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未来诗学？

一、引言

翟永明的新诗《全沉浸末日脚本》，巧妙传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意识，比较起来，与根子《三月与末日》中个人化的“末日情绪”非常不同，这两首诗也因此标注了两个时代的不同的历史意识，前者代表了“后革命时代”的历史意识，后者则可以标记为“后人类时代”的历史意识。能够辨认的是，翟永明这首诗中的“末日”被陈述为现实的、历史的逻辑，诗人试图通过一种行星思维，“俯瞰人类的巨大视野”，清点着那些毁灭的力量，并再次瞩目于人类的无知与昏暗，人类在劳作、享乐和挥霍中自诩为人类，而对终结的命运感到无知、无力。“末日”的危机意识在于，凸显了艰难、失败、无能为力与无可奈何。诗人写道：“何处是儿女后代从灰烬中突围的阵地？”答案实际上就是无处可突围。在这种危机中，人变得喑哑无声，如行尸走肉，按蒋年丰所论，我们的时代应标记为后现代，“所谓后现代，衰颓是其精神内涵”a。后现代的历史主体也正是行尸走肉之人，其心是浮光掠影之心，无从知道“我”是什么，生命是什么，人是什么。翟永明的另一首诗《永生是什么》回荡着这样的主题，与《全沉浸末日脚本》构成了互文关系，将时代的危机通过“永生”的装置来展现。

我是什么？再次叩问大地

从灰烬中升起

从废墟中升起

从手术刀中升起

从大数据中升起

如今 这个问题

被关闭了

从一个接口到另一个

已然没有寂灭

必然没有赋形

在这个意义上，米歇尔·塞尔的一个命题构成了我们讨论的起点，“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危机，它要求我们必须创造出新的事物”b。诗人最敏感于这一点，因为我们的诗里充满着危机的书写。那么何为新事物？所谓新的事物是危机不能给出的他异之物，但孕育着对危机的克服，未来诗学即诞生于此克服之中，不能理解危机为何物的，也无法辨识未来诗学。也就是，未来诗学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危机与对危机的克服而展开，正所谓“未来在危机中显现”，“未来产生于今天的危机”。c只有在危机中新事物才能真实地降生，诗歌将从“书写的诗”转向“行动的诗”，并塑造新的诗歌机制。这里隐含的命题或者说信念是，诗歌或者说艺术，将与人工智能、医学工程等一起携手共创人类的未来，诗人必须有这样的信念，即诗歌必须成为历史性机器。现在正在发生可以目睹而且未来也不可逆的进程，即有机器官与无机器官的结合，普遍器官学将是未来诗学的核心主题。那么，作为诗人必须坚信的是，康德所谓的“审美判断力”，感性、想象力与理性等职能自由协调的游戏，将提供有机器官与无机器官结合的最佳方案，卢曼将其表述为：“艺术的功能或许就在于将某种原则上无可沟通的事物（亦即感知），整合进入全社会的沟通关联之中。”d未来诗学将诗歌理解为沟通，而不是教化。因此说，只有技术而没有艺术的世界，必将成为末日的世界。陈世骧《文赋》导言曾引述马拉美：“诗是在危机关头的语言。”e这一引述颇有未来诗学的意味，但必须重新打开才有未来的可能。

二、何为诗歌危机

对于寻求未来的诗人来说，今天的诗歌困境重重，陷入危机之中，难以重返自身，所以马拉美在《诗歌危机》中所描述的意义重大：“一个事关根本而又引人注目的文学危机已经迫在眉睫。”f这不仅仅是某个诗人群体的危机。有人假设是诗人道德、精神的败坏，所以产生了诗歌的危机，之前的讨论常将这一问题归结为诗人的堕落、群体的败坏，也就是所谓的“诗人危机”。1990年代至今，“诗人危机”的论述不绝于耳，数次引起争论，但实际上这种“危机论”并未真正认识到当代诗的困境乃是历史的困境，仅仅将其归之于诗人群体的堕落所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这种历史困境绝非是某种个人或群体意志可以超越的，在某种意义上还遮蔽了真实问题。

