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作为文学的方法

李敬泽

（批评家、散文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首先是说名称，必也正名乎，我觉得这个“名”很有意思，我们现在有生态文学，有自然文学——我觉得自然文学说起来可能不太顺嘴，可以说自然写作，还有大自然文学。为什么今天是“生态文学与自然诗歌论坛”，如果让我投票，我愿意投生态文学，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我们谈到自然的时候，我们会自动输出大量自己都不大明白是什么意思的、已有的那些话，那些说法，那些抒情。那些抒情其实我们自己也不感动，我相信在这个时代也未必真能感动别人。我们有标准的关于自然的、现在叫做关于人与自然思考的、表达的传统，叫做孔孟贵名教，老庄明自然。我们的文学有这样的优秀传统，所以也给我们储备了大量的现成的话题资源，现成的抒情方式、抒情调子，但是我们可能确实需要思考，当我们现在谈到这些话题的时候，重复或者在原有的话语方向上打滑是不是合适，或者说白了，有多大意思。

中国有伟大的传统，大家也都提到魏晋山水诗，我那天突然想起山水诗的问题，旧时王谢们写山水诗，这不仅仅是人和自然的问题，我们稍微再推敲一下，这背后还有衣冠南渡、门阀政治，在整个江南建立起的那样一套生产方式，对江南进行全面的改造，之后才有谢灵运那样的山水诗写出来。因为那样一种对自然的关系和情感，一定是在复杂的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中运作出来的结果，当然我们现在接受它的时候，已经把它背后的东西全部给拿掉了，仅仅变成纯粹的情感修辞，这很好，这是它的伟大之处，能够在一千多年之后依然让它运行在我们的口头、我们的心里。但其实同样的，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系统，我们的社会系统、我们的经济系统、我们的文化系统里，确立起我们这个时代与自然以及与世界的自我表达、情感方式，以及我们与自然、与世界特定关系的认定和书写。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谢灵运那样？谢灵运不是在空中飞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可能更喜欢“生态”这个词，它不把自然当做绝对的、永恒的东西，它是把自然作为生态的一个基本要素，放在人类生活中，放在人与世界中，人与山水中，人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感受方式中统一来考虑，是在一个复杂的维度和复杂的系统里来思考，来想象和书写。如果我们面对这个系统，我们就不得不面对当下和我们这个时代。生态文学当然可以包括自然诗歌、博物学的书写等等，但是生态这个观念、这个词可以给我们新的方法论，甚至我还愿意说它可以给我们新的世界观。我们站在新的生态的世界观上，重新看我们，重新对人提出新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喜欢“生态”这个词的，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人面临很多新的、而且是我们自己习以为常的问题。气候变化，现在不是全世界在杞人忧天，它确实就是一个大事。而且我们现在正在经受的日常生活，我们每天天气预报都正在经历气候变化的结果，气候变化当然是灾害性的，这是很大的问题。但同时在这个时代的发展中，人作为它的基本条件，和很多基本条件一样，都在发生巨大变化，特别简单的，人和空间的关系，人类生活所在的这个地理空间的重构，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通磁悬浮的高铁，这是彻底重构了我们的空间。

我前些日子去商洛，他们给我讲商洛的伟大历史，当年李自成在西安被打败后到了商洛，包括中原突围，也是到了他们那儿。那个地儿很偏，我去那之前以为商洛偏到哪去了。结果我坐高铁一半个小时，从西安到了商洛。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地理空间已经和明代人的地理空间完全不同。当然还有人工智能，为什么由它而来的科幻特别多？因为人之为人这个根本的自然都已经成了问题，当我们谈人是什么，我们必须承认人也是自然中心的一部分，现在这个自然出了巨大的问题，在人类的演进里。同样，反过来，我们实际上在面临各种各样危机时，也要重新想象一下，人是不是一定要像现在这样，人的新的可能性在哪里。还有这个世界正在面临生物多样化的危机，我们是不是生活在植物越来越少、动物越来越少的世界里，去面对人和世界亲密关系的重新变化。我们现在巨大的危机是，除了几千年来特别熟悉的人和人的关系、那些相爱相杀的关系之外，我们还有虚拟空间，还有第二次元、第三次元的形成。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想象，博物学这些年能兴起，某种程度上，是人类在这种情况下要重新思考我是不是可以和世界建立另一种亲密的关系，比如我和虫子建立一个亲密关系。

