镌刻记忆的“毛边”

一

近年来，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位东北作家的文学创作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的作品在《收获》等文学期刊发表，斩获诸多文学奖项。李陀、王德威、孟繁华、张学昕、刘大先、黄平、丛治辰、刘岩等著名作家、学者纷纷撰文，从不同角度对这三位作家展开了研讨，甚至引发了学术论争。同时，他们的影响并非小众，《刺杀小说家》 （双雪涛）、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郑执） 、《逍遥游》 （班宇） 、《平原上的摩西》 （双雪涛）等作品都被改编成电影，部分还在贺岁档上映，呈现出他们在纯文学领域和大众文化场域的双重影响。可以说，他们的文学创作在短时间内集中“炸裂”，无疑构成了一个文学事件。

在我看来，构建这一文学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位作家高密度的“同质性”。他们年龄相仿，均生于1980年代的初中期;都是沈阳人，且出身下岗工人家庭;与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笛安等早已成名的“80后”作家相比，他们的文学出道较晚，是在2015年之后才呈散点状的集中爆发;他们创作的题材多为东北叙事，“甚至具体聚焦到沈阳铁西区下岗工人及其子女一代的故事”。a他们在创作手法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悬疑叙事，比如“子一代”的叙述视角，比如现实主义底色与先锋叙事的杂糅，等等。这些“同质性”因素以不谋而合的方式“捆绑”到一起，形成了“形散而神不散”的奇妙组合。而黄平“新东北作家群”b的命名，更是对这一文学事件的持续热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比照视域中让20世纪30年代那批用生命激情书写东北黑土地、书写铁蹄下人民抗争的“东北作家群”，为当下的“新东北作家群”奠基了不可忽视的高度。此外，这一文学事件也与发生在纯文学场域之外的如火如荼的东北叙事有着紧密的关联。近年来，以东北下岗工人群体为表达对象的影视作品频频出现，张猛《钢的琴》、刁亦男《白日焰火》、张大磊《八月》等，都讲述了发生在“锈化地带”的故事，并赢得海内外各类电影奖项。王兵执导的纪录片《铁西区》，更是在长达9个小时的时间里，向我们全方位展示了沈阳铁西区。而董宝石《野狼DISCO》和柳爽《漠河舞厅》两首火遍大江南北的单曲，再次将东北推向大众文化的核心。这些被称为“东北文艺复兴”的文艺创作，与三位作家形成了一种“互文”性的指涉。双雪涛曾谈到过他的创作受到《白日焰火》的影响c，班宇也明确表示自己受到过《铁西区》的影响，而董宝石则袒露他的音乐受到班宇小说的启发。d由此看出，这一文学事件是在文学场域内外诸多因素的共同发酵下引发的。

如此说来，这一文学事件的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为什么三位作家不约而同在题材、叙事手法上呈现出“同质化”的倾向？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以文学形式有意识地对“东北文艺复兴”做出呼应吗？我认为，并非如此。三位作家以“子一代”的目光去打量他们的父辈，去讲述他们父辈的故事，显然发出的是来自下岗工人阶层“共同体”内部的声音，这就有别于《铁西区》等东北影像叙事。王兵拍摄《铁西区》的初衷，是要以罗兰·巴特所说的“零度写作”的方式为我们客观再现事实，即“写作，就是使我们的身体在其中销声匿迹的中性体”。e在此，只有镜头下的真实，除了真实，就是冷峻，没有任何评判，就是要单纯地呈现东北老工业基地在1990年代苍凉的剪影。然而，高度真实却在另一层面，“以孤立封闭的工业生产及其简单再生产的空间”，塑造了“东北=老工业区”的认知谬误。f这种认知谬误，极易陷入消费社会景观化的泥沼，似乎锈迹斑斑的厂区、凌乱肮脏的艳粉街就是东北城市的全景画卷。从这一角度上来看，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的东北叙事便有了特别的意义。作为东北人讲述的东北故事，他们以共同体内部的视角，过滤掉了消费主义时代景观文化强加在东北工人头上的集体想象，以“子一代”的亲缘目光，去审视他们的父辈在国企工人群体面临瓦解的危机时刻，所遭遇的身份困惑和精神危机，钩沉出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的样貌，提供给我们一个时代整体性的精神“档案”。

