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浮世绘与人情交响乐

罗伟章的《谁在敲门》是一部在艺术形式设计方面多有用心的优秀长篇小说。通过对文本先后两次的认真阅读，我认为，借助于艺术形式方面的这些努力，罗伟章所首先试图展示出的，就是一幅当下时代乡村世界的浮世绘。一般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差不多总会有几个可以被看作中心人物的人物形象存在，但《谁在敲门》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粗略计来，在这部长达63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先后登场的那些有名有姓的人物，一共有160人左右。在其中，又有多达三四十位人物，能够给读者留下相对深刻的印象。但如果想进一步从中确定到底哪一位或者哪几位算得上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却又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即使是如大姐夫李光文这般重要的人物，也很难说就是作品的中心人物。由此即不难得出结论，罗伟章在《谁在敲门》中所实际采用的，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叙述策略。所谓“去中心化”，就意味着作家采取了散点透视的艺术聚焦方式，来面对回龙镇的那些普通乡民们的日常生活。如此一种艺术聚焦方式的背后，很可能潜藏着作家某种带有一点“齐物论”色彩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所谓“齐物”，当然是从古老的庄子那里借鉴而来的一种说法，它很显然意味着，在罗伟章这里，现实生活中那些地位身份不同的人们全都是不分高下，应该等量齐观的。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去中心化”叙述策略的采用，才使得《谁在敲门》成为一部没有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在文本中陆续登场的那些人物，可以说都是小说的主人公，也可以说都不是小说的主人公。换句话说，每一个人物，都因此而获得了现代意义上一种充分的主体性。而伴随着小说人物主体性的普遍获得，《谁在敲门》自然也就成了一部具有人物群像式展览结构的长篇小说。我们之所以把《谁在敲门》判断为一部当下时代乡村世界的日常生活浮世绘，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所谓“浮世绘”，按照《辞海》中的解释，乃指“日本德川时代（1603-1867）兴起的一种民间绘画。浮世是现世的意思，故其描绘题材大都是民间风俗、优俳、武士、游女、风景等，具有鲜明民族风格。……浮世绘一般以色彩明艳、线条简练为特色，因多数反映当时的民间生活，曾得到广泛的流传和发展，至十八世纪末期逐渐衰落”。这里，我们意在借用这一绘画术语来指明罗伟章《谁在敲门》的基本思想和艺术风格。

既然是当下时代乡村世界的浮世绘，那自然也就会有普通乡民生存境况的真实呈现。比如父亲许成祥，因为母亲代珍的早逝，一个人拉扯七个子女长大。那一年，大哥春山19岁，二哥春树17岁，大姐春红12岁，二姐春花8岁，“我”也即三子春明5岁，幼子春晌2岁，最小的幼女春英还不满3个月。在生存条件格外艰难的川东乡村，一个单身男人，要想把这七个子女全都拉扯大，让他们都成人成家，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正因为生存艰难，所以，父亲才被迫把幼女春英送给了别人家。但即使如此，许成祥肩上的担子也谈不上会减轻多少。不曾想，等到他的七个子女都已长大成人，且成家立业之后，业已步入晚境的许成祥自己的养老反而成了一个问题。依照乡村的社会伦理，既然父亲育有四个儿子，那养老的问题就应该由四位兄弟来承担。因此，他的三个女儿，尤其是家庭条件相对优越的大姐春红，虽然也可以想方设法以贴补的方式各尽孝心，但却不可能越俎代庖地替代四位兄弟。由于三子春明也即叙述者“我”，人在省城工作，家在省城，但父亲却在大城市里怎么也待不惯，所以，他先是跟着幼子春晌一起生活，没想到的是，明明知道父亲牙口不好，吃不了硬东西，弟媳却总是故意煮锅巴饭给他吃。这种情形被大姐无意间发现后，就硬是把父亲拉到大哥家，让他和大哥他们一起生活。但仅仅只过了一个月时间，父亲就强烈要求还是要跟春晌一起住。大姐只好又把父亲拉进了二哥家，没想到，这一次，他只住了十天，就自作主张地一个人拖着拐杖跑到了春晌家。尽管叙述者没有交代具体原因，但父亲在大哥和二哥家无论如何都待不住，大约总是感到不舒服的缘故。问题是，跑回春晌家后，没过多久，就又因为弟媳背着父亲，独自溜空儿在家炒肉吃而发生冲突，父亲竟然提出要一个人去后山住岩洞。在“我”闻讯赶回去之后，经过一番协商，父亲最终还是坚决表示，岩洞可以不去住，但却一定要一个人单住。“谁知睡个瞌睡起来，我拎着包准备下山，父亲却又反悔，拉住我流眼泪，说他还是跟春晌。”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父亲到最后还是选择了和儿子一起住。问题的关键是，既然弟媳对父亲并不好，父亲却为什么还是要坚执于此呢？原来，“他是担心弟媳跑了，不要兄弟了”。因为此前发生冲突时，弟媳曾经说过想要离婚，所以，“离这个词，像一把大铡刀，没把兄弟吓倒，却一直悬在父亲头上”。这样一来，作家的笔锋便由养老问题巧妙地转向了对父亲心理状态的一种精神分析式挖掘。或许与春晌乃是父亲最小的儿子有关，只要有一点可能，父亲都会想方设法地尽一切可能去庇护他。正因为如此，村里人才会戏谑地说：“许成祥想照顾春晌一辈子，如果春晌活八十岁，许成祥要活一百三十岁才能丢手。”也因此，即使在弟媳那里受虐，父亲也仍然要坚持跟着儿子一起过，其背后所深刻揭示的，就是他内心深处一种牵挂春晌的精神情结。与此紧密相关的，还有两个细节。一个是，只要他和春晌住在一起，“我”每年给出的三千元，就可以貌似“合乎情理”地转给到春晌手里。再一个是，在他80多岁的生日宴上，父亲曾经一再强调，自己一定要争取活到一百岁。因为按照县里的规定，每位百岁老人都会奖励一台彩电，父亲想给春晌挣回一台彩电来。