我在我们家的城市里面、森林里面很无聊，我最近购置一架望远镜放到窗户上，不是为了看星，我对星没兴趣，我看我们家楼外面的树上有三个喜鹊窝，我天天偷窥那三窝喜鹊的事，现在已经偷窥到我跟它很有亲密关系，每天不看不放心。诸如此类的，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时代，在人的基本物质条件、生产条件、生活条件、人与自然，人与第二自然、第三自然等等这些关系所构成的巨大的陷阱里，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重新界定，重新想象。我们不仅要重新认识人是什么，我们还要想象人应该是什么、我想成为什么。它还要把很多东西放在人类的意识里，让我们面对选择。有人说这个世界除了我们没有别的人，或者除了我们种的杨树、种的麦子，没有别的植物。这些具有古老的根脉，这是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根本的存在问题，只要有人存在，你就必须面对。但同时这也确实是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问题，也是这个时代对我们敞开的巨大的思想与想象、与行动的空间。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学绝不仅仅是讲一讲人和自然应该和谐相处。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要在现代性，演进到现在的程度上，如何选择、想象和决断人如何和自然相处，某种程度上也是跟自我相处的问题。我们甚至在想象如何成为一种新的人的问题，这种新的人不是回到亿万年前，不是回到小农经济，而是说我们就在二十一世纪，我们继续向前走，我们回不了头，但我们要想象、界定和决断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生态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命题。

最后我还想把讨论主题改一下，生态，不仅仅是作为文学的方法，也作为这个时代文学的一个巨大的世界观，新的世界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生态文学是有广阔前景的。关于生态问题的讨论，今天仅仅是开始，远远没有深入下去，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思维。当然这绝不仅仅是文学一家的事，但是这事真的跟文学关系至为密切，文学必须回应这两个字。在某种程度上讲，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文学能不能站在这个时代的人类生存的前沿地带，也站在这个时代文化和思想的前沿地带。对此我满怀期待。

