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有一个引领者

某一个春末夏初的日子，我行走在威尼斯的街道上。我必须说，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城市，蓝色的亚得里亚海在不远处起伏，这在水里浸泡了千年的城郭，就在她的水边，在那些原本可能是草莽覆盖的河岔中。我无法描述这城市，我意识到，我正处在哑口无言和目瞪口呆的反应中。

更可能的是，我正在“通向语言的途中”。那一刻，我意识到这点，一句古老的格言攫住了我。

为什么呢，眼前有景道不得，我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描述它。我在这途中停下来了，一任时间随风而逝，犹如过去两千年中早已灰飞烟灭的历史。

我有这个权利，我可以选择哑口，因为这样的建筑和栖居原本就是诗，还要怎样搜罗张致，什么样的语言能够超过这些画面本身的诗意？

整整十年后，又一个春末夏初，疫情时期，我行走在离家不远的街道上。黄昏降临，天边的一抹晚霞，像一片末日的火焰，忽地将我带入到遥远的往事之中，让我的记忆如此虚无而又荒诞地燃烧着。我为什么会想起多年前的威尼斯，想起那座城市的黄昏，那带着清凉和温柔火焰的向晚？眼下，这偌大城市的街道上空无一人，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恍惚感，不知道这一刻是谁，何人行走在现实和记忆中，行走在那依稀蜿蜒的通向语言的途中，然后又迷失。

但是有了。我耳边忽然想起了一个短语，一个无厘头，但又确有来头的词组，或是一个遥远的叹息——“那么，威尼斯呢？”

是的，威尼斯呢？它和谁有关？

我在文字的开头，抑制不住地写下了这些句子，当然不是为了抒情，而是为了这一刻真实的幻觉。在这疫病的时代，不惟抒情是不道德的，甚至过于沉迷流畅的语调和漂亮的句子本身也不道德。我只是想用自己来反衬——不，是想用他，来激励常常失去语言的自己。

他是谁？当然是欧阳江河。他随时随地，都游走在语言的巨大光晕之中，仿佛核聚变，他的语言会随时生出难以想象的，输出巨大能量的链式反应。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我一直在琢磨着老海德格尔的这句话，难道语言不是应声即到脱口而出的么，为何还要在通向它的途中盘桓？是的，我意识到，这是“在”与“思”所共同决定的，“言”是“思”的结果，也是“在”的证明。这里有一条形而上学的小径，蜿蜒在精神的山巅和生命的云端，当那言和思共同出现且最终汇合的时候，就是人感受并印证了“在”——此在、存在——的时候。

所以，不惟“我思，我在”，这一路途的终点还必须有“言”，言尽出，而意方现。可我通常却在通向这境地的途中迷失。这让我常常停留在生命的恍惚与迷惘之中，不知道那一刻的我，是“在”也“不在”。

所以十年前的我，不曾为威尼斯写下一个字，十年后的这个黄昏也是。我依然只有记忆的混沌和无言的怅惘。尽管那一刻中威尼斯的美景似乎蜂拥而至，我依然不知道说些或记下些什么。但那一刻，我忽然记起了他的诗句，那些句子如同黄昏时分的晚霞，倏然以盛大的气势，覆盖了我的世界。

你一夜之间喝光了威尼斯的啤酒，

却没有力气拔出香槟酒的塞子。

早晨在你看来要么被酒精提炼过，

要么已经风格化。文艺复兴的荒凉，

因肉身的荒凉而恢复了无力感，

说完一切的词，被一笔欠款挪用了。

拜占庭只是一个登记过的景点，其出口

两面都带粘胶。一种透明的虚无性

如鸟笼般悬挂着，赋予现实以能见度。

每个人进去后，都变得像呵气那么稀薄。

这只是一首诗的约二十分之一，但它是如此灵验地打开了我关于威尼斯的一切，我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关于这城市的风景、历史、传说，还有这游历者或过客，所能够背负的一切。但这一切只在他的“思与在”中存活，而在我的语言世界里，就仿佛是那座古老的通向密闭牢狱的“叹息桥”一样，压抑、兴奋、晦暗，只剩一声短促而缥缈的叹息。

