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的“现代性”反刍

“现代性”伴随“现代”一词产生，“现代”一词来源英文“modern”，最早在中国被翻译成“摩登”，原义为现代的、新近的、时兴的。也有人认为中国早就有了“摩登”一词，源于佛经《楞严经》。不论当时翻译modern用的是音译，还是借用了佛经已有的词语，都证明摩登是一个外来词。

“摩登”一词在民国时期火起来，与卓别林的一部电影Modern Times有关，这部电影被翻译为《摩登时代》。电影的传播力渐渐让“摩登”一词成为口语，但“摩登”一词随着社会的变化，原有的现代的含义慢慢被时髦、时兴所代替，尤其是“摩登女郎”一词出现之后，“摩登”已经不是原有的中性词，反而有些贬义的意味。

如果说“现代”（modern）和“摩登”一词可以互译的话，那么“现代性”（modernity）绝对不可以被翻译为“摩登性”，因为“现代性”在现当代中国被赋予了先进、进步、文明、民主、自由、科学、现代化、全球化等诸多涵义，加之现代性本身的“未完成的设计”（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开放性空间与“摩登”的固化和狭小不可同日而语。现代性和现代化在中国是同等重要的概念，实现中国现代化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理想，而且是精神意义上的凤凰涅槃。从郭沫诺的《凤凰涅槃》开始，中国作家就希望中国在世界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开启了极其艰难和艰辛的现代性进程。

哈贝马斯在《论现代性》中对现代性做出了这样的描述：“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道德改良无限发展。”a中国现代文学史与现代性相伴相生，一百年来中国作家对现代性的探索、追求和表现始终没有停止，现代性随着中国国情的变化和发展，也始终变换、更替着内涵，中国作家对现代性的表现也丰富多彩、起伏不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率先将现代性旗帜高举起来，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学财富，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王蒙也是现代性的一面旗帜，70年间，王蒙对现代性的理解、张扬、反思、重建也伴随着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他丰富的著述是希望通过对现代性的反刍、反思，从而诞生现代中国文明的宁馨儿。

一、《青春万岁》：呼唤革命的现代性

《青春万岁》是王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某种意义上带有处女作的性质，这部写于1953年的作品虽然直到1979年才出版，但沉睡多年之后，也丝毫没有湮灭其光芒，直到今天依然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这是一部记录青年中学生的长篇小说，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热情似火的生活，但这又是一部关于时间的青春文本。小说开头的序诗这样写道：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

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b

无独有偶，著名文艺家胡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异常兴奋，也用“时间”来赞颂新中国，他饱含激情地写道：

时间开始了——c

胡风认为“时间开始了”，昭示新的历史纪元开始了，王蒙则是呼唤时间尽快来临，“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这种渴望显然是一种青年甚至少年的思维，因为只有未成年人才希望时间早点来，而中年人则希望时间走得慢一些，老年人则希望时间不仅走得慢一些，还要最好倒流回来，昔日重现。不同的时间观，有时候就是不同的世界观，当然世界观也会因为时间而变化。时间的长度在物理上也许是一致的，但时间的质量是不一样的，有的时间因历史变化而变得厚重，有的时间则轻飘飘地流过。

王蒙在《青春万岁》里表现出来的时间观，正是年轻的时间观，也正是现代性的时间观。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在时间的意义层面，现代性有很强的进化论嫌疑，“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道德改良无限发展”。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现代性。其核心内容可以表述如下：越是新的，就越是现代的。它为一种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欲望所主宰。这种现代性具备一种明确的时间意识，“这种现代性是转瞬即逝的——今天的先进到了明天就过时了，它意味着，较之过去的历史阶段，现在更为进步，更加成熟。‘在对转瞬即逝、昙花一现、过眼烟云之物的抬升，对动态主义的欢庆中，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对纯洁而驻留的现在的渴望’”d。

