这四十年的中国诗歌，透过纷乱的现象和杂音，还是可以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当代诗歌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有许多诗人立足于诗歌的本体，一直未尝中断对诗歌审美现代性的追求，并在这个过程中，确立了一个“不无丰富的崭新传统”。这个传统由若干诗人建立，而韩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对韩东诗歌的判断，应立足于四十年来的诗歌史事实，只有透过各种纷乱和杂音，才可能辨认出韩东诗歌的价值。这四十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第三代诗歌”时期，起点在1980年代初，高峰阶段在1980年代中后期；第二，是当代新诗发展的混乱期，时间从1989年到1990年代末，这一时期出现了“知识分子写作”，但“第三代诗歌”的主要代表性诗人依然在写作g；第三，是网络新媒体时期，时间是21世纪以来。韩东的诗学最初是在对其前辈诗歌的反思中确立的，具体来说，是在反对杨炼《大雁塔》h一诗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诗学。

在1990年代，韩东置身当代新诗发展的混乱期，依然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诗学上延续了1980年代的思想，并写下了《甲乙》等著名诗歌i。值得注意的是，韩东这个阶段写的《小姐》一诗，触及现实问题，这首诗在韩东的整个创作中具有特殊意义，它标志着韩东也在思考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但此后韩东并未沿着《小姐》这首诗的写法，而是一如既往地追求诗歌的纯粹。

进入21世纪，韩东的诗歌迎来了一个大的转变。2002年，韩东写出了《格里高里单旋律圣歌》《“亲爱的母亲”》《雨》《细节》《记忆》等诗歌。尤其是《格里高里单旋律圣歌》，是韩东诗歌的一个界碑，这首诗里“感觉”的要素得以直接出现，并在他此后的诗歌中，越来越重要，它与日常生活一起，共同构筑了韩东诗歌的美学根基。可以说，“感觉”和“日常生活”两个要素的交融，使得韩东的诗歌逐渐真正地走向了“物我合一”的境界，他的诗歌因此更加具有审美感性特质。《悲伤或永生》中收录的诗歌，其分界点在2002年，这一年将韩东的诗歌分为“此前二十年”和“此后二十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韩东的诗歌写作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只能说是其写作的深入，而且是无限的深入。感觉的要素在此前并不突出，或者说，并没有成为韩东写作的发力点j，但此后他创作的诗歌显示，韩东越来越注重对日常生活中的瞬间感觉的捕捉，并在诗歌中将其清晰地呈现出来。

从具体的诗歌作品来看，韩东对感觉的关注在当代诗人中应该是最早的一位。他早期流传度最高的诗歌《有关大雁塔》，就已经有了感觉的成分，从那时起，韩东将他对大雁塔的书写与生命的真实联系在一起。他说：“艺术作品中，善的标准是虚假的，只有真实的东西才是我们追求的对象，只有作为人的真实的东西才是我们追求的对象。”k这里的“真实”就是生命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却是以感觉的方式存在的。他在回忆《有关大雁塔》这首诗的写作时说，当时他“仅仅从美学角度而非在‘历史感’上肯定了这一古建筑的价值”l，所谓的“美学角度”，即非历史的角度。大雁塔对他而言，是美的而非历史的存在。他不相信杨炼在《大雁塔》一诗中对大雁塔所作的历史化处理，杨炼建构的大雁塔的形象，乃是一个伦理范畴内的善的形象，而非美学范畴内的美的形象。对他而言，从美学的视角看，大雁塔只有经过写作者本人的目光进入作者的心灵，并以某种视觉化形象存在，它才是真实的和美的。在韩东看来，“大雁塔不过是财院北面天空中的一个独立的灰影”，形式简朴、精神内敛。m这个形象，就是日常生活给予韩东的“感觉”，这是真实的大雁塔和真实的生命：大雁塔及其天空，与韩东的自我融为了一体，成为一个具有现象学特质的形象。这首奠定了韩东诗歌美学基础的诗歌，包含了两个最关键的因素：日常生活、瞬间感觉。这里的“感觉”，韩东在整首诗里将之化为一个语言的整体存在，所以读者读到《有关大雁塔》时，那种简朴的形象是通过诗歌独特的、带有强烈节奏感的语言整体呈现并传递到读者心里的。在这个意义上，诗歌的作者和读者实现了生命信息的交流。

通常的看法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当代诗歌实现了从1980年代追求“纯诗”向1990年代“不纯诗”的转型，“历史的巨兽”再次进入诗歌。n当然这只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唐晓渡认为，“如果说先锋诗写作在90年代确实经历了某种‘历史转变’的话”，“其确切指谓应该是相当一部分诗人的‘个人诗歌知识谱系’和‘个体诗学’的成熟”o，而不能就因此认为1990年代当代诗歌整体实现了历史转变。准确来说，1990年代诗歌是当代新诗在诗学上的混乱期，引发这种混乱的根源是两种诗学的对冲：也即将诗歌写作历史化的历史诗学和坚持从美出发的生命诗学，前者注重诗的历史化，讲究诗与历史的对位，后者则坚持诗歌写作的非历史化，立足于诗歌作为艺术的感性，追求生命的真实。