“那么，威尼斯呢”？

是的，它在语言中醒来，然后又在风中逝去，最后留驻在了欧阳江河式的黄昏里。

在诗歌中的欧阳江河，即使不是一个圣者，也是一个十足的智者，他用全部的诗歌写作，实现了一个智者的形象，一个具有“玄学气质”的思想者的范儿;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他却一直努力成为一个俗人。你要是请他吃饭，他会说今天的菜是我吃过的最好的;你要请他喝酒，他会说这酒真不亚于茅台;你要请他喝茶，他会把你的茶赞美成一朵花，味道堪比舒伯特、瓦格纳晚期的音乐。

所以你没有办法不在敬重的同时，喜欢他这个人。生活中的欧阳江河常常会让人产生错乱感，这就是那个写出了《玻璃工厂》《傍晚穿过广场》《凤凰》乃至于《苏武牧羊》的欧阳江河吗？他什么时候只要愿意，都会欣然走下云中的神坛，笑嘻嘻地和你站在一起，手里端着酒杯，与你称兄道弟，甚至口占俗词儿，顷刻间万丈红尘。

所以欧阳江河的酒局多、活动多，缘何？因为他从不掀桌子，砸场子，请他吃饭的人除了仰慕他的诗名和才华，还会欣然于他满满的“正能量”——会把你的菜和酒夸到天上，会带给你一整晚的快乐，把你阴郁的情绪一扫而光。还有开会，任何场合只要他在，就不会冷场，任何话题只要到了他那里，就不用担心不会升腾到云的高度。

当然，一旦把话筒交给了他，那也就意味着你甭想按点儿开饭了。因为只要他打开了话匣子，就没有别人什么事儿了。

我一下子把话题又拉这么低，是想让读者知道，诗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当年李白和苏东坡也是这样，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好酒喝到哪儿，偶尔还会写些“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之类的俗句，来支应朋友。《赠汪伦》那么有名的一首诗，可是你打听一下汪伦是谁，谁会知道，不过就是喜欢做东的酒友而已。

可是你会觉得他们俗么，当然不会。所以我会和他说，江河兄，我是会允许你“俗”的，你怎么俗都可以，因为只有大诗人才有俗的资本——在别人那儿是恶俗，在你这儿便是大雅。

自然是玩笑，他也就高兴地哈哈大笑一番。

但也有话不投机的时候，这时欧阳江河也是个十足的“暴脾气”，也会马上翻脸，光是我亲自见过的就有几次。但是和山东人不一样，他不会上拳头，四川人虽然脾气暴，但不会真的像山东人那样，动辄拼老命，出手没轻重。他们无非是语言上使劲，声音大，嗓门儿突然高上去罢了。江河也是这样，吵起来嗓门大到顶破屋子，事后却不记仇，再见面时还跟没事儿人一样，这就很可爱。诗人嘛，没点儿率性也不好玩，而没点儿赤子心胸也不可敬。

江河随时会穿越，从红尘到殿堂，从古人到今人，从纸上到现实，也就是一秒钟的事儿。顷刻间他摇身又变回智者的肉身。

西川曾说，没有欧阳江河不能谈的话题，只要你有题目。大部分时候他都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只要开口就如悬河。有时话题离他的惯常稍远，他会在前几分钟里有些许犹疑，“开始他自己也确实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几分钟以后，他会突然找到一个切入点”，然后就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高级的、玄学的、世界性的话题，然后从老子到康德，从本雅明到德里达，从苏格拉底一直到齐泽克……直到把这问题变成一贯通古今、纵横八荒、上天入地的题目。

所以，欧阳江河既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俗人，也不是奥林波斯或昆仑山上的仙人，而就是一个现实中的智者。他的思想本身你也许不一定赞同，但你无法否认，他是当代中国诗人中“最具思想能力”的一位。“思”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动词，在他这儿是永动词，“诗学”仅仅是他庞大思想场中的一个小界面。不过由他所生产的“中年写作”“减速诗学”“异质混成”“作为幽灵的写作”等等概念，至今依然是当代诗歌最具原创性和引领性、也最敏感地回应着当代历史的概念。

再说说欧阳江河的俗故事——我常想，现如今人们对李白的了解，也就是限于“酒中仙”“谪仙人”那点事儿，很少有真实的故事，为何，就是缘于当世友人的手懒，没把他那些靠谱的不靠谱的事迹，都一一记录下来，所以才使得研究者倍感材料的贫乏。作为与他混迹多年的“老盆友”，自然应该照实了说，绝不为贤者讳。

