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鲁迅四十年

一

师友中多有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我自然得学会藏拙，平日里从不卖弄这方面的学识，更不要说精神境界了。可实际上，我读鲁迅四十年，也算是别有心得，走出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

小时候，看父亲擦桌子，小心翼翼地挪动那尊鲁迅石膏像，明白这老头很值得尊敬。“文革”中，眼看众多现代文学家都被横扫，唯独“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逆反心理油然而生，对于阅读鲁迅兴趣不大。插队务农期间，虽也努力读书，但没跟鲁迅真正结缘，是我人生一大遗憾。上大学后，读书条件好多了，历经一番东奔西跑上下求索，先是对西方现代文学及文论感兴趣，直到1982年初在中山大学跟随吴宏聪、陈则光、饶鸿竞三位先生念硕士研究生，方才开始认真阅读鲁迅的书。

现如今，家中藏书不少，可很多深藏不露，一辈子难得打几回照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是个例外，自我问学以来，一直站立在书桌边随手可及的位置。我在此书第一卷扉页上写着：1982年9月3日购于广州。考虑到那年初春我刚读硕士生，家境也不富裕，马上买下这套出版不到一年的新书，想必还是很有阅读热情的。日后虽也收藏各种版本的鲁迅著作，但最常用的还是这一版。

不时翻阅1981年版《鲁迅全集》，带着我整个求学过程的心境与体温。那既是经典文本，也是学科指南。此版注释虽有时代局限，但我仍将其作为现代中国的“百科辞书”使用。此书第十六卷包含《鲁迅著译年表》 《全集篇目索引》 《全集注释索引》，在没有电子检索的年代，可借此随时找到我想了解的现代中国的人物、著作、报刊、团体、事件等。且因鲁迅著述牵涉面极广，古今中外的文学知识，查找注释便可手到擒来。若需进一步探究，再去寻觅专门著述。这个阅读的秘密小径，我相信不少学中国现代文学的都能悟出来。

在中国学界，鲁迅研究属于显学，相关著述汗牛充栋。凡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都以鲁迅为思考的重要支点，我也大体如此，只是表现得不太突出。严格意义上，我不能算鲁迅研究专家。不要说导师王瑶先生，师友中王得后、钱理群、王富仁，还有同辈学人汪晖、王晓明、孙郁等，都比我对鲁迅有更专深的研究。而我熟悉的日本学者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丸尾常喜、中岛长文、尾崎文昭、藤井省三等，也都是一等一的鲁迅研究专家。即便如此，并非鲁迅研究专家的我，还是写下了不少关于鲁迅的论述。略为清点，几可编成一册专书：

1） 《鲁迅的〈故事新编〉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初刊《鲁迅研究》1984年第2期，收入我的《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论鲁迅的小说类型研究》，《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9期，韩文译本刊[韩]《中国小说研究会会报》第34号，1998年6月，收入我的《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999/ 2005/ 2010）。

3）《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学人》第四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日文译本刊[日]《飙风》第32号，1997年1期;收入《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鲁迅其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鲁迅报告》（新世界出版社，2004），以及我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等。

4）《鲁迅为胡适删诗信件的发现》，《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0期，收入我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10/2018）。

5）《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一、二），《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4、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7、8期;收入我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10/2018，英译本，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1）

6）《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2005文学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十年论鲁迅——鲁迅研究论文选（2000—2010）》（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英文译本刊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 Volume 1 ， Number 2 ， May 2007;收入我的《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7）《长安的失落与重建——以鲁迅的旅行及写作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0期;《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收入我的《想象都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8）《鹦鹉救火与铸剑复仇——胡适与鲁迅的济世情怀》，《学术月刊》2017年第8 期。

9）《“思乡的蛊惑”与“生活之艺术”——周氏兄弟与现代中国散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8年第5期。

10）《学术史视野中的鲁迅与胡适》，[香港]《中国文学学报》第9期，2018年12月。

11）《二周还是三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周建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6期。

12）《现代大学与小说史学——关于〈中国小说史略〉》，《文艺争鸣》2020年第4期;收入我的《小说史学面面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这里清点的都是专论，不包括我众多现代中国小说史、散文史、学术史、文化史中随处可见的引述与评说。但稍作观察不难发现，我阅读鲁迅的视角与论述的立场远离学界主流，更多关注身为“学问家”与“文体家”的鲁迅，而不是阐释鲁迅何以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这种非典型的鲁迅研究思路，与我自己的学术路径有关——八十年代的比较文学视野，九十年代的学术史立场，新世纪的文化史与文体史研究，一直到今天，我谈鲁迅，也都是为了更多触摸那个天才辈出的时代，而不是表彰孤零零一个伟人。这种立场，决定了我在中国的鲁迅研究界，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可。

好在我从不以“鲁迅研究专家”自居，这回为《〈中国小说史略〉校注》撰写后记，略为引申发挥，谈我阅读鲁迅的四十年，借此呈现个人阅历、时代风云、思潮起伏以及师友情谊的互相纠缠。

