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虚构写作的时代意义

一

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或者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走向大时代的前所未有的时代。1990年代之后，从国外形势来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对立阵营之间的对峙结束;从国内形势来说，是市场经济从经济形态这一根本处变革了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结构并相应性地引发了国人价值观的巨大动荡，是中西方几千年历时性的演化形态于1990年代之后在中国的共时性展示;在国内外如此巨大的时变中，中国成功地完成社会转型并以此积极地参与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响应了新时代的历史性召唤。面对这一召唤，原有的思想资源，无论是古代中国的文明成果，还是现代西方的文明成果;无论是民国黄金十年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实验，还是1949年之后计划经济模式在中国的急速展开，都不足以全面地应对这一召唤，你只要看看近三十年来在中国大陆诸种人文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或者几方同时共处却相互尖锐对立，即可了然。如果说，1980年代的新启蒙还完全可以借鉴“五四”时代的思想资源，是一个共名时代，那么，在今天，则诸家烽起，相互辩难，是一个无名时代。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审视作为时代感应器的文学创作，我们就可以比较清醒地看到，1990年代之后文学的边缘化，表面上是市场经济的冲击，其实是文学界缺失思想深度，没有能力感受、透视、把握历史经纬，直面社会现实矛盾，从而无力应对中国公众今天的精神危机、满足中国公众情感需求的结果，也使超越现实的文学虚构因为对现实把握的欠缺而影响了想象翅膀的高阔飞翔。即以如今被视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代表且方兴未艾的长篇小说而言，据说近些年来，中国每年长篇小说的创作数量均在四五千部左右，但平心而论，又有几部能够成为标志着时代高度的巨著呢？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时代历史性标志的长篇小说，只能出现在一个历史时代形态非常成熟而又面临根本性危机的历史节点上，如中国传统社会末期的《红楼梦》、1930年代的《子夜》、1950年代末的中国长篇小说创作高潮;如西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渐次出现的历史节点。而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生成的时代，不是一个成熟的时代。即使几部或可堪称时代巨著的长篇小说，你如果细究起来，那也还是文学对1980年代中国的收束，而不是对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对应。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或许可以对存在形态颇多争议而又成为事实存在的非虚构写作提出新的认识。

对非虚构写作，我们似乎不能从字面上或从写作学形态上给以界定，而要将其置于价值论层面加以认识。那就是，在今天，当原有的思想谱系都不足以解释、对应从未有过的时代大变局时，文学力求回到事物本身，直观事物本质，通过亲身的经验、通过对事物的直观，突破依从原有的价值形态形成的对事物的认识阈值，从而回应当今时代中国公众的精神需求与价值危机。在这其中，回望过去特别是回望过去百年，而不是直接面对今天，又显得特别地重要，这是因为过去的百年与今天的关系，从历史发展精神血缘来看，尤为紧密亲近。这也是因为，人在面对今天无法解决的困惑危机时，总是会自然地从过去的经验中、从已有的记忆里，去寻求如何应对的资源。其实，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界，1990年代之后，整个人文学界，也均从重视观念创新，转向重视史实史料并相应地完成了其自身学术范式的转型。那就是试图重新先回到事实本身，是事实判断高于价值判断，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悬搁一切价值判断，去除一切观念的遮蔽，直观事物本质。即使就中国公众的社会意识而言，你只要看看今天国人普遍的忆旧情怀，在回忆旧事时，潜在地表达面对今天的情感，你也就会切实地感受到，这是怎样地一种带有价值形态共同性的应对社会变迁的时代潮流。2001年是“诺奖”设奖百年纪念，瑞典文学院以“见证的文学”为题召开了一个研讨会，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宣布：他要把非虚构文体打磨成一种利器，为人类书写记忆的权利而战。这或许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认识中国非虚构写作得以形成的一个佐证。

从这样的认识视角出发，我觉得，当今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其主要形态大致有这样几种：

第一种，退休高官、失意政要、中枢文人、官二代、学人记者等回忆或记写的中国高层的政治生活。这不是猎奇，不是探秘，而是因为高层政治生活是一个时代矛盾最为尖锐突出的体现形态，这也使人性人情的复杂性、深刻性得以最为突出地呈现，并因之使公众在以此为自身对象化的审视中，走进了时代，贴近了自己。这其中，退休高官对高层政治的亲历性及自身的感受，失意政要为自身辩护而对历史、人世真实的另一种揭示，中枢文人对高层政治的细节性的感性的丰富性，官二代对自家前辈血肉相连的亲切性，学人记者通过档案、日记、书信、访谈等第一手资料的可证性，把高层政治生活其人其事栩栩如生、血肉丰满、感性充沛地呈现在了国人面前。