比如，乡村的普遍空心化。只要是身体条件允许的青壮年，都背井离乡地去外地打工。先是“我们”家：“比如今年，大嫂跟她女儿在浙江，二姐一家在湖北，幺妹两口儿在广东，小字辈更是星散各地，别的小字辈倒还有个实在的去处，大哥的儿子四喜，谁也不知在何方落脚，他五分钟前给这个打电话，说在北京，五分钟后给那个打电话，就可能说在海南。”一个家族的人，大半都跑到外地去打工，肯定是因为在本地生活艰难，挣不下钱的缘故。正因为大家都一窝蜂地出去打工，所以，等到在燕儿坡为父亲办丧事的时候，要想找到能够干体力活的青壮年，竟然也都成了一个问题。折腾来折腾去，能够抬棺的壮劳力，也只是“特务”、许兴、狗屁、石头他们四位。以至于即使是“打井”（川东方言，意为挖墓）这样的男人活，也只能让如侯大娘这样年迈的妇人们去干了。乡村的空心化达到了何种程度，可想而知。但问题却并没有到此结束。关键在于，即使到了后来，打工已带不来什么效益，“外面的厂子即使没拆，没垮，也只敢偷偷摸摸上夜工，做一夜躲几天，无非挣个饭钱”，这些外出打工者却也不回乡。“老人倒麻秆似的死去，又不见年轻人回来安居乐业，即使外面的厂子垮了，不得已回到老家，也是打个响片，养两天神，便又飘回城里;他们在城市里游荡，听此起彼伏的车声，吹横七竖八的风，一身的体力，不知去哪里出卖，便在风里耗散，或在风里变得凌厉。”在这里，很显然还存在着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明落差问题。一个残酷现实是，城市文明较之于乡村文明总是要更高一个等级，想让这些在打工的过程中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城市文明气息的打工者，舍弃城市重返乡村，其实是难之又难的一件事。

再比如，精准扶贫中的某种滑稽乱象。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燕儿坡担任第一书记的，来自省档案局的华运翔。“燕儿坡第一书记华运翔，自己的家境并不好，老婆在省城摆地摊，晚上才敢摆出来，儿子刚上初中，正是用钱的时候，可一听贫困户哭穷，他就摸荷包。”想不到的是，他后来的一种莫名窘境，正是摸荷包给摸出来的。那一次，因为听到一个名叫马翠的妇人哭穷，华运翔心有不忍，马上从荷包里摸出三百块钱递过去。这一递，可就捅了个马蜂窝：“刚递出去，面前就是一堆手。他就一户一百地给。那天，他身上揣了七百块，都是百元券，给了马翠三百，只能再给四户。可在场的不下十户。给完了，他两手摊开，说没有了。没拿到钱的，先是失望，继而怀疑，随之变得凶狠。他清晰地看到了那眼神的变化，便把口袋翻过来，说真没有了。可面前的手不仅没收回去，还伸得更直。”就这样，一场根本就料想不到闹剧上演了：“‘不给钱，莫想走人！’他们喊着说。/华运翔打了个寒战，别开众人就走。/没走几步就被擒获。/毕竟是军人出身，脖颈和膀子一甩，再走。但已不是走，是跑。/却又摔倒在地。是有人向前一扑，扯住了他的裤腿。/当他挣扎着向前跑，裤子就像被剥皮那样剥掉了。/他是穿着内裤逃回村委会的。”这种场景的出现，着实让人情何以堪。华运翔的本意是竭尽所能地帮助困难的乡亲，没想到的是，被帮助的乡亲们却不仅不承他的好意，反而变本加厉地把他最后剥得只剩下了一条内裤。出现于罗伟章笔下的这个场景，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鲁迅先生当年对于所谓看客的揭示，以及对看客心理的洞察与批判。燕儿坡的这些简直不知廉耻的吃瓜群众，其实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甚至较之于看客还要更等而下之一点。

