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方法：当代散文文体的多元呈现

一、当代散文创作方法的跨学科特征

从新文学运动开始到今天，中国文学完成了现代性对汉语写作各文类的初步探索。在现代文学的三大文类中，小说与新诗不论在国内或国外，都不断有新的理论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中国当代文学也因此形成了复杂、多元的生长历史。自1917年1月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于《新青年》杂志刊发、1918年5月鲁迅又在该刊第4卷5期发表了《狂人日记》，到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近百年来，小说在事实上取代了小品文（现代散文的一支），真正走出了一条“文学发达之极致”a的道路，完成了文学革命的期许。

散文文体在这场文学运动的初期，本来具有鲁迅所言“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土壤。回看1922年胡适所撰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结尾处对散文的发展极有信心，朱自清虽然强调了“外国的影响”，但同样认为现代散文是有希望的。一直到1930年代中期，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还肯定了“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可惜的是，战争的到来，令文学问题的讨论迅速被救亡的问题所替代，白话文运动之后的散文文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实现“五四”文人的期望。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延续周作人、梁遇春、林语堂等人开创的“美文”传统并继续创作“美文”的作家再度出现，此时白话文写作已进入常态，当代小说艺术发展神速，相较之下，“艺术的散文”始终没有找到更好的发力点，发挥出更有影响力的历史能量。真正承担着鲁迅所言“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散文作品和理论并没有实现最初的期望。

有趣的是，广义上的“散文”的读者并没有减少。近年来，广义散文文类之下的“非虚构”写作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创作和理论方面都有不少新成果b，甚至形成了销售热潮。许多论述都认为，“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writing）是一个舶来概念，中国的“非虚构”文体进入学院并获得正式的关注，最初开始于新闻学院，而非文学院。这并不准确。中国文学史中并非没有具有类似文体形态和创作方法的资源。郑明娳在《现代散文类型论》一书中专辟一节讨论“报道文学”，认为这一文类的兴起，可追溯到近代“旅行散文”。中国现代报告文学与现代游记如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周恩来《旅欧通讯》、瞿秋白《赤都心史》等颇有渊源。周立波在《谈谈报告文学》一文中说，“报告文学（Reportage）是近代文学的一种新的形式。它的发迹、有人追溯到散文的发生，更回顾到德国诗人海涅的《旅行记》上去”。郑明娳认为，“报道文学在西方的发展，可分为两大源流，一是社会主义报道文学，一是美式报道文学，前者以社会主义理念规范下的写实主义为基础，视报道文学为一种斗争工具，后者则系因新闻写作而发达而衍生出来的一种文体”。“非虚构”的出版繁荣现象，可能意味着大众文学审美的变革，即“真实”的理性特征被强化，这加速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进入“非虚构”写作的进程。对于“真实性”的阅读需求，和基于“事实”所展开的多元形态的作品，背后隐藏着模糊的学科边界。近年来，更有与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交叉的流行趋势。正如郑明娳所提及，以近代视野来看，“旅行散文”包括了“报道文学”，是“非虚构”真正的萌芽，它不纯粹是舶来的，而是一种特殊的中国式文体，为历史学科所关切。c如今，这些复杂的创作成果，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交叉学科特征，在方法上借用了多学科的叙述策略，这也逐渐使得当代读者对“散文”的认识带有了交叉学科的视野，这些均可看作当代散文文体的多元呈现。

“非虚构”的蓬勃发展，也推动了一些文学学科之外的名词进入到文学审美的标准中来。举个例子，就是对于“民族志”一词的广泛应用。相比“非虚构”的本土性，“民族志”带有更多西方视角的意涵。“民族志”在21世纪异军突起，并不只是文学活动的成就，但是它的发展却和当代文学产生了联结，并促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文类及重要方法：“民族志”写作。

“民族志”一词是英文ethnography的汉译，又被译为“人种志”“田野研究”和“田野民族志”。"ethnography"的词根"ethno"来自希腊文，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ethno"作为前缀与"graphic"合并成"ethnography"后，便成了人类学中一个主要的分支，即“描绘人类学”。把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它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态地、情境化描绘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特定文化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长期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获得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的理解。具体而言，“民族志”研究方法，指的是有人类学专业背景的各种“民族志”。目前，“民族志”已经成为质性研究中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