张承志1994年发表的著名言论“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g是这种逻辑的典型代表，而且影响深远，就好像诗人一愤怒，事情就迎刃而解。将诗人的能力与某种理想道德人格相关联，是古典诗学的重要命题，“诗人的危机”恰是这一命题的延伸。北岛、孙绍振、林贤治、西渡等当代诗歌的“危机论”者，均在这一问题上有所主张，比如北岛认为，我们这个民族“太注重功利，太工于心计，缺乏一种天真无畏的‘少年精神’”h。孙绍振批评诗人是“犬儒主义精神侏儒”，林贤治将败坏的诗人描述为集才子气、流氓气、商人气于一身的幸运儿。西渡的“世故-市侩型人格”具有现实批判性，尤为切中当前现实，他说：“这个内在地约束诗人创造力和诗人成长的精神结构，我称之为世故-市侩型人格。这是中国人群中最为普遍的一种人格模型，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功利和势利。市侩敏于利，世故精于算；市侩为其内，世故为其外。”i时至今日，这种人格在当代诗人当中尤为普遍，形成某种风气，群起效尤，不仅抑制了诗人精神的成长，而且造就了功利主义的写作态度、争权夺利的“江湖化”诗歌体制等等，因此大多数诗人在经历了短暂的“青春写作”之后，便迅速失去创造力，沦为复制性的写作。

参照马拉美的观点，诗歌的危机不同于诗人的危机。马拉美说，语言在大众手中如同金钱一般被使用，而在诗人手中它必须首先是梦与歌。诗歌的危机在于，诗歌的语言不再是梦与歌，而是如同金钱一般被使用。这是什么意思呢？马拉美深受黑格尔的影响，将黑格尔的一些概念进行转化来表达自己的诗学理念，也就是说，黑格尔诗歌意识与散文意识的区分是理解这个命题的关键。所谓散文意识，是将世界理解为有限的因果关系，也就是日常意识，具有抽象的普遍性：“散文意识看待现实界的广阔材料，是按照原因与结果，目的与手段以及有限思维所用的其他范畴之间的通过知解力去了解的关系，总之，按照外在有限世界的关系去看待。”“日常的（散文的）意识完全不能深入事物的内在联系和本质以及它们的理由，原因，目的等等，它只满足于把一切存在和发生的事物当作纯然零星孤立的现象，也就是按照事物的毫无意义的偶然状态去认识事物。”j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危机则是诗歌被散文意识所控制。

语言不再是梦与歌，而是如同金钱一般被使用，之所以构成诗歌的危机，是因为诗歌失去直接的真理性，也就是感性的真理。这种感性给出具体的普遍性，反对抽象的普遍性。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的大多诗歌依靠间接的或外在的标准来维持自身运转，比如某种经典、权威、观念、主义或文化态度、社会立场或者某种组织、行会、体制等等，所依赖的正是抽象普遍性。我们读到的大多数诗歌不再诉诸人的感官和想象，必须依靠理性和知识来获得理解，经常可以听到，一个诗人如此来要求他的读者，你要先读懂叶芝，然后理解好里尔克，再认真学习布罗茨基、沃尔科特等等诸如此类，然后才能读懂他的诗，否则，一个人无论对这个世界有多么深刻的洞察，多么痛彻的理解，多么深沉的热爱，多么复杂的经验，多么智慧的生命体悟，也无法理解今天的诗歌，这就是一种抽象普遍性，它依赖的是经典的权威性，而不是生命的内在性。根本来说，所谓抽象的普遍性是依靠权力、资本或技术等这些强普遍性所维持的，如黑格尔认为，之所以抽象“是按照原因和结果，目的与手段以及有限思维所用的其他范畴之间的通过知解力去了解的关系”。普遍意味着正当性是通过预设的前提和强力强制获得的。

诗歌的根基是感性感知，以及由此而获得的真理性。这是一个由内到外的过程，由内在性到超越性的过程，此过程通过转化实现，所有的艺术都是如此。因此诗歌天然地反对“世界的散文”，诗歌一旦被这种散文意识所控制，自然就陷入危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局面。这或将导致诗歌全面的、系统的危机，如同经济危机。主流诗歌书写的方法和机制将无法胜任它的时代，它没有发明也无力发明出与时代相匹配的新原则。诗歌要么坠入某种无可救药的神秘主义，晦涩而封闭；要么依靠某种特定的知识系统和诗歌方法来维持运转，不提供新的认知；要么服从于某种理念和立场，沦为诗歌制作；要么仅仅是文学的游戏而成为谋取名利的工具。一言以蔽之，诗歌失去了真理性，具有某种片面的、主观的、个人化、文本化的鲜明特征。

