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学问·情怀

作为中国文学专业的重量级学者，陈平原在主业“文学研究”之外，还不时涉足“大学话题”，从1996年与夏晓虹合编《北大旧事》算起，在二十余年间，探寻百年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精神，关注当下教育改革的方向与进程，叩问理想中的“大学之道”，不断为学界贡献新作，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研究的推进。这些作品，包括经过修订和重排，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集中推出的“大学五书”系列（《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大学何为》 《大学有精神》 《老北大的故事》 《大学新语》），以及《北大精神及其他》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中国大学十讲》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 （香港三联书店2009年）、《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花开叶落中文系》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怀想中大》 （花城出版社2014年）、《阅读·大学·中文系》 （花城出版社2017年）等多种著述。其中既有专业论作，也有随笔小品，以及兼而有之的“第三种笔墨”。借由这些文字，与历史进行对话，也展现出人文学者的社会观察与自我期许。

陈平原自我定位为“低调的理想主义者”a，他的大学研究，也兼有理想主义色彩与现实社会情怀。他的系列文字，归结起来，是“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b，一面追摹过去，体悟老大学的魅力和精神，接续教育和学术传统;一面指向未来，努力介入当下的教育改革，思考中国大学的发展走向。在故事与学问、理想与现实之间，书写中国大学的学术风景与文化情怀。

一、从学术史进入教育史的研究思路

根据陈平原的自叙，其关注大学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博士论文中对新教育与新文学关系的讨论，虽然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未及展开，但这一思路，成为其日后涉足教育领域的潜在线索。1993-1994年，陈平原赴日访学期间，阅读东京大学百年纪念画册，内心有所触动，希望对即将到来的北大百年庆典有所贡献，“从学术的角度，来阅读、叙述、品鉴、辨析这所大学的历史，并借此凸显某种精神价值”c，先是编写《北大旧事》，借助几代北大人的书写，通过“校史拾零”“红楼掌故”等文字，重读老北大的光荣与梦想、温情与记忆;继而从问题意识出发，推出《老北大的故事》，考订“旧事”背后的历史细节与思想传统，讲述官方话语之外的“大学叙事”。两书一编一撰，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陈平原的大学研究，也由此正式起步。

陈平原对大学话题的持续关注，并不是游离于其专业本行之外的。对于一位中文系教授来说，涉足这一领域并将其作为一个长期的学术课题，虽带有某种偶然性d，但也正因为以文学史、学术史为起点，跨入教育史场域，使他获得了不同于教育学、历史学的别样视野。20世纪90年代初，除去“结缘武侠小说”之外，陈平原和友人创办《学人》集刊，从事现代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所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对学术思想和教育体制的关系问题即有所切入;在此基础上进入教育史研究，借鲁迅的话说，可谓“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e。在探讨大学问题的同时，陈平原也时常返回文学研究，思考文学史的书写与学科史的建构。北大百年校庆之后，陈平原曾对自己的相关研究作一小结：

我之关注北大，从最早的研究五四新文学，到近年撰写现代中国学术史，再到逐渐逼近作为现代知识生产基地的大学制度。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这互相制约的三角关系，是我目前最为关注的课题。老北大因其一身三任，不只纠葛复杂，而且影响深远，特别适合作为我的研究个案。f

近代以来教育制度的变革，包括科举取士的停废、西式学堂的建立、书院传统的失落等，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读书秩序，也影响到士人的身份地位与话语姿态。梁启超曾引用犬养毅的说法，将学堂、报章和演说合称“传播文明三利器”g，而在此三者之中，陈平原尤其看重学校的关键作用。h以学堂为中心，理解现代知识的生产、传播方式的变迁，以及学术制度和学人性格的型塑历程，不只是教育史的课题，也延伸到学术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等领域。陈平原以北大为个案，“讨论中国大学百年的得失成败，进而理解中国现代思想与学术之建立与发展”i，这一研究策略，既体现出北大学者的个人色彩，同时也极具延展性。从北大出发，在政治史的维度之外，重新解读大学这一“知识共同体”的角色和定位，进而论及西南联大的文化生态、中央大学的地位沉浮，这些“别有幽怀”的观察，也与通常充满了“硬邦邦的论说与数字”j的教育史论著拉开了距离。因此，陈平原虽在北大校史方面下过许多考订功夫，但从不以“校史专家”自居k。而正是这种在教育史、思想史、学术史脉络中展开的“大学想象”，集中了史家眼光与文学旨趣的“人文学”情怀，凸显出其独到的价值判断与学术追求。