“民族志”这个名词，如今已被广泛运用到了当代文学虚构与非虚构文类的阐释中，它原本是“方法”，然而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当代作家在推广自己的作品时，会说这是“西部文学民族志”（如冯玉雷的《野马，尘埃》）、“为故乡写作民族志”（如项静的《清歌》）。那么，到底是作为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民族志”在当代被识别出了“文学性”，还是当代文学经由现代主义洗礼之后依然在创作方法上感到不满足，故而借用了质性研究中的方法，从而实现“讲好故事”的诉求？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民族志”和写作方法的根本差异是什么呢？本文认为，“民族志”进入到散文创作的视野范围，是一个重要的、以强调文学方法为核心的当代文学现象。在当代散文文体的多元呈现背后，包含着“非虚构”文体对于其他写作方法的吸纳，是文学革命在形式上的探索和深化。这种方法的融合一方面有促进文学繁荣的好处，可以在一些既有的散文类型上做探索性的尝试，但想要广泛运用，仍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困境。

二、“民族志”写作方法论的局限

上述提及的学科交互现象对当代文学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呢？

黄锦树是较为系统地论述过人类学“民族志”写作与文学写作及文学批评关系的研究者，但他并不是对创作方法有兴趣，而是有志于建立马华文学史自己的方法论。他认为南洋论述或马华文学论述必须成为一种知识，要正视这一问题，人类学视域作为重构论者共同的立场，是有启发作用的。杨聪荣对黄锦树以人类学视域调整马华文学的根本定义的做法也提出了批评意见。d刘蒙之、张焕敏在《非虚构何以可能》序言中认为：“一些社会学学术著作因为具有较强的叙事性，如《林村的故事》 《金翼》 《银翅》 《小镇喧嚣》等也可以被归入非虚构作品……从近年来国内外非虚构写作的实践来看，与虚构文学写作相比较，非虚构写作具有内容真实性、文学表达性、形式叙事性、浸入式与主题边缘性5个特点。”e非虚构的力量来自真实的力量，但“真实”的力量并非仅仅存在于文学作品中，这就为跨学科背景下理解“叙事”方法的调用提供了可能性。有方法，就有方法论。审美的变革又带来了创作者对于方法论的高度关注。

传统的文学方法，并不以生产科学知识为目标。2009年以来，“创意写作”学科落地中国，文学写作技艺的可言说性变得尤其重要。这可能也为文学写作教师调取其他学科写作方法并运用于写作课提供了新的契机。如果说虚构写作，它的呈现方式更像是表演“魔术”，我们都知道它是假的、演绎的，魔术师利用我们视觉的盲区，或者认识的偏差，消解日常生活的常识，组合出奇异的超验图景，产生引人入胜的视觉效果（看起来是真实的）。那么“散文”写作，更类似于一种“剪辑”，我们只能就生活提供给我们的答案进行重新叙述。也就是说，在我们搜集素材之后，我们不能创造没有发生的事，但我们可以调整素材组合的顺序，放大或缩小、增加或减缓素材叙述的速度和篇幅，以期得到我们想要的那种艺术效果。在这一文学化的“剪辑”工作中，散文的艺术追求，表现为我们对于生命经验呈现的瞬间真相的挽留。经过叙述顺序的编排调整，艺术效果的产生本身具有了弹性。美学教育家潘公凯先生曾经谈到过科技与艺术的关系。他认为，科技是求真，艺术追求的反而是“不真”，这种“不真”也不是一种“假”，而是一种可不断翻新的高度抽象的“镜花水月”与“笔墨表征”，其背后的根本，是艺术家如何淬炼人的处境、人的困惑、人与外部世界的精神联系。有的艺术家毫不费力地就能甄别出有质量的感情并加以变形，有的人则需要学习知识，机械地学习和模仿，把“情感”当作人类世界的一种风俗加以客观呈现，而不是以抽象的抒情能量，对审美世界进行提炼和创造。从这一角度来说，刻意训练、广泛阅读、拓宽视野都是必要的路径。