以上种种远不足涵盖出现在罗伟章《谁在敲门》中的真实乡村图景，在其中，敏感的朋友当然可以感受到作家某种犀利尖锐的批判目光的存在，因为优秀如罗伟章者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生活的粉饰者。但仅有批判二字，却又不足以涵盖罗伟章写作的全部努力方向。某种意义上，包括批判在内的一种更富表现力的浮世绘式的世相呈现，或许更切合《谁在敲门》的基本面貌。然而，抓住了当下时代乡村世界的浮世绘，却仅仅是抓住了《谁在敲门》的一个方面，与乡村世界的浮世绘相比，更为重要的，是罗伟章对曲折幽微的人情世故的深入理解与把握。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更愿意把《谁在敲门》判定为鲁迅先生曾经极其称道的以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和表现为显著特色的“人情小说”。黄德海之所以会把《谁在敲门》与《红楼梦》相比附，我想，这恐怕也是他的着眼点之一。关于“人情小说”，鲁迅先生发表过极精辟的见解：“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全书（指《红楼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①参照鲁迅先生的精辟见解，在我看来，所谓“人情小说”，就必须在人情世故的揣摩和表现上下极大功夫，千方百计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段以曲尽人情世故之幽微曲折。

比如，关于何老三和大姐夫合作经营挖挖机和采砂船。作家先是描写何老三一大早在大姐夫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就赶过来给大姐夫付钱结账，大姐夫的态度也非常坦然，问题在于，大姐却忌讳：“大姐倒不忌讳我，忌讳父亲。不忌讳我，是觉得我肯定比大姐夫挣得多，忌讳父亲，是觉得我家那些兄弟姊妹，个个都没个饱足，你挣一百块，就恨不得你拿出九十块给他用。”但大姐果真不忌讳我吗？答案只能是否定的。等到何老三告辞出门后，大姐刻意对我解释：“何老三昨年下半年就没给过我们钱。”她的意思非常明显，何老三之所以一下子就拿出那么几捆钱来，是因为积攒了半年都未付账的缘故。但其实，大姐夫早已对我说过，何老三坚持每月按时结账，这是他雷打不动的规矩。大姐和大姐夫两相对照的结果证明：“大姐到底是防着我的。”这里，肯定不能说大姐不信任我或姐弟俩的感情有什么问题，然而，虽是嫡亲姐弟，但大姐却偏偏就要这么说，甚至还不如大姐夫坦诚。这一点，或许可以用“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俗语来解释。别的且不说，单只是围绕何老三一大早登门送钱这样一件事，就搞出了这么多应该或者不应该有的弯弯绕，人心之叵测，人情之曲折幽微，于此可见一斑。

再比如，同样是给妻家的兄弟几位拿烟来抽，大姐夫却对“我”明显地青眼有加。对其他兄弟，给的是十五元一包的“巴香清”，虽然已经算是“巴香清”三种档次里的上品了，但同样是妻弟，只因为“我”不仅曾经上过大学，而且后来还在省城工作，所以，大姐夫便对“我”格外地另眼相看：“他就把我领进里屋，给我拿烟。打开橱柜，满满当当全是烟，他给了我一条软中华，便把橱柜闭了。分明有整排大重九，还有南京、贵烟、黄鹤楼，全是极品的，为什么不随便再给一条？我当时就是那样想的。”明知道大姐夫对自己已经另眼相看，但“我”却依然贪心不足，拿到一条烟后并不满足，还想着为什么不再给一条。这种潜意识里的贪婪心理，很快就被大姐夫稍后的一段话验证。那一次，在给了其他兄弟各自一包红壳子后：“兄弟说：‘要拿多拿一包嘛，给一包，揣在左边右边翘，揣在右边左边翘。’大姐夫朝我眼睛一轮：‘我说啊！’是指他早上说的给外人拿烟和给亲人拿烟的话，现在得到了验证。”实际的情况是，一大早起来，大姐夫就针对亲人和别人之间的区别发表过一番百试不爽的“高论”：“亲人仗着是你亲人，做起事来，拖工期，踩假水，总不尽心，问你要钱的时候，脖子却比牛脖子还粗。找外人就不一样了，一是一，二是二，不得把二说成三，也不得把二说成一。外人把事情给你做得巴巴适适，还对你恭恭敬敬，感山谢水。这好比你给外人拿包烟，外人对你有说不尽的好话，你给亲人拿包烟，他心里却在冒泡：为啥只给一包，不是给一条？——不如不给。”事实上，不只是其他的几位兄弟，即使是被大姐夫高看了很多的知识分子“我”，在这一点上，也都如同其他兄弟一样没出息，都想着大姐夫为什么就不能慷慨一点，为什么就不能多给一条或者一包。一方面，大姐夫对几位妻兄弟的区别对待，固然说明着人情世故的无孔不入与无处不在，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几位兄弟“没有出息”的表现，却也从一个特别的角度说明着人性本能中贪婪心理的普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