二、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多重关注

在“大学五书”系列的《小引》中，陈平原自叙“我之谈论大学问题，纵横文学与教育，兼及历史与现实，包容论著与时评”l，点出自家独特的研究取向与著述风格。他的大学研究，从“返回现场”和“触摸历史”出发，寻找教育史上的“关键时刻”，谈论真真假假的“校园传说”，“以考据出故事，以故事出思想，以思想出文章”m，但这并非简单的怀旧与纪念，其一系列研究，最终还是指向当下乃至未来。陈平原的述学文字一向以问题入手，不囿于具体学科的边界，这兼及“文”与“学”、打通“诗”与“史”的写作，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是有情的历史，也是有精神的故事。

和金耀基谈剑桥（《剑桥语丝》）、黄进兴谈哈佛（《哈佛琐记》）、孙康宜谈耶鲁（《耶鲁潜学集》）相比，陈平原谈老北大和西南联大，在欣赏“诗性”的“风景”之外，更加注重蕴藏在“故事”背后的思想史线索，在充满温情与想象的“传说”中，触碰大学的脉搏与灵魂。从《老北大的故事》到《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陈平原始终格外重视“逸事”的魅力n，以“生气淋漓”的大学叙事，与校方所修“正史”保持距离。在政治史的宏大叙事框架之外，借助回忆录、信札、日记等私人书写，兼及报刊、档案与文学作品，从微观史学和日常生活的层面重新阅读老大学的办学传统和精神气质，以笔底的温情，铺写出立体的、有生命的大学形象。这一策略，不但表露出人文精神与学术趣味，也使他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显著突破。例如，“五四”成就了北大的光荣传统和历史神话，而这一叙述如何进入历史，一直缺乏具体的学术阐释。陈平原所作《五月四日那一天》，从“花开春日”的天气入手，根据种种细节，考辨游行当日学生们的心情变化和行动路线，关注“瞬间”“私人”与“感性”o，向读者呈现出“五四”现场的鲜活图景，在挖掘史实的同时，兼顾趣味与心情，因而在林立的相关研究中，别有一番风情。

在陈平原看来，“校史的写作，既指向过去，更指向未来”p，他的大学研究，并不是为了沉湎、流连于过去，缔造理想中的“民国神话”，而是力倡对老大学保持“了解之同情”q，借助历史的梳理，从中汲取经验，“为目前的大学改制寻找方向与动力”r。有鉴于此，他积极介入当下的教育改革，不断奔走和发声，以一系列评论文字，反思和叩问21世纪的“大学之道”。陈平原把身处的北大作为理解世纪中国命运的一个窗口，由此个案，考察中国的思想和教育。s他一边在时空中散步，借助老北大的故事，倾听前尘往事中的历史弦音，抒写“校园里的真精神”，追怀失落了的教育传统;一边直面现实社会，通过对港中大等高校的观察和比较，在全球化的视野中，思考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大学未来将往何处去。对于教育改革究竟“路在何方”的问题，陈平原谦逊地回答说“不知道”t，但这种力求学术“致用”的努力，彰显出人文学者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清醒冷静的发言姿态。在如火如荼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浪潮中，陈平原一再以“杀君马者道旁儿”的古训，提醒“大学膨胀”背后的陷阱与隐患u，并对大学排名、国际化指标等问题提出质疑。他强调“第一流的大学，不只出成果，出人才，更应该成为整个国家的‘思想库’与‘实验室’”v，在努力适应时代变化的同时，也要坚守大学理念，“在过去与未来、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张力中，尽可能兼顾知识生产、社会效应以及精神价值”w。