在1990年代诗歌发展的混乱期，韩东依然延续了其1980年代的诗学原则，继续在日常生活和“感觉”的方向上探索。2002年之前，他写作的着力点主要是日常生活，虽然也会注意“感觉”，但“感觉”尚未像后来那样，成为其写作的着力点。写于1991年的《甲乙》虽然是韩东这一阶段的重要作品，但这首诗主要是以异于他本人以往的、具有法国“新小说”特点的客观笔法来写日常生活，却很少直接涉及感觉。而且，他的这种写法并未持续下去，很快，他就回到了之前的轨道。联系到1991年（1990年代初）这个时间点，韩东的这首诗更像是非历史化的美学姿态的自我表白。他在1995年写的《小姐》一诗对现实的触及，较之以往较为罕见，结合后来二十多年的写作来看，这首诗像是一次实验，它表明韩东在思考诗歌如何与现实发生关系，或者说，他在尝试处理诗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2002年，韩东的诗歌发生了很大变化，标志性的诗歌即《格里高里单旋律圣歌》，这是一个起点。这一年的变化，一直影响了此后二十年。但变化是相对的：一方面，它依然延续了之前二十年韩东诗歌写作的根本特点，即诗歌所处理的题材依然是具体的日常生活，并通过其独具标识性的语言去书写对日常生活的感觉，这种“日常生活+瞬间感觉”的诗歌生成模式并没有变化；另一方面，在此种生成模式中，韩东开始将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细微的感觉作为其写作的发力点，“瞬间感觉”作为其诗歌中的第一要义被前景化了。

在韩东大量的诗歌中，“瞬间感觉”被视觉化了，成为一种现象学式的直观，其笔触所及，都是为了清晰呈现日常生活中的感觉，而且，他的人生经验也被感觉化了。可以说，“瞬间感觉”是建立在日常生活基础上的感觉，它表征了一种当代新诗的崭新的生成模式，既具有方法意义，也具有本体价值——它让诗歌回到了诗歌自身，让诗歌获得了更纯粹的“具体性”，让“诗歌成其为诗歌”。p可以这样认识韩东的这一写作变化：他在诗学根本不变的前提下，使它在“原则上面向无限的深入”q，这是其诗学的深化。如此一来，韩东的诗歌更加彻底地回归到“诗歌本身”r，在一定意义上，这也让当代诗歌回到了新诗最初的原点；同时，他也开始将自己的笔触伸向“现实”，处理诗与现实的关系。如何处理，或如何更好地处理以及如何处理好诗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新诗未曾解决的问题。韩东在这二十年——尤其是近十年——的写作中，探索出了一条几近完美的路径。他在处理诗与现实的关系上作出的探索，昭示了新诗未来的某种可能性。诗集《奇迹》s中的作品，是这一探索结出的硕果；《奇迹》中的大部分诗歌也收录在《悲伤或永生》一书中，本文对后者的研究，也包含了对收录于《奇迹》中的诗歌的研究和价值判断。

二、诗歌的日常生活感觉力的生成

在《悲伤或永生》的诗学演进脉络中，包含了这样一个方向：2002年以前的大部分诗歌，主要是以写日常生活为主，虽然说韩东笔下的日常生活也包含了“感觉”和“语言的感觉”t，但是“感觉”作为重要的书写对象，并没有在这之前的诗歌中明显地显示出来；而这之后，“感觉”在其诗歌中的成分日益加重。在这部诗集中，从第二辑“重新做人”往后，韩东的诗歌逐渐形成了一个极其独特的生成模式，它近乎是一个公式：“日常生活+瞬间感觉。”这种模式是一种关于诗歌“怎么写”的方法，二十年来，韩东的大多数诗歌就是通过这种方法生成的。u

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生成方式，等于是让韩东的诗歌回到了新诗的最初起点。这个起点可以认为是中国新诗有别于历史诗学的、新诗追求美学现代性的传统的起点。有论者近几年提出一个新看法：中国新诗有两个传统，一个是胡适《尝试集》的传统，一个是郭沫若《女神》的传统。和郭沫若开创的传统不同，胡适开创的传统是反抒情、反个性（非个人化）的，“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胡适所强调的那种叙述性、生活流几乎成为之后诗歌创作的潮流”v。在此，本文在认同胡适作为新诗最早起点这一判断的前提下，对此说法还有其他补充。胡适虽然是新诗的最早起点，而且从其写于1919年的《谈新诗》一文中对新诗作出“具体性”要求来看w，这一起点其实是新诗非历史化写作的源头；但是从胡适在该文中所举的案例——比如《伐檀》《石壕吏》，以及白居易《新乐府》中的若干诗歌——来看，胡适虽然提出了“具体性”，但“并未真正意识到它重要的诗学意义”，即他在“服从现实的训导”下，没有重视诗人“真正的个体感受和意识的解放是诗歌获得具体性的前提”。x也就是说，胡适在对新诗作“具体性”要求的同时，没有真正洞悉“具体性”的实质，因而他并未完成对新诗美学现代性传统的构建。

直到1930年代，废名在北大讲新诗的时候，在谈论胡适诗歌的基础上，提出新诗应该有一个感觉的发生机制。废名认为，诗歌仅有“具体性”是不够的，还得包含其他的东西。废名在讲稿中并没有集中表述这个问题，但读者很容易看到，讲稿处处在显示他是以瞬间触发的感觉来评判诗的。在废名看来，诗应该是瞬时性触发当下感觉的产物。他说：“关于我所谓诗的内容在这里我还想补足一点，旧诗绝句有因一事的触发当下便成为诗的，这首诗的内容又正是新诗的内容。”y他又谈到，“诗的情绪”，是“触发当下”的瞬时感觉、意识。z可见，废名对新诗内容的规定，是诗歌的日常生活具体性加上诗的瞬间感觉。本文认为，新诗中早期的非历史化写作传统的形成，是由胡适和废名共同完成的，他们共同构建了中国新诗对美学现代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