第二种，亲历者回忆或学人记写的社会各界如军界、工商界、实业界、文史界的时代风云。战争，是百年来中国社会的重要历史现象，军界风云自是令人惊心动魄。这其中不仅有着正义战争中的牺牲精神，高贵品格，也有着武装冲突各方的复杂性，有着个人在战争残酷性中的各种命运。工商界、实业界风云一向为国人所陌生，但却是今日经济建设所不可忽视的既有经验，今日读之，仿佛是在我们眼前开了一扇窗。文史风云的士人学子，其精神风貌，则最为当今国人所津津乐道，而之所以如此，恰因国人精神构建之所需也。

第三种，各类文人或有书写能力的亲历者回忆或记写的民间生活。此种写作，值得关注者亦有三：其一是对乡村生活的如实记写。传统中国是乡土中国，处于时代转型中的中国，虽然都市兴起，商业经济大潮汹涌，但乡土的基因，却仍然深植于社会结构与每个人的生命结构之中，而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又主要体现于对乡土中国的冲击，与我们今天的社会及每个人的生存形态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二是家史。血缘关系人际结构下的“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无疑是有着基本的最为重要的位置与作用的。所以，以写“家”为中心的《红楼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集大成者。所以，从鲁迅到巴金、路翎到赵树理等等，“家”成为中国新文学作家最为重要的写作主题之一。近年来，伴随着一代有一定社会地位及写作能力的国人步入晚年，民间性的家史写作之风渐盛，这些家史，上连民国一代，下连1990年代生人，极为丰富的历史意蕴得以血肉化地体现。其三，是以个人经历对大小时代事件的民间呈现。这类文字，不求社会承认或公开发表，更多地是满足自我诉说，但却于其讲述中，常常让人看到被忽视被遗忘的真实而又生动的另类的历史细节、社会影像，从而得到民间公众的共鸣，亦让学界为之眼睛一亮。

上述三种回忆或记写，其文体形式，或回忆录，或传记，或以记人叙事的纪实散文名之，或以重要史实专著形式出现，或以史实性的学术性随笔为公众喜爱，不一而足。其出版方式，或公开出版或坊间流传或伴随新媒体面世。但均因为其中人物的生动、内容的真实而文学性与历史性兼具。而寓于史实的或显明或潜隐的思想性亦是其主要特征。在这其中，我们或许应该暂时搁弃“五四”时代以降的纯文学观念，回到文史哲不分的传统中国的大文学观。

如此的非虚构写作，林林总总，成为今日中国思想界、人文界的历史性标高，也实际地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界最具实力的体现。下面，我拟以毕星星的非虚构写作为典型个案，希望能够让学界、让公众以一斑而窥全豹。

二

毕星星的非虚构写作主要体现在他的《坚锐的往事》 《走过带伤的岁月》 《走出岁月的阴影》 《河槽人家》a这四部集子中。

在这四部集子里，作者或写民国往事，如《孙中山在松江的马桶事件》 《遥想当年的中国科学社》等;或写某个历史时段国人的精神现象，如《男男女女五十年》 《上一代人的离婚战争》等;或写文人名士在政治运动、历史节点上的品格节操，如《大家小忆》 《写作组记忆留痕》等;或写大的文化事件，如《〈三上桃峰〉的来龙去脉》 《柯云路当年带团做人体特异功能表演》等。但他写得最多最好最有特色的还是对乡村的叙写，所以，我们的论说不妨集中于此，仍是企图收以一斑而窥全豹之效。

毕星星对中国乡村的非虚构叙写，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系列：“乡村档案”“乡村风景”。这些文字基本上都在《随笔》 《红岩》等各地刊物上刊发过。这些文字对中国乡村的如实记写，从人生形态、社会内容来看，是方方面面的;从时间跨度上来看，从民国伊始直至1990年代;从写法上来看，有的人物突出、事件完整，有的则三言两笔，类似速描，却又意蕴十足，令人回味无穷。譬如，作者写他曾建议西戎，作为中国作协召开的大连会议的亲历者，作为其后被广为批判的大连会议“中间人物论”的代表性作家，应该写点回忆文字为所谓写“中间人物论”立照，但接下来，作者是怎么写西戎的反应呢？只有短短几句：“西戎听了，神色严峻，凝视远方，不置可否”，真可谓言短意长，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但为了论述的方便，我还是勉强将毕星星对中国乡村的非虚构叙写，分为几个大的方面，略述如下：