三、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

中国历来有崇文重教的传统，《孟子》即倡言“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x，至汉设太学，隋立国子监，唐宋以后书院盛行，以迄于清。然而，明清以来，虽“国有大学，省有学院”，但“问其所以为教，则曰制义也，诗赋也，楷法也”y，读书进学唯以八股取士为鹄的，与欧西“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乡一邑有小学”z的教育制度全然不同。晚清以降，现代西方大学制度作为舶来品被引入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教育谱系形成了鲜明对照。来华传教士对西洋教育思想的介绍和教会学校的办学实践，也为清代教育改革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文化资源。

京师大学堂的开办，虽设想过“上法三代，旁采泰西”@7，但既然无法查考三代之法的准确面目，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具体落实起来，只能是“仿各国大学堂章程，变通办理，以切实用”@8。19世纪后半叶，登州文会馆、北京汇文书院、通州潞河书院等一系列教会大学陆续创立，其章程设计、功课安排，均与中国传统书院迥异。京师大学堂分设中西学教习，西学教习最初多由传教士充任，百年中国大学的历史，自开端即带有“西化”的印记。因此，陈平原在校史考辨中，坚持以戊戌年岁末大学堂的正式开办作为北京大学的历史起点，而不是上溯千年的太学传统。在他看来，这一叙事框架的确立，既是尊重客观事实，承认现代中国大学教育系自西洋移植而来，“往昔太学国学，其性质范围，均与北京大学不可同年而语”@9，同时也凸显北大“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角色，将其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0

北京大学于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诞生，在其成长过程中，也长期以西方大学作为参照。1917年，蔡元培提出“本校二十年之历史，仅及柏林大学五分之一，来比锡大学二十五分之一，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平行之发展”#1，以德国大学作为标尺;1921年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演说时，再次强调“大学教育应采用欧美之长”，以中国的孔墨精神、德法之研究学问、英国之陶养道德、美国之社会教育，共同组成理想大学的基石。#2“五四”以来，蔡元培引进的德国大学风格及其兼容并包精神、蒋梦麟倡导的美国教育模式及其规范化管理制度，对北大的发展都有深远意义。从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的讲学，到葛立普（A.W.Grabau，1870-1946）、钢和泰（A. von Staël-Holstein，1877-1937）的就聘，北大不断与世界对话，同时保持“清醒的自我估价与自强不息的精神”#3，其独特意义不在于如何追赶西方高校的步伐，而是凸显了北大在中国历史坐标中的特殊位置。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大引领了百年中国的思想文化走向，直接介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红楼一角，实有关中国之政治与文化”#4。在这一意义上，陈平原提出，“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5——现代大学虽是西化的产物，但并非西方教育制度的简单移植和嫁接。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大学的成长，与整个民族命运联结在一起，“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6，这是很多西方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此，陈平原强调，现代中国大学虽从“旁采泰西”起步，不断学习西方知识和经验，但绝不是“欧洲大学的凯旋”。

陈平原的大学研究以出访日本为契机，其二十余年的教育观察，也与其遍布全球的文化足迹密切相关。他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学等校从事研究或讲学，在写下《大英博物馆日记》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日本印象》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文化随笔的同时，也得以近距离阅读东西方大学的历史与特色。有此经历，既能体贴彼时蔡元培考察欧美教育的心情，亦可在不断的比较和阐释中重新定位北大。在他看来，“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7——中国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强调和国际接轨，但“相对忽略了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8。陈平原在关注中国现代大学开风气之先、引领学术潮流的同时，也不忘留意书院传统的存续转化、民间讲学的兴衰变迁，重视大学与社会、时代之间的血肉联系，充分体现出学者的家国意识。“北大不仅是西式的现代大学，它还有弥漫在传统书院中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9这种“当仁不让”的气概，也使他在现今社会“唯哈佛剑桥马首是瞻”的大学排名焦虑中，提醒国人不要丧失自家立场与根基，亦步亦趋地复制美国大学的模样，而应建立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0，从而在全球化大潮中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