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心的中年或艰难的成长

一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看起来波澜不惊的生活，什么时候就有了一个意外的停顿，平常流水一样遵从惯性的节奏，在这样的停顿里有了变奏的部分。当然，停顿只是一个比喻，其实质是因为外界环境的某些重大变化，让人脱离了行动和思维的日常状态，视野不再被捆缚于每天面对的工作和人事，或者抬起眼看看未来，或者回身去看看来路，心中有了些跟以往不同的想法，原先因为无法集中精力而沉入往事迷雾中的桩桩件件，忽然清晰起来，似乎有了可以理解的迹象。如果置身如此情境的人是个写作者，她或他恐怕要忍不住坐下来，讲述那个逐渐清晰起来的世界。

我猜想，邵丽这两年连续写作出版的《天台上的父亲》 《黄河故事》和《金枝》，就跟这样的一次停顿有关。作为中篇的《黄河故事》收入《天台上的父亲》，改写后以长篇单行，主线是子女与父母的纠葛;《天台上的父亲》收中短篇小说十篇，主题大半是子女与父母的关系，部分篇目关涉子女与下一代的相处（这本小说集里的有些篇目，写作时间要略往前推，但关注的问题相似）;《金枝》更进一步，时间跨度加长，上涉及祖辈，下涉及孙辈，代际关系尤其复杂，其间的恩怨情仇更为错综。

这些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我走到阳台上向远处张望，雾中的风景更具有流动性。如果静下心来，能听到河水的响声。在那种响动里，我在害怕某种东西，那是什么又说不上来。……我打开屋子里所有的灯，放眼望去，政府家属区几乎所有能看得到的房间都亮着灯。……所有的幸福都那么易碎，轻轻一碰就伤痕累累。”a《大河》中的这段话，几乎可以看成邵丽近年小说中人物和人物关系的隐喻——不够透明的往事和当下，生活的长河里隐藏着让人害怕的东西，仿佛自家和别人家房间里的灯光，外面看去宁静祥和，打开来却伤痕累累，就像看起来稳定幸福的日子，其实脆弱到经不起轻轻一碰。

也果然是这样，“天台上的父亲”执意结束自己的生命，《大河》里婆婆咄咄逼人，“风中的母亲”浑浑噩噩，《李夏的夏天》中母亲毅然抛下女儿，《北去的河》里父亲对女儿的选择不解，《黄河故事》则有无志气的父亲和强势的母亲，《金枝》更不用说，是代代累加的仇视和怨念——哪里有什么幸福可言，每个人只好学着把自己的伤口折叠起来，小心翼翼不去触碰。即便是《春暖花开》中的师生关系，《节日》 《亲爱的，好大的雪》 《树上的家》里的夫妻关系，偶尔闪露出一星半点的温暖，也往往掩盖不住骨子里普遍的荒寒。

在一个访谈中，邵丽曾说到自己小说写作的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我刚刚走入作家队伍的时候，喜欢写那些虚无缥缈的小情小感，离真实的生活很远，以《迷离》和《寂寞的汤丹》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在我挂职锻炼之后，就是评论家们所谓的‘挂职系列’小说，离现实非常之近，以《刘万福案件》和《第四十圈》为代表。第三个阶段是父亲去世之后，我对家族历史的梳理，以《糖果》和《金枝》为代表。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你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和反思你的历史和现实，接受生活对你的最终安排。”b我们讨论的近期作品，大致属于第三阶段的范围，不管生活准备赋予自己的命运是什么形状，作者或叙事者“我”都尝试着面对乃至接受。

或许，这就是第三阶段邵丽有意选择的写作方式？不回避问题，不逃避艰难，不把自己的脑袋埋进沙堆，而是凭直觉感受生活扑面而来的尖利棘刺，揭出现实在某一层面的残酷真相。不刻意美化，不有意拣选，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就已经有了充分的立足空间。不过，稍微深入推敲，我们上面的描述就显得并不完整，小说里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没有论及。或许，乍看上去如此千疮百孔的生活，只是邵丽书写的一个侧面，以上的描述只是这些小说显见的表层，还有更复杂的生活和认知方式，隐藏在这一切背后。

二

在《喜剧演员》里，格雷厄姆·格林借人物之口说，一个人前二十年的体验，覆盖了他的全部经验，其余的岁月，只不过是在观察。头二十年的生活大约真有种类似基因的功能，会让我们在看到一棵参天大树时辨认出种子的形状。有意思的是，人们往往忽视这句话里面提到的“观察”，从而也一并忘记格林在另一处说过：“作家在童年和青少年时观察世界，一辈子只有一次。而他整个写作生涯，就是努力用大家共有的庞大公共世界，来解说他的私人世界。”c只有在使用公共世界解说私人世界的意义上，“观察”才不会沦为沉溺于过往的借口，而是变为重新理解的开始。从这个方向来看邵丽近年的作品，显见表层之下隐藏的生活和认知方式，就缓缓地浮现了出来。