第一，是对中国乡村文化、农村文化多面相的揭示。在《最后的乡绅》 《特级教师南岩之死》中，作者写了两位乡村教师的悲凉命运。作为过去了的时代的传统乡村文化的具体承载者，乡村教师的精神风范与劳作能力是与重视体力、重视政治革命后的“农村”“农村文化”格格不入的，又因为这种文化身份以阶级出身的眼光考察，未免就不那么纯粹，这都导致了《最后的乡绅》中的主人公“师傅”与《特级教师南岩之死》中的主人公南岩，在经年日久的“农村”的体力劳作中，“受尽奚落和嘲笑”，成为一个身上有着太多异质气味的生活在“农村”的“乡村人”。在这两篇文字中，我时时可以看到鲁迅小说《孔乙己》中孔乙己的面影，他们都是某种文明的承载者，却生活在这种文明的没落时代，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的“零畸者和多余人”。

《谁还知道李希文》写了在一个时代权力规训下的农村文化人，通过他体现出农村文化的某一种呈现形态。李希文是代表一个时代文化风尚的农民快板诗人，他曾经红极一时，如毕星星文中引用的郭沫若所说：“我是郭老八，陕西有个王老九，你就是李老十。”但通过他之口而流行于一时的快板，却与农民的实际生存相去甚远。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李希文最终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被新的时代所遗忘。于其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农村文化风云的流转。与此文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三十里铺〉散记》一文。《三十里铺》是广泛流行于山西陕西一带的民歌，后又因中央电视台的多次宣传而名闻全国，但其却在多次改编后，形成了与最初版本完全不同的内容与风格。虽然民歌《三十里铺》唱响全国，也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文化产业效应，但其最初版本的女主人公原型王凤英老人却在偏僻深山穷困一生。用她本人的话说：“这个歌儿可把我坑苦了……你说我是名人，咋还这么穷呢？”生活的本相与艺术的扮相之反差竟然如此悬殊。诚如毕星星在文中所说：“民歌这种纯粹民间生长的东西……披上金光闪闪的华丽外衣，登上了华美炫彩的舞台、银屏，它，还是民歌吗？”

与上述两文相对照的，是《遥远的倾听——上世纪中叶的乡村民谣》中所记载的流行于20世纪乡村的民谣。这些民谣，伴随着社会时风的变化，真实地反映着乡民的心声，虽然因话丑理端、不曾登上各种媒体而只在乡民的口头流传。如今，毕星星以历史时光之流逝为线，将其如实搜集记载下来，并伴以必要的背景解说，使我们得以通过文风一窥乡风的演化。譬如“手扶犁拐鞭打牛，老子不做你吃毬”。毕星星注解曰：农民对“城里人”，农村对城市的心理对抗。这类民谣，时代风味特浓，如“一天吃一两，饿不着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着炊事员”。毕星星注解曰：是公共食堂时期的特征。

在《有一个市长是诗人》中，我们看到，脱离乡土大地的政治热情、文学热情，曾经如何造就了我们的文学，改造了乡村的乡风。这样的热情、激情的力量，在社会的变革中，又是如何一次次地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就如同一位学者所说：文学的马刺，敲打着政治的战车，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跑越快。如果我们以此深入反省历次的政治运动的热情，反省我们的文学观念，亦当收获深刻的启迪。

第二，是对乡村性格的多面相的揭示。论及乡村，我们的记忆之库里，总是率先蹦出淳朴、勤俭、亲情、厚道等等字眼，所以，毕星星书写乡村之恶的文字给我刺激甚深。譬如《大匠野史》这篇作品写一位乡村建筑匠人领袖，业绩非凡，却为自己的养母之子即自己堂弟所妒忌，后者经年累月地以莫须有的对养母不孝的罪名作为攻击“大匠”的利器，终于使“大匠” 心气郁结，积郁成疾，最后身患绝症致死。毕星星对此分析说：“堂弟谋害大匠，并不希图自己得到什么。他没有利己的动机，纯粹为了害人。与必要的恶相比，这是一种纯粹的恶。”这样的一种“纯粹的恶”，是社会差别对人性扭曲之后的人性的“恶疾”，这种“恶疾”在乡村普遍存在且历史悠久，其破坏性的能量骇人听闻。汉娜·阿伦特在论述德国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够形成的原因时，将“平庸的恶”归结为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东方的社会性灾难能够形成的一个原因，亦来自这种“纯粹的恶”。问题更在于，大匠之死的真正原因“私下议论是可以的，形成一种公开书写，那是断不可行的”。作为公开书写，那一定是：作为荣获鲁班奖的全国优秀企业家，他积劳成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于是，这种“纯粹的恶”难见于“正史”，只在“野史”中流行。于是，“大匠”在现实中死一次，在“书写”中再死一次。读之，总让我想到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