欧阳江河“喜欢丢东西”——这么说是因为他太容易兴奋，一兴奋就会魂不守舍，与现实就会发生脱节，然后就开始丢三落四。当然，他肯定不会把自己也丢了，甚至也会把别人也“拐”了来，但他的手机却换得特别勤。

我与他同行的出游经历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次数，关于他的手机都出现了离奇的故事。一次是手机掉入了公厕的马桶里，找人捞上来，发现主板已烧坏了，找人去修，致使行程耽误了半天;有两次手机丢到了高铁上，其中一次我拜托了铁路公安的诗人朋友，追踪数千公里，硬是帮他找回来了;还有一次，是他从外地回来，发现手机又不见了，我再次找到铁路公安的朋友，这次人家调动了多处同行，协力找了一个星期，最后表示非常沮丧，觉得失了铁路公安的面子，因为他们多年来几乎从没有失手过。可是过了一个星期后，欧阳江河突然从自己的行李箱中找到了。连他自己都纳闷：自己一路都在刷手机，出站时也要用它打车，而行李箱锁得好好的，从行李架上回到家中，是何时，又因何，这手机竟然钻到了箱子里？

还没完，还有一次，是欧阳江河到学校来参加活动，他一脸春风来到我的办公室，还没落座就接到一个电话，人家问他是不是把别人的手机拿走了，他说，不可能啊！一边说着，一边从口袋里又掏出了一部一模一样的——原来，他把别人的手机当成自己的给“顺”来了。人家那边本已准备报案，我赶紧抢过手机对人家解释，说我是他同事，我保证我们的这位先生是良民，确乎是不小心拿错了。原来是他刚刚在咖啡馆买单时，误把桌子上的一位女士的手机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出这些奇葩“娄子”，我相信江河兄绝然不是撒娇，虽然我们都开他的玩笑，说他是被亚娅——他的年轻太太“惯”出来的，但也委实有点冤枉别人了。不是别人惯他，而是他自己“惯着”自己。而且是有选择的，因为他关于旅行方面实在是十足的“老江湖”，一旦出国，他便细心得毫发无误，从没出过什么问题。那一次，在开罗不远的胡夫大金字塔下，我被一群居心不良的当地小贩给困住了，他却轻松地躲了过去，且又回来帮我解围，不然可真要麻烦了。他用英语大声地说着，“No，you must be stop！”那些仿佛从电影《木乃伊》中钻出来的长衫贩们，在一个东方面孔的小个子面前，居然一哄而散了。

那一刻我顿然觉得江河兄变得十分高大。

说到他的英语，他自己经常说自己会一点，但是很“烂”，可他喜欢用烂英语交流，一旦喝到三两以后，那英文水平会突然好出若干个量级。西川说，“江河是可以用100个英语单词讨论哲学问题的”，西川是北大英文系毕业的，跑遍了全世界，英语自然属殿堂正宗，别人的那点儿货，在他那里都不叫事儿。但他这么说，可不纯然是调笑江河，而是在夸赞他的交流能力。

诚哉斯言，我多次领教过江河兄英文的厉害——他确乎用最少的英文词汇，实现了最大的交流效果。这在中国的诗人和作家中，可谓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人大都羞涩，不太擅长与外国人当面交流，尤其更不愿意“拽”外文，即便是有的人英文稍好点，和老外在一起也都是寡言少语，打完招呼就哑火了。但江河却不会，他会一直借着酒劲儿飚英文，仿佛武松的醉拳，喝一分酒就有一分的力气，他是喝一分酒就有一分的熟练度。

而且到最后，那些个老外，无不与他勾肩搭背，成了哥们儿。

1987年，我在《诗刊》上读到了欧阳江河的一首《玻璃工厂》，这是他在继长诗《悬棺》之后又一次惊到我。1990年代初，我在一本诗选中读到了博尔赫斯的那首著名的《镜子》，感觉到这首诗与《玻璃工厂》似乎存在着某种奇怪的“互文”。很多年后，我越来越觉得这两首诗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可对读性”，但我确信，江河在写《玻璃工厂》的时候，并没有读到博尔赫斯的诗。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所见略同”，是因为他们都是智者，他们的写作属于接近的类型——即“元诗型写作”，喜欢将事物穷究极问，作追根刨底的分析，以及“关于分析的分析”。