稍稍留心，我们就会发现，邵丽上述作品的叙述者，几乎毫无例外是中年人，或者已经接近青年时代的尾声。除了某些拒绝长大的人，作为事实或叙述里的中年人，恰恰处于一个难以避免的过渡时段。这是一个怎样的过渡时段啊，要不断努力消化父亲的执意自杀，要试着理解不可理喻而绝难改变的婆婆，要从记忆深处打捞投河的父亲和冷酷的母亲，要揭开时代刻写在父母身上单调刻板的封印，甚至要尝试接受丈夫显而易见的冷漠和人所共知的出轨……那些年少时轻倩的美梦、年轻时壮阔的理想，仿佛在中年时都默默走远了，留下的只是一地鸡毛的烦心生活。与此同时，这些作品里的绝大部分中年人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将把怎样的生活状态传递给孩子们？

相对来说，事实或叙述中处于青年时代的人，可以不管不顾，一往无前地沉浸于自己的私人世界，把自己头二十年的体验作为认知世界的唯一方式，如果庞大的公共世界不开拓一条对其友好的道路，则有理由陷入暴躁或忧郁之中。反过来，事实或叙述中处于老年时代的人，则可以凭借时间的馈赠悠然自得，把自己的私人世界理所当然地与公共世界同构，按照已成的惯性在生活中行驶，阻挡者不是忘记了传统就是肆心而为——当然，以上只是笼统的描述，例外或许才是小说写作中最值得期待的。那些在邵丽小说里已入中年的人物，不可避免地来到了一个必然的临界点，或者出于自我保护而撒手不顾，或者选择承担而坚毅走入生活的深水区。

在邵丽这些作品中，自然有撒手不顾的情况，比如“风中的母亲”在丈夫去世后近乎本能的听天由命，比如《李夏的夏天》里再婚的母亲出于理性对李夏过于稀少的爱意，比如《大河》中可以照自己的方式随时中断某种生活状态的林鸽。那些更决绝离去的人，原则上不属于中年行列，“天台上的父亲”离世时已是老年，《黄河故事》中父亲投河时还算得上年轻。当然，这仍然是笼统的概括，大部分情形下，邵丽笔下作为主人公的中年人，不会轻易中断延续中的生活，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从阅读感受来说，恰恰因为这不轻易放弃的态度，才让我们有可能看到更为深入的生活。如果坚决一点，我其实很想说，这种不轻易中断生活的态度，既是小说人物的，也是作者本身的。

在现下这个社会，如此表现几乎可以称为难得没错吧？照某些（如林鸽般）理直气壮的说法，如此缺乏自我的生活态度，既不符合形成已久的现代正确（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不从属也不该迁就任何人），更对自身不够有利，何必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不过，正确不正确是理论上的规划，未必能够处处对应瞬息万变的日常。千头万绪的生活难以用一个方式说清楚，不妨先来看看，这种不轻易中断的态度，究竟结出了怎样的果实。

《大河》中开始出现在“我”眼前的婆婆，固执、激烈、没有隐私观念，一切行动都照自己的心意。熟悉她的儿子也即“我”的丈夫说：“母亲即使一生都在错，但是也一定要把错事办对。她从来不向任何东西屈服，既不向错误屈服，也不向正确屈服。”公公退休后，婆婆带上他，毫不客气地进驻她大儿子，也就是“我”家，并顺理成章地按自己的方式安排生活：“婆婆迅速占领家庭主导地位，特别是厨房，吃喝用度全凭她说了算。吃什么菜什么饭，以及饭菜制作方法，她全盘掌管。……她儿子的家，理所当然就是她的家。”面对这样的婆婆，“内心不委屈不憋气是不可能的”，可“我”却根本没法跟她讲理，只好不断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我越来越少说话，不交流，跟着她当媳妇，整天得小心翼翼，唯恐有哪一点做不好让人家笑话”（61-62页）。

面对这样的婆婆，一个传统家庭出身并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不得不处于两难之中，既不能对她的一意孤行视而不见，又不能因为她的表现轻言离婚。那些累积的委屈，会在某些时刻冒出头来，“河堤上生长着茂密的茅草，我一根一根撕扯着它们。我喜欢听它们折断时的声音，很脆，很甜，也很伤感”（81页）。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发泄时刻安慰了心底深处的某些东西，转过头来，人恢复了点儿力气来面对令人烦躁而持续不断的日常。慢慢地，婆婆的某些内在特质从生活的缝隙里冒出来，耐得住艰苦的日子、顽强的生存本能，甚至好学的天性：“为了弄清楚路牌、广告等各种用文字标示的东西，她开始学识字写字，那时她已经快七十岁了。一年下来，竟写了十几本，字也学会了不少。儿子为了鼓励她，让她把家族的历史写下来，说我写小说用得着。她废寝忘食地写了半年，拿给我看。三个笔记本，写得满满当当的，就是没人看得懂。”（83页）