作为时代创伤亲历者的后代，三位作家所书写的集体记忆无疑是一种创伤记忆。关于创伤记忆，弗洛伊德曾指出其具有延迟性的特征。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进一步提出创伤代际传递的观点，即创伤亲历者的延迟性记忆，会通过各种途径传递给他们的“子一代”，由“子一代”代为讲述。玛丽安·赫什（Marianne Hirsch）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后记忆理论：“我发展的这个概念（后记忆）是有关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们的，但是我相信它也可以很有效地描述其他的文化创伤或者集体创伤事件的第二代人的记忆。”g实际上，无论是创伤记忆的延迟性，还是代际传递，抑或是“后记忆”，都强调创伤记忆在亲历者身上的“休克式”体验在“子一代”身上的苏醒。从这一视角来看，双雪涛、班宇、郑执的东北叙事正是复刻他们父辈的创伤记忆。这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下岗大潮时隔20年之后的记忆复苏和冷静审视。双雪涛说： “东北人下岗时，东北三省上百万人下岗，而且都是青壮劳力，是很可怕的。那时抢五块钱就把人弄死了，这些人找不到地方挣钱，出了很大问题，但这段历史被遮蔽掉了，很多人不写。我想，那就我来吧。”h班宇说：“我对工人这一群体非常熟悉，这些形象出自我的父辈，或者他们的朋友。他们的部分青春与改革开放关系密切，所以其命运或许可以成为时代的一种注脚。”i郑执也说：“故事里面写的，大多数也是我看到的生活的状态。”j由此看出，三位作家所谓“不谋而合”的东北叙事，恰恰印证了赫什等人的后记忆理论，他们将父辈的创伤体验整饬为带有共通性的集体记忆。

1990年代中后期，对于许多东北人是难忘的。商业化大潮席卷而来，市场扩张的重要内容表现为“非国有化”，那些曾经以国家主人翁自居的国有企业工人，忽然沦为了失业的边缘人。身份的置换和经济来源的丧失，给他们自身、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伤痛，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子一代”。以至于20多年后，延迟的创伤记忆开始在“子一代”身上发酵，引发了他们强烈的创作冲动。他们的记忆书写，不仅再现了那段历史，更重要的是，历史在记忆的修辞中呈现出道德和时代的内涵，让我们以当下的目光去审视那段历史。而创伤自带的强烈冲击力，使得作家们必须利用叙事艺术，在形式层面上反映创伤的后果，由此，他们的文本呈现出的便不单单是记住了什么，还有为什么记住，以及其中蕴含的相关政治、伦理和美学的问题。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三位作家创作的现实意义，毕竟，承载着前代创伤记忆的“子一代”如何面对历史与未来，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话题之一。

二

法国精神病学家皮埃尔·贾内（Pierre Janet）曾指出，记忆最擅长处理的并不是具体的事件，而是经历的内涵和与之相关的情感。k这一点，在三位东北作家的创伤记忆书写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他们的东北叙事并不是要去再现那段历史，而是着力于呈现创伤发酵之后的情感。作为“子一代”，在所有的伤痛中，亲情的缺失是他们记忆中难以触碰的痛点。双雪涛《大师》 《光明堂》和班宇《盘锦豹子》 《双河》 《渠潮》等都写到父母抛弃年幼的孩子，不顾基本的家庭伦理、亲情伦理，离家逃逸的不负责任行为。《盘锦豹子》中孙旭东的母亲打麻将成瘾，在他上小学三年级时与人私奔，到外地后还向家里借钱，开麻将社，结果赔得血本无归。为了生计，她又偷偷将丈夫的房子卖掉抵债，全然不顾孙旭东父子的死活。《光明堂》中，父亲丢下12岁的“我”离家出走。《蒙地卡罗食人记》 （郑执）中老姨夫不仅骗取“我”的钱财，还为了争夺黄金，试图杀死自己的妻子。《大路》 （双雪涛）中父母双亡的“我”只能投靠唯一的亲人——叔叔。但叔叔对“我”却毫无关爱，经常拳脚相加，“我吃过拳头，挨过皮带，也曾经在冬天的夜晚在院子站过一整夜”l。“我”被送到技工学校，当16岁的“我”再次回到这个家时，叔叔的态度依然冷若冰霜：

当时叔叔正在看报纸，他抬眼看着我，看了半天，说：“你壮了一圈。”我说：“是，要干活。”他说：“可能现在我都不是你的对手。”我说：“有可能，但是没这个必要。”他想了想说：“你有什么打算？”我说：“到街上走走，看看有什么机会。”他点了点头说：“你还愿意住在这儿吗？”我说：“算了，我已经十六岁了，能自己照顾自己，只是需要一点本钱。”他说：“本钱我没有，但是你可以在我家里拿点东西，你看什么东西你能用得上就拿走，不用客气。”……他自始至终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在我走出房门后，我听见他站了起来，把门反锁上了。m