《青春万岁》这种对时间的呼唤，其实是对革命的呼唤和热爱，“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e，“孩子们欢呼野营的每一天，每一天都是青春的无价的节日。所有的一切，都是新发现，所有的一切，都归我们所有。蓝天是为了覆盖我们，云霞是为了炫惑我们，大地是为了给我们奔跑，湖河是为了容我们游水，昆虫雀鸟更是为了和我们共享生命的欢欣”f。这里表现出来的“我们”的意识，应该是一种大写的现代性，现代启蒙主义强调人是万物之灵长，人是世界的中心，而这里的蓝天、云霞、湖水甚至昆虫雀鸟都在我们的统领之下，都是我们的子民。“我们”是王蒙早期现代性和理想主义的灵魂中轴。“我们”也是王蒙参加革命的理论基础，正是一代年轻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动力。

因为革命的缘由，时间才必须快快地来，年轻的杨蔷云们没有经历过革命的疾风暴雨，也没有感受过战争的枪林弹雨，但她们渴望斗争、渴望战斗，也在现实中进行了战斗和斗争。她们是革命之子，是现代性的婴儿。小说有意味地写到了两个学生的父亲，都是落后的代表人物，一个是继父，一个是养父，这两个“父亲”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杨蔷云们对继父和养父的革命，带有“弑父”的性质，旧的父亲没有了，新的父亲就诞生了，在20世纪50年代很多人都爱说一句话，革命给了我新生，可见革命是一个大写的父亲，也是那一代人的精神之父。

王蒙身体力行地参加了革命，他对现代性的认识是革命赋予的，他14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非常年轻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多年以后他依然对少年时期的选择无怨无悔，依然要对过去岁月致以“布礼”。然而革命不是现代性的全部，生活不是全部能够用现代性来表示的。列宁说过，革命是盛大的节日，王蒙在《青春万岁》里也写了一系列的节日和广场上的活动，但革命不是从一场战斗走向另一场战斗，社会主义国家在战斗中诞生，胜利之后也不能天天处于战斗中，伟大的革命理想最终也要归于办公室的平庸和日常家庭生活的平淡。

1950年代初期的王蒙度过了“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细雨濛濛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g的岁月，但时间让青春有了褶皱，王蒙感受到日常生活对现代性理想的腐蚀和消磨，他后来的作品写到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的尴尬和无奈。

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王蒙的成名作，这部小说的人物依然能找到《青春万岁》里那群年轻人的身影，杨蔷云变身为林震走上工作岗位。这个新来的年轻人已经不是校园里的团干部了，他来到了组织部工作，发现这里与校园差别很大。虽然组织部还不是完全的社会化和生活化的机构，但年轻的林震已经觉得沉闷和乏味，甚至有些迷惘。小说里有一个人物叫刘世吾，作为林震的上级，是曾经参加过1947年学生运动的青年领袖，革命胜利之后表现出与革命者身份不相符合的冷淡和平庸，这让热血沸腾的林震难以理解，机关生活怎么会如此的没有激情与梦想呢？当时一位年轻的评论家唐挚在一篇题为《谈刘世吾性格及其它》的评论中写道：“在熟练下面的高度的冷淡”，“从他灵魂深处所发出来的冷淡，是这样地寒气逼人！”h《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热与冷，是林震遭遇到的最大的反差，他与刘世吾虽然没有像杨蔷云与呼玛丽那样构成冲突，但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距离已经日渐明显，这既是年龄上的距离，也是价值上的距离。

在“成熟”的刘世吾看来，林震和赵慧文身上的情绪正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的一种表现，小资产阶级作为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也被称作小布尔乔亚，一看这英译的汉名，就知道是现代性的产物。19世纪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就是预设一个生活的理想格局，很多人都喜欢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那样的理想主义生活。契诃夫说他所有的主题都是批判庸俗，批判小市民的庸俗，这确实是现代青年的必备的品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的林震无疑是讨厌庸俗的，他和赵慧文的关系日渐亲密到情感暧昧，源于他们都有反庸俗的情怀。革命现代性不能混同于小市民气，与小市民习气作斗争是现代性的标配，但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再美好的理想一落地就与初衷相距甚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实际写出了后革命时代青年一代的失落感，《青春万岁》蓬发的热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遭遇到的冷，意味着丰满的现代性碰到骨感的现实。