这不是未经世事的人写的小说，婆婆的积极表现，只是极其偶然闪现的时刻，她不会陡然改变自己的性格，因此结尾不可能是大团圆，当然也就不会是婆婆和“我”分别做出改变和让步，从此一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日常仍然是那个日常，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冲突依旧不时爆发，只是“我”学会了积极一点的接受：“其实从内心讲，我感谢公公葬礼上她对我的爆发。我知道我们已经互相深深地嵌入对方的生活之中，这比客套更让我放松。我从来没有指望过婆婆能反省，倒是我越来越多地反省自己。……婆婆充其量是河里的冰凌，九九八十一难的破碎，她依然成冰，也决然地透明。反倒是我，千万条地计较，纠缠不过就貌似忍让地漠然，视而不见。”（127页）

不止《大河》，《天台上的父亲》中的“我”，父亲去世前要承受他抑郁带来的压力，去世后则要练习理解他的自杀;《黄河故事》中母亲非常强势，即使后来跟“我”住在一起，也始终对“我”不满，更认可和偏向其他孩子;《金枝》中父亲因为“我”幼年时不小心犯的错误，始终对“我”冷冰冰，直至去世也没有建立起温和的父女关系。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家庭没有四分五裂，依赖的或许正是“我”顽韧的坚持。这大概就是事实或叙事上的中年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吧，他人和世界都不可能彻底改变，说不定轻微的改变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就只好试着用自我的忍耐撑出一方空间，勉力延续这不尽如人意的生活。

在一个容易轻言放弃的时代，这样的忍耐大概可以称得上一种品质了。不过，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单纯的忍耐太过压抑，容易导致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在邵丽的小说中，那些忍耐的中年人除了阶段性的失眠和气愤，似乎并没有变怪百出的心理问题，甚至反向地理顺了自己的精神状态。这一切，有赖于上面提到的反省和由此带来的叙事者本身的成长。正是因为有这样人到中年的艰难成长，忍耐才不只是单纯的忍受，而是理解之后特殊的耐心。有了这样的耐心，生活之河才流淌得更为畅快，而不是处处滞涩，那个因为此前反省不足而锁闭的世界，也才打开了自己更为开阔的那部分。

三

《黄河故事》的中篇版本里，有一个没有名字的表嫂，跟表哥结婚生女后去了南方打工，“头几年一年还回来一两趟……后来过年也不回来了。再回来就是要求办离婚，家产一分不要，女儿也不要，只要一张纸带走就行了”（301页）。站在“我”的立场看，这差不多是个没有责任感的女人。到了长篇版本里，这个表嫂不但有了名字，而且有了属于自己的完整故事。她在城市的辛苦和挣扎，她半被动半主动改变的性爱伦理观，她对女儿的想念和新婚姻的幸福，都在这个故事里得到了呈现。那个原本在中篇里面目不清，甚至不小心会被当成负面典型的表嫂，因为有足够的篇幅为自己辩护，展现出自己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一面，成了一个饱满的人物。

当然，角落里的人物未必在每个作品里都有机会站出来为自己说话。不止如此，乍看邵丽的这些作品，无论是“天台上的父亲”的一意孤行，《大河》里婆婆的浑不讲理，还是《黄河故事》中母亲一以贯之的强势，《金枝》里父亲在家庭关系中的袖手事外，似乎都绝难找到为之辩护的理由。不过，在度过最初的艰难之后，“我”的耐心起了作用，以往隐藏在这些人物生命角落里的过往或隐衷渐次浮现，封闭在表象之后的原因慢慢显豁，他们人生的拼图有了较为完整的贯穿逻辑。“在一出好的戏剧中每个人都是对的”d，在一部好小说中也同样，因为每个人在自己的逻辑里都有圆满的可能，这才会有丰富而不是单面的形象，并由此牵连起属于每个人的深邃世界。

《天台上的父亲》里，父亲退休之前，虽然对人低调谦和，却对子女淡漠忽略，退休后又变得暴躁易怒，“他的生活圈在慢慢缩小，像一个剩馒头，在变干，在缩水”（5页），以致后来发展为随时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对子女的淡漠，直到后来子女也不敢提起，“害怕提起这样的事情时，被父亲淡淡地打发，让我们受第二次伤害”（15页）。而当父亲决意自杀之后，看住父亲就成了母亲和子女的责任，时间和心理压力一时俱至，哥哥和妹妹的生活被搅扰得混乱不堪，“我”则在一年多的看防后“几乎抑郁了。夜里莫名其妙地惊坐起，就再也睡不着了，整夜整夜地大睁着眼，大把大把地掉头发”（7页），不得不暂去妹妹的城市发展。这样的情形让人无比担忧，来看望父亲的朋友沉重地说：“这样子拖下去，谁都受不了，也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会把一家人拖垮的。”（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