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多年未见，叔叔对“我”不仅没有丝毫关心，倒是有些许担心，害怕身强力壮的“我”会用暴力报复他。当他得知“我”不再住在家里后，便如同对待一个乞丐一样，立刻反锁上门。亲情就像屋檐下的冰溜子，握在手里是透心的寒冷。当然，异化的亲情也并非全然表现为这样冷酷的绝情。有时，它会摇身一变为一种以爱之名的压制。《仙症》 （郑执）中“我”患有严重的口吃，父母根本不考虑“我”的心理感受，用各种离奇的方式展开治疗，“舌根被人用通电的钳子烫糊过，喝过用蝼蛄皮熬水的偏方，口腔含满碎石子读拼音表，一碗一碗吐黑血。直到后来我已坦然接受自己背负终生的耻辱时，我爸妈却已经折磨我成瘾，或者他们是乐于折磨自己”。n由此，“我”的逆反更加深了与父母关系的紧张，“我恨这个家，恨我爸妈，恨我自己。我以后不会再回来了”。 o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畸形的亲情伦理是由下岗带来的贫困与苦难所导致的，正如美国心理学家朱迪斯·赫曼（Judith Herman）所说：“创伤事件造成人们对一些基本人际关系产生怀疑。它撕裂了家庭、朋友、情人、社群的依附关系，它粉碎了借由建立和维系与他人关系所架构起来的自我，它破坏了将人类经验赋予意义的信念体系，违背了受害者对大自然规律或上帝旨意的信仰，并将受害者丢入充满生存危机的深渊中。”p贫困是亲情异化的直接导火索，在以生存为第一要位的底层生存伦理中，亲情在苦难长期的煎熬下发生残酷的“病变”，深深地焊接到“子一代”的记忆中枢。

实际上，这种生发于家庭内部的精神痛苦并非是最残酷的，反而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和歧视，造成了“子一代”心灵更加难以愈合的伤痛。“创伤事件的主要影响，不只在自我的心理层面，也在联结个人与社群的依附与意义系统上。创伤事件破坏了受害者对环境安全、正面自我评价和天地万物合理秩序的基本认定。”q三位作家笔下的“子一代”多数正处于懵懂的青春期，他们不仅渴望家庭的呵护，更渴望社会的认可，这种正常的心理预期一旦被打破，必然会造成他们终生难愈的心理创伤。《聋哑时代》 （双雪涛）中，“我”是一名在老师眼里 “扶不上墙”r的初中生。之所以被老师鄙视，不是因为“我”有多么愚笨、多么顽劣，而是因为“我”的工人出身。为此，“我”加倍努力，为的是为工人阶级正名，“证明给她看，我有个工人阶级遗传的好脑袋”。s然而，命运并没有因此放弃对“我”的打击，“我”第一名的成绩在老师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中被篡改，与此相关的新加坡留学资格也被剥夺。不公正的待遇让“我”的身心受到了极大创伤，又无法找到倾诉和倚靠的对象，即使是自己的父母。因为“我”知道向父母诉苦，只会“更加印证他们人生大部分时候都是无能为力的”。t而老师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剥夺“我”应得的权益，很大程度上也归咎于“我”家庭的无权无势。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在青春懵懂岁月便埋藏了源自身份认同的创伤记忆。这种记忆既是亲历，又来自于代际传递。作为“后记忆”一代，文本中“我”受到的伤害，归根到底来自父母在体制改革后的身份缺失。毕竟，“历史和创伤一样从来就不仅仅属于某人自己，历史原本就是我们被牵连进彼此的创伤方式”。u从这一层面来看，《聋哑时代》书写的创伤记忆是国企工人群体及其文化被时代遗弃后的代际传递。

实际上，对于下岗工人群体在重构他们身份认同中的遭际，还有他们寻找情感和归属的意愿，被尊重的渴望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始终是三位作家创伤记忆的书写主题。双雪涛的第一篇小说《翅鬼》虚构了一个长着翅膀的异类种族，他们不断地反抗压迫，希望有一天能够自由飞翔，最终用生命换来自由和尊严。文本开篇的第一句便是：“我的名字叫默，这个名字是从萧朗那买的。”v以色列学者阿维夏伊·玛格丽特曾指出：“记住她的芳名，不如说依赖于人害怕被遗忘而需要记住名字的事实。”w可以说，名字的意义便在于为了证明自身的存在，为了不被遗忘，为了在时间的长河里最大可能确认自我的意义。在《翅鬼》最初的创作构思中，“双雪涛在又大又薄的信纸上随意写着自己想到的词语，‘井’、‘峡谷’、‘翅膀’、‘宫殿’，但这些词语并没有产生有效的灵感启动，直到一个叫做‘名字’的词语出现”x，才打开了《翅鬼》的故事灵感。不仅如此，在《翅鬼》中，双雪涛还借小说人物之口，反复强调名字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