对于危机中的艺术家，梅洛-庞蒂的主张是尤其重要的，即首要的问题在于恢复知觉的世界，那个原初的经验世界，身体在行动中具有呼叫的能力，而不是书斋中反思的、认知的身体。创造一种新的感性，则是未来诗学的首要任务，一种新感性也意味着恢复诗歌的真理性，以感性的普遍性反对抽象普遍性。阿兰·巴迪欧的探讨在此则具有非凡的意义，他说：“今天，艺术看来尤其重要，因为全球化赋予我们一项创造新的普遍性的任务，它往往是一种新的感性，一种和世界的新的感性联系。因为今天的压迫是一种抽象普遍性的压迫，我们不得不沿着和世界发生新的感性关联的方向想象艺术……事实上，没有艺术，没有艺术创造，金钱和权力的强制普遍性就成了真正的可能性。因此，艺术问题在今天是一个政治解放的问题，艺术自身带有政治性。不仅仅是艺术的政治维度的问题，那是昨天的情况，今天，这是艺术自身的问题。因为艺术是真实的可能性，它创造某种新东西，反对全球化带来的抽象普遍性。”k巴迪欧的论述既表述了当下的困境，也表明了出路，一种新感性只有在行动中才有可能，这也意味着在未来诗学中，行动将成为核心元素，诗歌从“书写的诗”转向“行动的诗”。

三、朝向未来诗学的转向

“九十年代诗歌”之后，当代诗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转型期，各种尝试都有，人们试图从“九十年代诗歌”确立的书写范型中突围出来，探讨诗歌的未来可能。在此种转型之际，北岛2009年写作的《缺席与在场》一文是重要的历史节点，此时正值《南方都市报》“新诗90年十大诗人”的评选结果出炉不久，当代诗似乎进入了所谓的“大诗人”时代，奥登的“大诗人定律”l被广泛接受且深入人心，成为诗人自证的标准。之前不绝于耳的“危机论”似乎解除了，洪子诚在“第二届全球华文作家论坛”上的发言《没了“危机”，新诗将会怎样？》m中的描述，颇能说明当时新诗所面临的现实。北岛的《缺席与在场》突然宣称当代诗歌危机四伏，他认为当代诗歌失去了命名的功能，词与物脱节，语言空转：“词与物，和当年的困境刚好相反，出现严重的脱节——词若游魂，无物可指可托，聚散离合，成为自生自灭的泡沫和无土繁殖的花草。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n这种表述与马拉美的“诗歌危机”论如出一辙，非常具有代表性，在特殊的历史节点上应和了历史的势能潮流。透过这一历史的势能，当代诗歌的“未来诗学”转向也就清晰可见了。

在我个人的阅读范围之内，当代诗歌的“未来诗学”转向在这一线索中被标记出来：2010年姜涛《巴枯宁的手》、宋琳《诗与现实的对称》、张大为《当下诗歌：文化主权与文化之战》，2011年张伟栋《诗歌的政治性：总体性状态中的主权问题》，2012年西渡《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2013年姜涛《“历史想象力”如何可能：几部长诗的阅读札记》，2014年唐晓渡《内在于现代诗的公共性》，张光昕《现代诗碎碎念》，2015年余旸《从“历史的个人化”到新诗的“可能性”》、张伟栋《当代诗中的“历史对位法”问题——以萧开愚、欧阳江河和张枣的诗歌为例》，2016年王东东《21世纪中国新诗的主题、精神与风格》，2017年张清华《重建公共性的可能与途径》、冯强《新诗现代性的技艺和崇高问题——以欧阳江河的诗歌为例》，2018年敬文东《从唯一之词到任意之词：欧阳江河与新诗的词语问题》，2019年西渡《中国诗人的“阿喀琉斯之踵”》，2020年一行《朝向真实：当代诗中的语言可信度问题》、李章斌《“韵”之离散：关于当代中国诗歌韵律的一种观察》，2021年李章斌《从“刺客”到人群：当代先锋诗歌写作的“个体”与“群体”问题》、姜涛《从“大众化”到“公共性”：一个诗歌史的线索》，2022年张桃洲《重审1990年代诗歌的意识与观念》、张伟栋《朝向一种未来的诗学——基于当代诗历史问题的准备性诗论》等等。这些诗学文章以不同的视角回应了当代诗的困境，力图促成一种新诗学的诞生。同时，它们与北岛的《缺席与在场》的理路一致，以重建诗与历史、诗与时代、诗与公众、诗与个体的关联，来矫正当代诗越来越个人化、主观化、私密化、文本化的历史倾向。这一历史倾向的背后，则是“九十年代诗歌”确立的书写范型与技术-逻各斯所主导的历史加速的合谋，技术所主导的历史加速导致无灵魂个体的产生，“九十年代诗歌”的“个人化写作”范型，恰成为这一个体自我认证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