阿 来

（作家，四川省作协主席）

文学包含多层次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社会的关系，第三个层次是人跟土地的关系。当然这个土地的概念不是我们农耕意识里的一亩三分地，是指整个大地，除了我们耕作的土地之外，还包括更宽阔的荒野，包括了土地上的阳光、水、植物、动物，各种各样的生命。但是确确实实，从中国文学的传统来讲，我自己在这些年的写作实践当中，觉得它确实有一种先天不足，比较忽略我们跟世界的第三种关系，就是跟大地上所有生命的关系。我们的叙事文学几乎没有触及这个问题，主要是关注人跟人的关系，往暗黑处走也好，往光明处走也好，往深刻处去也好，往温暖处去也好，好像都是这样一个状况，尽管古人观念上也说天人合一，也有些自然山水书写的传统，也有多识花鸟虫鱼之名的教训。但具体到作品的时候，即便我们在诗歌里书写自然的时候，自然也不是以一个客体来呈现的，大部分时候，自然之物它就是一个寄情的对象，或者是某种象征的承载。我一直想找一首非常客观描绘自然对象的中国诗，反正我努力读中国古代诗歌这么多年，就读到过一首岑参的诗，他在北庭都护府的时候，在天山上见过雪莲花儿，因此写了一首诗叫《优钵罗花》，优钵罗花是佛经里头花儿的名字。但是他有几句描述非常客观，大概是中国诗歌里唯一一次正面描绘一个客体对象。“白山南，赤山北。其间有花人不识。”既然是不识的花儿，他就开始描绘这个花是什么样子，“绿茎碧叶好颜色。叶六瓣，花九房”。“叶六花九”是今天分类学对植物特征非常标准的描述。面对一个客体，首先要将这个客体呈现出来，我们写梅花、写荷花，何曾写过梅花是什么样子、荷花是什么样子？从来没有描述过，笼统的印象以后马上转移到升华上去，去象征了，去寄情了，去隐喻了，客体是没有呈现的，只有岑参这首诗做到了这一点。接下来他还描绘它的性状，“夜掩朝开多异香”，雪莲这种花，生长在高海拔，常在雪中开放，为了保温，为了保护它生产种子的娇嫩子房，采用的策略是太阳出来开放，太阳落下，就在低温时关闭了。“夜掩朝开”，岑参是认真观察了，据实书写了的。今天的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科学时代，科学已经对这些自然之物、对这些生命体有了很好的描述。在我们笔下，自然之物只有一个名字是不够的，何况好多时候我们连名都不称，或称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倡导自然文学，首先要倡导客观的科学方法。从技术上来讲，我们会不会按描写一个人的样子的方法来描写自然之物是很要紧的。其实中国传统的思想理论，有这样的资源储备，比如佛经里头就有。佛经把这个世界叫有情世界。所有生命共同体组成的这个世界叫有情世界。不光是人有情，自然之物也是充满某种情感的。而且佛教里头讲众生平等，就是提倡完整地看待世界。有一部佛经叫《妙法莲华经》，里头有八个字我特别喜欢，写得很诗意，但是也说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说为什么众生平等，有情世界的众生都是平等的，只用八个字就说清楚了。“一云所雨”，一朵云下下来的雨;“一雨所孕”，一场雨孕育的一株草也好，一个虫子也好，一棵参天大树也好，一群人也好，天上普降雨露的时候是没有分别的，佛教也反对有分别心，一旦有分别就会出高低贵贱、中心边缘。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自然文学或生态文学一定有一个方法论——（顺便说一句，我更赞同自然文学而不是生态文学这个提法，一来，自然包含了生态，二来，生态显出急用的一面）——至少在技术上来讲，当我们把目光延展到人的社会之外的这个世界，应该有一些客观书写的功夫。我们走到自然界当中去，那些有情生命，它们也是各各呈现的。重要的就是对大千世界中自然之物的观察与呈现，继而进入其间各种互动的关系，生命共同体嘛。大概我自己写作，始终坚持这个方法论。我见过一篇写《云中记》的评论，别的评论都阐释别的东西，但这篇评论的作者大概自己也有博物学兴趣，他耐心统计我在这本书中写了多少种植物，结果好像是30多种还是50多种，我忘了。这其实是把所有生命都纳入平等的视野。地震后需要修复创伤的不止是人，大自然也需要重建。这种思想在中国的文学实践中缺少提倡，大概跟我们的古代以来科学发展乏力有关系。我们对地理的认知，对动植物的认知、它的分类方法，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但是今天情形已经不一样，当我们再去挖掘这些理论资源（没有得以真正弘扬彰显的资源），对今天我们的自然文学/生态文学建设，是非常必须的。既从古代思想库当中找到依据，同时更要从后来传到中国来的今天已经非常普及的科学方法当中，学到那些观察的、认知的、描绘的方式。

沈 苇

（诗人，浙江传媒学院教授）

生态文学作为一个当代文学门类，历史不长，但就文学包含生态性和生态元素来说，已十分古老，甚至与“生态”本身一样悠久。与“自然”相比，“生态”这个概念更多是当代性的产物，伴随工业化、环境危机和人之困境而诞生。当然，所谓的生态，包含了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两者合一，也是一个大概念。如果我们用“自然文学”来置换“生态文学”，也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和谬误。“自然文学”有历史意识和历史维度，但“生态文学”则更具切身感和紧迫性。换言之，“生态文学”似乎离我们更近一些，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置身于“生态”之中的。

今天我们谈生态文学，首先要辨析、厘清“生态”“自然”“山水”“风景”这几个基本概念。四者之间，有交集，有分集，有混溶，也有区别。自然的概念，在东西方都由来已久。“孔孟重名教，老庄贵自然。”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自然”与“道”具有同等的高度。在中国古人心目中，自然与天道、人道浑然一体，才有了宇宙。“道常无为”被王弼解释为“顺自然”。道法自然，言出法随，文学就自然而然诞生了。

在西方，对大自然的沉思和观察是一门持久的功课，荷尔德林说，“如果人群使你怯步，不妨请教大自然”。大自然是一册无法穷尽的书，先人们已将这门功课做得很深、很透——几乎所有伟大的古典作品都包含了伟大的自然主题，直到浪漫主义的“诗意栖息”，这个传统一直笼罩着澄明的自然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