二

我多次谈及，对于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的引入至关重要。我的第一部著作《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 （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曾忝列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颁发的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优秀著作一等奖（1990）。“不过坦白交代，本来得的是二等奖。考虑到获一等奖的都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获不获奖对他们无所谓，乐老师灵机一动，将一等奖变成了特等奖，我们也就顺理成章地升级了。善解人意的乐老师说，这么处理对年轻人有好处，他们需要填表。”（《大器晚成与胸襟坦荡——在〈九十年沧桑〉新书发布暨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华读书报》2021年4月14日）此书乃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只不过有明显的比较文学印记。其中体现影响研究方法的有《许地山与印度文化》 《娜拉在中国》，而采用平行研究的，则是《鲁迅的〈故事新编〉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后者很能代表我硕士阶段阅读与写作的特点，用我的博士导师王瑶先生的话说，那就是“才华横溢”——“有才华是好的，横溢就可惜了。”（《有才华是好的，横溢就可惜了》，《中华读书报》2019年9月4日）

此文写于1983年10月，那时我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念硕士二年级，读书不多，但思维活跃，居然能写出如此“异想天开”但又不无道理的论文来。真是初生牛犊，研究鲁迅，一上手就选择号称最难解说的《故事新编》。此前，北大名教授王瑶先生刚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刊行的《鲁迅研究》第六辑上发表《鲁迅〈故事新编〉散论》，此文乃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长篇报告，收入同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的《北京大学纪念鲁迅百年诞辰论文集》以及第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是“文革”结束后王先生最为重要的论著，直到今天还被不断引用。此文最为关键的突破，是用传统戏曲中的二丑艺术来解说《故事新编》中的“油滑”。而年少气盛的我，竟然不管珠玉在前，另辟蹊径，引入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布莱希特，从“间离效果”入手，来解读《故事新编》。

我那篇初刊《鲁迅研究》1984年第2期的《鲁迅的〈故事新编〉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是这样开篇的：

20世纪30年代，东西方的两个伟大作家同时进行着一场伟大的艺术探索，历史上似乎很难找到两个作家，像他们那样离得那么远而又靠得那么近——这里指的不是空间的间隔和时间的契合。就体裁而言，一是小说，一是戏剧;就题材而言，一是古代，一是现代，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就美学倾向而言，两者却是那么接近：同是间离效果，同是理性主义，同是喜剧情调！

这种表层结构的矛盾与深层结构的和谐的辩证统一，突出地体现在《故事新编》与“史诗戏剧”各自的理论支柱上。如果做整体把握，《故事新编》有两大支柱：一是历史的现实化，一是小说的戏剧化;“史诗戏剧”也有两大支柱：一是现实的历史化，一是戏剧的史诗化。

经由一系列认真但又简陋的“平行比较”，此文的结尾是：

鲁迅的《故事新编》和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把现代艺术的理性、抽象与民间艺术的单纯、自然结合起来，矛盾空泛博大，主题单纯深邃，似乎很简单，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又似乎很复杂，千言万语也说不清;似乎很透明，一望到底，又似乎很浑厚，望不到边，探不到底。对这样内涵丰富的艺术珍品，有必要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只是切了两种艺术探索相接的一个面进行考察，至于探索者整个的创作历程、创作思想和创作个性，则不是本文论述的范围。

多年后重读，我还是感叹自己当初的勇猛精进。此文立意不错，但学养欠缺，论证粗疏，在学术史上没能留下深刻印记，但我相信王先生读后，对此等自由驰骋的思路以及大开大合的笔墨，会留下深刻印象。

围绕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两个口号”的论争，改革开放初期，李何林主持的鲁迅博物馆的鲁迅研究室，与沙汀和陈荒煤主持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鲁迅研究室展开了激烈论战，前者因其地处北京西部的阜成门而被称为“西鲁”，后者因地处京城东部的建国门被称为“东鲁”。此外还有代表冯雪峰立场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因其地处朝阳门内，简称“中鲁”。对于像我这样的外省青年来说，雾里看花，完全看不懂，更不会主动介入。日后到北京读书及工作，发现我的朋友圈基本属于“西鲁”，而当初刊发我论文的则是“东鲁”。“东鲁”的《鲁迅研究》集刊及双月刊由鲁迅研究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行，可惜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西鲁”的《鲁迅研究动态》1982-1985年不定期发行，1986年起改为月刊，1990年改刊名为《鲁迅研究月刊》，现在仍然很活跃。

撰写《鲁迅的〈故事新编〉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时，我刚刚入门，没有多少学术积累，关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的论述更是现炒现卖，因我不懂德文，用的都是中译本。没想到此文发表后，引起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黄继持教授的强烈兴趣，竟专门跑来中山大学研究生宿舍找我聊天，还送我一大堆中外文的布莱希特研究资料。实在很惭愧，我辜负了他的期望，没能在这个题目上进一步开拓进取，更不敢再涉足布莱希特研究。

三

我谈鲁迅的文章，传播最广且影响较大的是《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此文撰成于1993年，可要想溯源，必须从六七年前说起。记得是1986年岁暮的一个晚上，王瑶先生让我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印的《学术动态》第279期，上面刊有他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的发言，题目叫《王瑶教授谈发展学术的两个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下面这段话：“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钟书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这个发言很受重视，好多朋友劝他把这作为一个学术课题来经营，可他精力不济，希望有更多年轻朋友参加，我当即表示愿意加盟。第二年夏天，我博士毕业留校任教，投入王先生主持的“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这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参见《王瑶先生的最后一项工程——〈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小引》，《书城杂志》1995年3期;《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