有人说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批判党内的“事务主义”倾向，其实是“高抬”了王蒙的政治意识。林震和赵慧文与群体的脱节，只不过是欢度革命“盛大节日”之后留下的一种后遗症，他们的失落感预示着王蒙的现代性追求陷入停滞和徘徊的境地。而后来文艺界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批判和声讨，标志着革命这一20世纪初的新鲜事物所含有的现代性正在剥离，原有的革命含有的现代性使命已经旁落。

之后，王蒙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远去新疆，青春变得遥远，革命和现代性都被按上暂停键。

二、《春之声》：文体现代性的创新

20世纪80年代，王蒙曾经以“集束手榴弹”引发了关于小说现代派的大讨论。“集束手榴弹”是指这样六篇小说：短篇小说《夜的眼》 《春之声》 《海的梦》 《风筝飘带》和中篇小说《布礼》《蝴蝶》。这六篇小说以前所未有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中国作家的创新精神，被称之为“东方意识流”，开辟了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另一跑道，同时也预示了文学的现代性探索重新起步。

20世纪70年代末期，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获得了正名，“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新的理想，中国的现代性建设也开始重启。同时文学界围绕现代派和文学现代化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i，更直接地将现代化建设与现代派联系起来，认为现代化建设势必要出现现代派，而反方认为现代化与现代派是两个概念，现代化的生活依然可以用现实主义表达。现代派一时间成为热点话题，争辩双方各说各有理。

王蒙被推到了前沿，因为在这些讨论之前，王蒙已经写出了《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等具有意识流品质（王蒙自己不认为受过意识流的影响）的“集束手榴弹”，被看作文学迈向现代主义的“春之声”。之后王蒙的这些作品与“新潮文学”“先锋派”“实验文学”等概念联系起来，无论是称赞的还是反对的，都认为王蒙是始作俑者，领风气之先。

王蒙热衷于新的文学样式，探索新的文学表现手段，不是受某种潮流鼓动，而是出于内心的需求。1978年，王蒙在新时期复出之后，《青春万岁》历经多年磨难正式出版，《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被视作“重放的鲜花”成为新的经典，但他没有沿着《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路径写作，而是另辟蹊径，开创新风。

新时期文学界的复苏最早表现为对“四人帮”的批判和揭露，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战斗”的传统。当时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占据了各大文学期刊的头条，王蒙当年的小伙伴们也加入了这一思潮的写作，张贤亮、从维熙、陆文夫、高晓声、方之、茹志鹃等写出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作品，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贤亮的《绿化树》、方之的《内奸》、陆文夫的《小贩世家》、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获得了好评。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能够读到鲁迅甚至茅盾小说的影子，他们在秉承“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上卓有建树，刘心武的“救救孩子”正是鲁迅《狂人日记》在新时期的回响，不难看出，新时期文学初期延续的还是革命性思维，延续的还是光明战胜黑暗、先进战胜落后、文明战胜愚昧的宏大主题。评论家季红真将新时期文学的主题归结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文明作为现代性的关键词受到人们的青睐。

王蒙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并没有和主流的思潮完全同步，他没有去惨痛地揭伤疤，没有去展示自己身心的创伤，而是努力去弥合伤口，修复身体和心理上的疼痛。他的《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等小说描写党群关系上的疏远，没有太多的愤怒和愤恨，反而以一种愧疚的心理来看待这些年的苦难历史，《悠悠寸草心》的主人公是受到生活磨难的官员，但他内心里更多的时候是审视自己，或者说在审视生活磨难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在这一历史中的所作所为，为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