简而言之，对于并不很“天才”的写作者而言，后者可能更为注重实践和经验的积累，且无论是在西方经验还是本土研究中，都具有成熟的方法论。尤其当“创意写作”进入高校之后，其对可被言说的写作方法的重视，为此提供了发展的土壤。一般而言，质性研究需要调取至少80个样本，量化研究则需要最少200个样本。“民族志”若在这一视域下来被加以检视，它的结果呈现更接近于科学，而不是文学艺术，即使它在描述事实的过程中，可能带有文学艺术的表现方法，如感性的故事表达，它也终将以知识生产作为目标。相较而言，文学采风、田野调查的样本并不需要那么多。学科背景的差异，决定了两者试图解决的问题和文学并不相同，简单地模糊二者的边界，并不能替代文学本身的功能。“民族志”要回应的问题是“人类是什么”，传递的是关于人类的知识，它是“把我包括在外的”，也不可以进行“发明”。进而言之，“民族志”写作不足以发明新的情感结构，也没有改变世界的动能，它的写作目标不是传递复杂思想与心灵的能量。它观察人的差异，只是为了加以归类，它默认通过调查工作，有一些事实是可以被归类为普遍知识并被反复验证的。对这种研究方法的认知，基于对于差别性的淡化，这在处理复杂的个体上，难免会遇到问题。文学，恰恰是应该照亮这些研究成果无法应用的部分，关注他们制定的研究目标必然遗漏的人的问题。

尤以当代流行的“非虚构”写作为例，较之传统散文，“非虚构写作”更强调选题的特殊性。若选题足够特殊，那么写作的目标就很容易达到。在四川大学担任非虚构课程教学工作的何伟（彼得·海斯勒）就认为，“创造性部分来源于你是如何运用这些日常素材的，在调查中就存在创造性。非虚构作家需要发掘一些不同寻常的途径去收集信息和选择主题。一个非虚构文学作者需要利用很多非同寻常的手段去采集信息，选择主题。我曾经为《纽约客》撰写过一篇有关中国务工者在上埃及（埃及南部地区）售卖情趣内衣的长文”。选题本身的策划就凸显出“创造性”的意义。这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选题中，是一个常见的思路，吸引人眼球的关键在于选题本身所包含的复杂面向。特殊场景和特殊人物决定了田野作业的质量，哪怕是客观描述，没有复杂的艺术处理，符合条件的样本越多，越能呈现出较强的信息能量和可读性，故事则越生动越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社会学家Jonathan Ong在2017年就有一篇文章，题目是《灾难区域的酷儿世界主义——我的社交软件变成了一个联合国》，讲到了灾后的马尼拉使用社交软件的酷儿们日常生活背后的后殖民特征。在标题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选题在特殊性的叠加上所做的努力，有灾难、性别、世界主义，也有科技媒介。只要找到符合条件的田野对象，并不苛求他们的经历和表达具有文学性。他们所提供的生命经验和信息，将成为可被反复运用的结论，使之符合知识生产的目标。

如果不加节制地在文学写作中运用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并以方法本身为审美的追求目标，是对于文学责任的逃避。“五四”以来最大的成就、借由郁达夫的观点来说，是“自我的发见”，而不是对他者的归类。文学写作的初衷，无论什么叙事文体，均可以问一些自省的问题，比方，“为什么是这个故事？是什么促成了这个故事现在的版本？”，“是什么促成了你这个版本的故事，这个故事如何反映出了你的心灵？”这一系列的自我反思和追问，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复杂生活，并重塑人与世界的关系。如果我们认同人类是具有灵性的、差异的，认同世界的神秘、命运的意外，那么这就与社会研究的“归因”、生产可被反复应用验证的“知识”有着完全相反的目的。换句话说，如果“自我”足够特殊，那么他可以产生文学。社科研究中所接触到或者被描述的故事背后的人，并非来自文学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